老庄主

文/阿笨
                          一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仍然在地里割草背瓜。老庄主是我给他上的尊号，因为我觉得他太爱庄稼，太爱土地了。

父亲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二月，那时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大爷爷是玉舍大地主钱文达家的头人，代钱管理着高石冲子土地和相关事宜。二爷爷是毕摩先生，经常给人做红白喜事。三爷爷是保长，全家的经济大权主要由三奶奶掌握。四爷爷早夭。五爷爷负责经商，常年奔走于六枝郎岱、盘县等地。我爷爷是他们弟兄姊妹中最小的，最受曾祖母的溺爱，常常是提笼架鸟，四处混吃混喝，有时随大爷爷去佃户家收租子，有时随二爷爷去给人家做红白喜事，逢着知道三爷爷有抓壮丁任务，爷爷总找借口说要出去遛鸟，其实是悄悄地给要被抓的人通风报信，结果足三爷爷抓壮丁常常落空，知道真相后也拿我爷爷没办法，因为有曾祖母护着，俗话说的好:"皇帝想长子，百姓想幺儿。"爷爷的日子是过得最惬意的了。在民国末年那个特别混乱的年代，大大小小的官更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事屡见不鲜。当时从水城派到果布戛的乡长到任后欺男霸女，引起了当地豪强的反对，他们把乡长朱伯轩及十多人的卫队包围在果布戛的一座小山上，放火烧山逼出来后把他们全部缴械。豪强们要全部枪杀这批人，大爷爷是出名的老好人，他说朱的两个勤务兵还是十多岁的孩子，不要杀害他们。最后这批人除这两个勤务兵外，全部被杀扔在山沟里。

枪杀朱乡长事件发生后，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族了。因大爷爷的长子大伯父是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国民党保安团开进了我们村子，二爷爷、三爷爷成为枪下之鬼，跑得快的捡得了命，跑得不快的成了人质。大爷爷变卖了全部田地换回人质，办丧事时六口棺材整齐地停放在村口，情境不胜凄惶。办完丧事后不到半年，郁积于心的大爷爷也去世了。大伯父成了国民政府追缉的逃犯，整日东躲西藏。临到解放，又被钱文达任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这个光杆司令在山林岩洞中躲了两年自首，之后就是二十七年年的劳改生活。

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已经穷得吃上顿没下顿，变成了真正的贪下中农了。父亲十余岁时，中国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和三叔他们上山挖粘苕、和尚头等野莱充饥，侥幸捡得一条命。

父亲十二岁才进入学校读书。读完二年级，父亲跳级到四年级。由于是跳级，父亲的数学成绩开始很差，数学老师经常摸着他的头说:"你的数学成绩差，是不是因为你的头太大。"父亲深受刺激，于是奋发图强，从背乘法九九表开始，一点一点把数学成绩追了上来。

小学五年级，父亲转到了常明小学。他是他们班上最壮的学生之一，也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常明求学生涯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在常明，父亲结交了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遇到了一生中最欣赏他的老师。父亲常对我说，他是他们班上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每次老师都要点评他的作文。我相信如果父亲受到更好的教育，不为生活所迫，他一定会一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叙事生动，特别吸引人。他的语文老师是黄胜武老师，多年以后也教了我一年的语文，特别喜欢打蓝球，他曾对我说:"你老爹读小学时就有一百三十六斤，壮得很，你小子也是壮得很！"黄老师曾对我父亲许多同学说:"你们班的同学，张国举当农民，我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父亲的初中在杨梅中学只读了一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迫中止了。父亲右杨梅度过了最艰苦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因为家里穷，爷爷奶奶给不了毎月四块钱的生活费，当时学校学生到附近砖产参加劳动，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助，父亲向老师说明自己家庭情况后，老师给父亲争取了一个名额，于是是父亲在课后到砖产干活，挣自己的生活费。父亲这一时期有两位关系要好的同学，一个是玉舍的熊亦明，一个是阿戛的武强华。熊亦明和我们村里有家人是亲戚，许多年以后到我们村里时和父亲一起喝酒叙旧，言谈甚欢。武强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给父亲写过信，在当时有信自北京来，我们公社许多人都觉得很惊奇。我毕业上班后，有人曾建议父亲去走走已是副市长的武强华的后门，但父亲始终没有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学生停课闹革命搞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父亲与同学准备到北京去瞻仰毛主席，从杨梅坐车到贵阳后，由于火车太拥挤没有去成。没有到过北京，成为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由于当时学校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父亲被迫停止学业，结束了热爱的求学生活。

                       二

父亲从学校出来后，成为集体的一名社员，因为大队长的特殊关照，父亲成了大队会计。父亲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大家记工、发工分。背粪时节捞粪或者抬撮箕，收获时节负责登记清仓入库，上交公余粮时与仓库管理员交结相关手续，父亲说虽然事比较多，但相较其他社员来说，算是比较轻松的工作了。那时家里人口多，爷爷奶奶加父亲四兄弟，每年的粮食都不够吃，爷爷小时是家里最受宠的，基本上不怎么管事，奶奶倒是挺泼辣，但基本上算是不怎么会持家的那种闲老人。大爹是家里的长子，基本上继承了爷爷提笼架鸟的习惯，只要听到黄豆儿(黄莺)的叫声，跑得比兔子还快，干活时喜欢偷奸把滑，是推磨喊头昏，舂米喊脚疼的那种人。三叔幺叔还小，奶奶基本不怎么让他们做事。家里没有粮食的时候，买粮或借粮就是父亲的事。有一年夏天，父亲去阿戛买粮食，回来时下大雨，巴朗河水暴涨，父亲和马驮子被河水冲出去十几米远，幸亏父亲水性好才没有出事。

父亲年轻时很帅，洁白的牙齿，甜甜的微笑。我每次听到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的表现，眼里常闪着愉悦的光芒。在我们那个人人都是一口黑牙齿或者黄牙齿的地方，有一口洁白的牙齿是特别骄人的。母亲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是外婆生下的第十四个孩子。外婆还在月子中时，土匪来抢劫，那几天风雪正大，在外边避匪祸的外婆被冻了一夜后就瘫痪在床了，外婆没有奶水，母亲是吃大姨妈的奶长大的。母亲的童年，就是要照顾卧床的外婆，外婆脾气怪，只要照顾不周，就会恨恨的给母亲几爪。母亲说她小的时候，最羡慕那些能够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姐妹们。外婆去世后，母亲更成了外公的心尖小宝贝，母亲的哥哥姐姐嫂嫂们对她特别好，母亲的麻布衣服，是村子里的小伙伴中最好的，许多小伙伴出门时都要借母亲的衣服穿。父亲结婚时的麻布衣服穿戴不整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几乎是赤贫状态，那个时期的婚礼，肯定是十分寒酸的。外公特别心疼我的母亲，为了让我母亲的日子过得滋润些，他把一头半大猪送给我父母喂。猪养到两百多斤重时，我三叔要结婚了，爷爷奶奶家实在拿不出彩礼，最后只好把外公送母亲的那头猪卖掉结亲。

三叔结婚后，爷爷家的房子就不够住了。父母亲在老房子子的右边筑了两间土墙房，那就是他们第一次的新居，我姐姐就是在那间土墙房里生的。

姐姐在这个世界只活了一年，在那个医疗条件特别差的年代，一场小病也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姐姐得病后父亲母亲准备把她背到阿戛医院，快到新岔河时姐姐就没气了，按那时的习俗，早夭的儿童都是扔在撂儿坡。姐姐早上出门，晚上就再也回不到村子，回不到家了。我常常想如果姐姐活着，她肯定是儿孙满堂的了，可惜天不与寿。唉，我的可怜的被扔在荒郊野外的小姐姐，如果你有灵，你应该知道父亲和母亲是多么爱你，许多年以后，当他们说到你的时侯，都说你特别聪明，当然，我一直不忍多问，我怕我一问你的情况，他们会更伤心。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七一年对母亲来说是最难承受的一年，刚刚失去爱女，对母亲关怀备至的外公又去世了。按照彝族风俗习惯，去世老人的女儿家要下祭，要吹锁呐拉羊扎纸货，大女儿家称为大马郎家，小女儿家被称为小马郎家。父亲请了几十个人去下祭，当时政治上强调破四旧，永姑今社罗书记亲临现场不准吹唢呐，机敏的父亲问罗书记可不可以吹革命歌曲，书记说是可以的。外公的丧事下祭的队伍中，只有我家的唢呐一直在吹革命歌曲，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样的演奏一定是最特殊的哀乐。外公是什么模样，我读初中时把课本带回家，里面有一幅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的插图，父亲对我说:“这太像你外公了"。我想母亲小时候，外公也是经常那样给她扎头绳的。

母亲的至亲中，我没见过大舅舅、三舅舅、四舅妈。大舅舅我在照片中见过，很慈祥，我母亲结婚后曾送一百二十块钱给我母亲。一百二十块钱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这笔钱后来用给三叔做彩礼，奶奶家陆续续还了些，但直到最后也没有还清，成了一笔糊涂账。三舅舅因为大表姐的婚事与人发生争执，被人杀死，算是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们死得最惨的。四舅妈死得早，我基本没有印象，我小时候到四舅家，看到他家住的是大瓦房，很漂亮，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我想四舅妈生前一定是很会持家的人，我表姐们在她的指导下才会把家务做得那么好。

五舅舅是过继给幺外公外婆的，十多岁时生病死了，死后扔到了摞儿坡。一九八三年，来了一个骗子，他说是被扔在野外的我的五舅，昏死醒后被一个纳雍的背砂锅的老者救走，最近那个老者刚去世，告诉他自己是在永姑捡的，现在来认祖归宗了。性急的幺外婆说我五舅小时侯特别顽皮，在水井边上玩时摔倒头上留有一个伤口，骗子马上说他一到天晴下雨就头昏，可能是那次被摔的。大家都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愉悦中，亲戚们也是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盛情款待了那人一番。舅舅们到我家天气很冷，父亲正穿着一件毛领短大衣，“五舅"说天大冷，希望把那件衣服送给他，父亲笑着说怎么好意思给五舅舅一件归衣服，过段时间去买件新的。父亲和舅舅们到米萝三姨妈家，高高兴兴地把死去又活来的"五舅"介绍他家，三姨妈家杀鸡宰鸭烧肉买酒好不热闹了一天。晚上在摆龙门阵时，曾在纳雍工作过的三姨爹发现了“五舅"所说的地名多有不符，大骂"五舅”是骗子，说是要让派出所把"五舅"抓起来，“五舅"大惊失色，找借口说要上厕所，之后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父亲和四舅他们回到永姑大姨妈家，说“五舅"在米萝被三姨爹骂跑了，大姨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了自己的五弟一回，骂了三姨爹一回，然后就分派四舅和我父亲到纳雍去找人。父亲和四舅到纳雍去后，按照"五舅"所给的地址找到那个背砂锅老者所住的村子，村里人告诉他们说村里有家姓陈的人，有个儿子是骗子，一成天在外骗吃骗喝，好几年都没回来过了。父亲和四舅走得脚跛手瘸的，到头来才知道是上了一个骗子的当。

三

一九七八年，对中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是被称为伟大转折的一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细"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这艘巨舰终于在历史的迷茫中找到了清晰的正确的前行方向。

一九七八年，也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年。妹妹出生，被父亲暴打一顿，从悬崖摔下来砸通了脑袋，开始上学。

小妹出生时我六岁，父母到地里劳作的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背小妹、带大妹。有一天父母在地里干活，到中午时都还没有回家，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妹饿得又哭又闹，我找了一根小棍子吓唬她，最后终于安静下来了，但眼里一直含着泪水，母亲回来时以为是我打妹妹，恨恨的给了我几棍子，我委屈到了极点。

有一天，我跟父母到饲盘午坎(那时土地绝大多数是集体的，为了完成上交的肥猪任务，队里给社员划出来可以自由耕种的一小块地)薅苞谷，把大妹放在地里让我带。那天太阳火辣辣的照射着大地，临到中午时，我热得难受，就丢下大妹偷偷溜走，我刚走不远，大妹的哭声惊醒了父母，父亲从后面撵上未了，从地里到家要经过一段悬崖，叫孔家岩，在岩上时，我看见父亲在后面追我，是那么慢，我的身体多轻，跑得多快，感觉快要飞起来了。跑到岩脚路平坦的地方，我突然觉得一只大手把我像拎小鸡一样提起来了，我两脚悬空，想挣扎觉得无从用力，一根小棍子带着呼呼的风声，像雨点般落在我的小屁股上。我被打得痛彻心扉，开始喊着父亲的名字骂，父亲越打越生气，小荆条打断了好几根。我的哭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姑妈和地主婆老大妈在远处就训斥着父亲并赶过来解救我。那次被打让我长了教训，不要轻易做拂逆父母的事，否则后果是自讨苦吃。许多年当我觉得可以和父亲顶着干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你还记得孔家岩脚的那一顿不？我的豪气一下子就泄了，眼里的泪差点就掉了下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岁时我已经是家里的半个劳动力，主要任务就是割猪草喂猪，母亲说我小时候文静少言像个女孩子，三四岁便能到我家上面的大地里打猪草了。有一天，我和小个小姐姐到有个叫黄家弯弯的地方割草，有段路要在一处悬岩上过，姐姐们上去后，当我上去的时候，脚下有块石头松动，我的身体开始晃动时我下意识用手里的镰刀去勾住岩缝里长出的一个青蓬蓬，但由于镰刀刀口太锋利，勾住的枝条被削断了，我的身体飞速下坠，不停的与岩石碰撞，一直摔到岩脚一个稍微平坦的地方，头上、手上、浑身上下被划伤、撞伤，脑袋血肉模糊，把姐姐们吓坏了。她们惊呯着把我扶起来，一边哭一边架起我往家的方向赶，头上的血流到我的脸上，我觉得有一种燥热把脸紧紧地裹了起来，大地在剧烈的旋转颤动。到家时父母没有在家，我家后面那个大嫂从她家拿来剪刀、毛巾和一瓶云南白药，先用冷水毛巾捂住止血，擦干净血迹后发现我的头顶被砸通了，看见脑水在里面晃来晃去的，她们把一瓶云南白药全都塞进了我的脑袋，等我父母回来时，我已经在疼痛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村里的人们说我命真大，从那么高的岩上摔下来居然没有死，算是菩萨挂得高，但我想，如果没有那瓶云南白药，在最近的医院至少都有十五公里的地方，我的小命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

九月，一年一度的适龄儿童又报名入学了。村里个子和我差不多大的那几个，几乎都比我岁数大。开学了，看见他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我背着小妹偷偷在我家圈边哭，父亲问我是不是想读书，我说是的。父亲说我年龄小，要到第二年才能到学校读书，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带我到学校报名。教一年级的谢老师是一位从朝鲜战场上转业的退伍军人，也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当我父亲向他说明情况后，他先让我把右手伸过头顶去摸左边的的耳朵，见怎么也够不着后对我父亲说，孩子不满七周岁，是那样摸不着耳朵的，按原则不准入学。听到不能入学，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父亲好说歹说，最后谢老师终于同意我入学。

入学后，我的表现还差强人意，在评选少先队员时我光荣入选，当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我胸前时，我变成了班上年龄最小的少先队员。期末考试时的认字，我一个字也没有认错，书面考试语文83分，班上也只有一位同学成绩比我的高。有知道我的成绩向父夸我:“你家张远胜是块读书的料"。父亲把这句话告诉母亲时，我看父母脸上都有甜甜的笑容。

四

凡事穷则变，变则通。一九七九年，中国农村正悄悄刮起一阵风，有人开始偷偷把集体的土地分给社员种。中国的改革，正从农村、农民、农业政策开始，犹如春雷响过，犹如春雨突来，人们感觉到生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
父亲作为大队会计，春耕夏耘以后，就忙着要到水城给大队联系肥料。那时化肥供应紧张，通常由县、区、公社统筹调配。父亲先到公社领了介绍信，然后到杨梅区政府去找相关人员办理手续。区党委秘书是我父亲好朋友的三哥，一直把我父亲当亲弟弟看待，他告诉我父亲说，今年化肥供应特别紧张，分配给每个公社的数量有限，你既然来了，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去找王秘书，让他给你开介绍信给县委邹璜书记，再由邹书记确定数量后打电话给百货公司，就可以买到肥料了。父亲谢过彭秘书后来到王秘书处，把条子给了他后，又把刚才彭秘书的那些话说了一番。王秘书是瘦而高的人，很浓的龙场口音，他说这会儿他很忙，让我父亲先到区招待所住着，晚上再去找我父亲。晚上，王秘书来到招待所，把介绍信给了我父亲，

当时我父亲正准备洗脚，服务员给打来一盆水，热情开朗的王秘书笑着接过来递给我父亲，说"请洗脚"，我父亲连忙说"谢谢"，接过热水洗了脚，然后美美地在招待所睡了个好觉。王秘书后来当了区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我父亲有次和几个老者吹牛说：“我年轻的时候，王县长都曾打过水给我洗脚。"

第二天，父亲乘班车到水城。下车后，父亲直奔邹书记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介绍信，邹书记认真看了介绍信后，立即给批了分配给我们大队的肥料数量。父亲拿着邹书记的批条到百货公司找到主任，主任收了条子后，我父亲交了肥料款，安排装车，运肥料返回公社，再回大队组织把肥料运到各小队的公房。肥料运到我们小队的时候，我看见父亲穿着一件笔挺的中山装，一双崭新的反绑皮鞋，脸上满是微笑。看见我们几个放学回来的学生，急忙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水果糖，分给我们几个，在我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吃水果糖，那东西一人甜了。那件中山装和那双反绑皮鞋，往后很长时间都是父亲的行头，有几次三叔和幺叔出门的时候，那付行头又到了三叔和幺叔的身上。

正是周末，我们便跟着大人们到地里看他们施肥。看见袋子里那圆溜溜、白晃晃、亮晶晶的东西，我伸手摸了又摸舍不得放手。有人看见我这样子，说我可以像他一样做，于是我学着他们，认真地把肥料放在玉米苗根部，一干就是一个下午。收工的时候，有人夸我施肥比大人还做得好，建议给我记半个工，父亲笑了笑没同意。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劳动，那年，我七岁。

秋天，我看见苞谷杆上挂着像牛角一样的大苞谷，大家都说化肥真是好东西，真是牛屎马粪几大坨，不如尿素一小撮啊。要是集体的土地都能施上化肥，吃饱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土地是集体的，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出一天工得一天的工分。干活的时候，通常是早上人喊人，晚上人等人。男人在地里干活装皮烟咂，裹烟咂烟混半天。女人地里喂娃娃，东家长西家短说上半天不停歇。土地年年弄不好，粮食年年不够吃。那时大家的梦想，就是能天天吃饱饭，顿顿有肉吃。

冬天很冷，但一九七九年的冬天一点也不冷。进入冬季的时候，有消息从四川传来，说当地有人把集体的土地分了，公安局居然没有抓他们坐班房。村里人悄悄地议论了几天以后，终于在我大爹张大胆的带领下，偷偷把我们小队的土地分了。我家分土地时有五口人，父母、我和两个妺妹。上等地三亩多，中等地两亩，下等地五亩，荒山三亩，田一亩多，田地一共十几亩。这次分地事件，在贵州省算是很早的了，如果当时写有文字依据，盖有参与人的手摩印，说下定我们高石坎就名扬四海，成为天下名村了。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人还是那批人，但土地分了以后，土地上的人一下子就变忙了。父母一头扎进地里，我也变得忙了起来，每天放学回家后，背上我的小背篓到放牛放马的地方去捡粪。村子显的路边，再也见不到一成堆成堆的牛屎马屎猪屎了，通通被捡粪的人一扫而光。捡来的粪晒干后，用梁架把它打散，然后圴匀地撒在地里。一九八零年夏天收割麦子的时候，金黄的麦穗又长又大、籽粒饱满，逗人爱极了。端午节，家家户户擀面条，吃着香喷喷的新麦子面条，庆祝土地分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年。

五

父亲喜欢种地，种地是个好把式。父亲是个手艺人，石工活、木工活、漆工活都会做，尤其漆工活，可以这样说个多面手。

高石小学罗超伦校长和父亲是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常明读书时经常走象棋，有一年期末考试时，两个人厮杀正酣忘了考试，老师进考场后发现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没来考试，到宿舍寻找后看见他们两个正盯着棋盘拼杀，揪着耳朵回到考场，不料两个棋手到考场后笔走龙蛇提前交卷，考试成绩出来后依然稳坐第一、二名。父亲说罗校长数学成绩好，他的语文成绩好，两个人的成绩长期在伯仲之间。

罗校长的母亲生下罗校长就去世了，罗校长的父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父亲离开学校后，罗进入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到高石小学当了教师，后来又当了高石小学的校长。有段时间，高石小学缺教师,需找个代找一位代课老师，有人向罗校长推荐我父亲，罗校长笑笑说，"他是不会代课的，我太了解他了。"那个人不信说:"张国举教过半年民校，学生考试一成绩还不错，别的民校教师只给八块钱，他的是十块钱，我去劝他来教书，如果来了，你打两斤酒给大家喝，如果他不干，我就打两斤酒请大家喝。"打赌后那人来到我家，问我父亲愿不愿意教书，我父亲说:"教书一个月十块钱，我买个牛儿卖出去能挣几十块，哪个愿去当那个娃娃头。"那人苦笑着说:“我的两斤酒输掉了，走，陪我们喝酒去"！

父亲教过半年书，那是因为当时教民校的三叔要到杨梅培训半年。那半年父亲既当大队会计又当老师，由于基础扎实，他的学生考得比较好。父亲为何不答应代课，我想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文革时期，有几年师范是推荐去读的。有一次父亲到杨梅办事时正遇着他读初中时的老师，老师给了他一张读师范的推荐表，说只要到公社盖上公章就可以到师范学校读书了。父亲带着那份推荐表，高高兴兴地从杨梅赶回高石，当时公社的武装部长姓张，按辈分应叫父亲为叔叔，父亲见到他后把情况给他说了，请他帮忙盖章，他说书记不在，把公章带走了，明天再来盖章好了。父亲把公章放在张部长那儿，想想第二天盖上章就能到师范读书，心花怒放的回到了我们那个小山村。第二天父亲到公社，张部长说推荐表的章不能盖，父亲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耷拉着脑袋，失望至极地回了家，几天都不愿和人说一句话。事后，我父亲听说那张推荐表是被公社的一个姓李的青年干事弄给他的亲戚邱某，邱某就是拿着那张推荐表去读的师范，气得把姓李的大骂了一顿。

一九八二年高石小学要购置三十套桌凳，罗校长把这单生意给了我父亲。父亲在邻村花一百九十块钱买了棵大核桃树，放倒、解剧，变成了制作深桌凳的面子。最大的那段，剖开后直径有二尺多，适合做书桌，父亲留了一块，也就是现在老家那张大书桌的面子，剩下的十几块，父亲送给罗校长和学校的老师几块，送给朋友几块。邻居老杜和父亲从小到大关系都挺好，老杜是个好木匠，我父亲说老杜是他的师傅。那段时间，我家院子成了父亲和老杜的木匠加工场，斧头，刨子的声音整日叮叮当当地响着。桌凳制作完成后，父亲带着我们扛到学校，按一套三十元的价格，共得到九百块钱。父亲付给老杜一百二十元，除去各种费用，父亲这次赚了四百多，在当时，这可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父亲用这四百多买了一头老水牛，我家又有牛了。农村有句话说，脚上毛多的人适合喂水牛，父亲脚上毛多，说也奇怪，我家养黄牛怎么也不符手。我家养的第一头黄牛是个大牯子，耕地不顺犁沟，让我放牛时脖子一哽，眼睛一瞪，想去哪就去哪，父亲担心它伤到我就把它卖了。养的第二头牛是毛色黄褐色的小牯子，也是一个不听指挥的家伙，有次怎么也赶不回家，拼命往外跑，父亲抓住它的尾巴使劲拽，尾巴都拽断了。第三头是头小雌牛，是在四大爹家买的，毛色浅黄，俊俏可爱，可惜病死了，死后剖开，发现肝只有一扇。老水牛买来后，最高兴就是我和小伙伴们了，放牛时，我们三四个在它的背上骑着，稳稳当当的，有时它会用前脚跪着吃坎子中间的草，也不会把我们摔下来。它在我家生了一个小水牯后不久，在一道高坎子上掉下去断了双脚，被杀后卖成钱，牛头和牛杂寨子里的人饱饱的吃了一顿，那是我第一次吃水牛肉，特别难吃的一顿牛肉。小水牯长大到可以耕地的时候，犁牛打耙我的会了，我用这水牯犁地比父亲快多了，我家的那块大地，父亲要一天才能犁完，我犁完那块地，仅仅用了半天。小水牯长一成大水牯，父亲把它变成了五百一十块钱。

六

高石冲子被称为杨梅区的油米之乡。高石小河，缓缓的从高石冲子流过，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

我家的田叫湾子大田，这块田是我们村里最的一块田，远远望去，就像一个美丽的弯弯的月亮。这块田是我家和幺大爹家的，他家分田的人口是八个，我家的是五个。田地分到户后，我们两家人共同种了两年，大家共同出力，秋收按人口分粮食。两家把田分了后，我家的田种籼米特别好，每年都种籼米。那块田在河边，隔河很近，有一年小河上游发生泥石流，把整块田都淹没了，我们两家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基本恢复到原来模样。

我家的小田是由荒山改造而成的。我家的荒山在小河边，两条灌溉的小渠从这片土地上经过，上面一条是我们一队高石坎似的，下面一条是二队水井边组的。俗话说:“田改地，好三季;地改田，好三年。"父亲和母亲把我家荒山改成田时，做法是把高处挖来填低处，把上面土方挖好后，整齐地捞好一列，然后父亲把赶板的绳子挎在肩头使劲往前拉，母亲一只脚踏在赶板上，跟着父亲的方向走。用了两年时间，我家的荒山变成大大小小的十几块田。我家的这些小田，都用来种糯谷。有了小田以后，我家过年舂的糯米粑在村子比谁家都多，还经常把糯米背到阿戛去卖，换些闲钱补贴家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些有小河流的地方兴起了一股小水电热，许多人用小水电来照明，还有的用来加工。有一天父亲从阿戛回来，看见新岔河一户陆姓人家把河水引进一个落水洞来发电，在洞口处擀面打米，收益相当可观。父亲回到家后，把大爹、三叔、幺叔召集在一起，说只要把二队的那条水渠扩宽，就可以引高石小河的水修一个小水电站，可以用来加工，既不影响二队的用水，又可以用来加工挣钱。建成后，夏天可以用来磨面擀面条，冬天可以用来磨米，修小水电站的位置特别理想，附近几个寨子都隔得很近，地理位置在整个高石冲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时候，磨面擀面都是用柴油机，有柴油机的人家都是农村的富裕人。我们高石坎很穷，当时村里流行着这样几句话:“高石坎，钉锤响，以为是锤银子，谁知锤的是烟杆杆。"小水电的好处大家都晓得，可是大家手里都没有钱，大家最后决定由我父亲成头到信用社贷款。信用社的王主任和我父亲是朋友，当我父亲向他说准备贷款建小水电站，王主任同意放贷，要我父亲去准备相关手续。父亲回到家，把王主任准备放货的消息告诉大爹他们，大家都很高兴。谁知事出突然，喜欢喝酒的大爹和村里打柴油机的人吹牛时说，你们算什么，过段时间我们借贷款，卖掉黄牛水牛建起小水电，你们就没戏了。那个打柴油机的人和王主任是好朋友，为了干掉潜在的未来的对手，对王主任说父亲他们几弟兄如何蛮横，贷款给他们如建不成水电问谁要钱？等到我父亲找王主任贷款时，王主任任厨答复是银行结账，不能贷款。

我家的大田、小田，如今都已经荒芜，那个可以建小水电的荒坡，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条潺潺的高石小河，依然日夜不停地流向远方。

七

水城附近近的几个县，作为一名漆匠，父亲的脚步，丈量了不少地方的山山水水。

我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漆器，因此漆匠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精美的漆器让人爱不释手，花纹有饕餮纹、雷纹、蕉叶纹，漆色为红、黑二色，一般以朱漆为底，用黑漆涂成花纹。在农村，漆一般用来刷棺材和桌椅板凳，因为用漆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割漆时要在漆树上铲开一道道口子，因些农村人说漆树是挨千刀的树。每年薅完二道苞谷以后，父亲就开始割漆。割漆时，父亲通常用岩豆藤或篾条在漆树绑上短棍棒方面上下，每天早上在树上铲开口子，让漆汁流到铲开的口子里，下午三点以后用刷子在口子里收漆，割漆的日子，父亲总是在漆树上不停忙着。

漆匠的生活总是飘浮不定的，哪里有活就飘向哪里。割完漆到收获庄稼这段时间，是父亲外出揽话的时候。父亲外出时的搭档是李大爹，他们一起走村串户、走州过府。有一年父亲和李大爹在赫章的一所中学承包了该校的黑板来刷，由于干活认真，深受中学顾校长的信任。顾校长的爱人姓陈，也是该校的一名老师，有一天她家请父亲和李大爹吃饭，陈老师敬酒与李大爹连干三杯白酒，父亲只喝了两杯。陈老师说她家在旧社会是地主出身，她父亲曾感慨自己是一头牛，只知拼命干活和挣家当;儿子是一头猪，只知道吃和用钱;女儿是一只鸡，将来要自找自吃。父亲回到村里时说过这个故事，有个讹传这故事时说父亲是头牛我是头猪，父亲听后笑说，我说的那头猪现在是过旧市锡矿的党委书记，我儿子能那样就不错了。顾校长和陈老师又给我父亲和李大爹在周围的学校介绍了不少活，父亲和李大爹干完这些活后，有了不错的收入。父亲回到家的时候，给我们家每个人都买了新衣服。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滴滴。"这是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有一次父亲和李大爹去镇宁没揽刮活，走到黄果树想进去玩，但十块钱的门票让他们舍不得。没有到黄果树，只在景区前面买了几合波波糖，父亲说波波糖很好吃，只是一路要揽活，没给我们带。经过六枝时，李大爹看见一个在桃花湖边的儿童，还以为是我，就对我父亲说:“你家小达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父亲急忙跑近一看，见那个小伙子确实特别像我，只是个子比我略小些。

父亲和李大爹来到滥坝时，李大爹说:“你不是有个同学叫龚永华吗？他现在是滥坝尖山中学的教务主任，我们去找他，说不定能找到活路做。"父亲和龚永华是常明小学同学，已经多年没见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父亲和十字大爹来到了尖山中学。到尖山中学找到龚永华后，龚老师热情地对父亲说:"老同学，多年不见，现在干嘛呢？"父亲把自己的情况简单的说明后，说希望能承包尖山中学的黑板来刷。龚老师听后歉意地说:"真不巧，你们来晚了一步，黑板刚包给了几个四川人，不过我有一个同学叫陈兴益，他在汪家寨中学，可能他们那边还有活，我给你写封信给他，说不定有活路做。"龚老师写了信后装到一个信封里，把信递给了我父亲。龚老师要留我父亲他们吃饭，我父亲说很忙就未了。离开龚老师后，父亲见信没有封口，心想如果龚老师不肯真心相帮，免得跑趟冤枉路，打开后看到龚老师在上面写到:“陈兴益老师，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张国举，我们的关系很要好，他会做漆工活且做得很好，如果你们学校有黑板和桌凳要刷漆，请介绍为谢！龚永华。"父亲和李大爹看了信后，决定到汪家寨找陈老师，他们来到汪家寨后，找到了陈老师的住处，父亲敲了门，陈老师开门后见是陌生人就问:"你找谁？"父亲急忙回答说:"我找陈兴益老师。"边说边把龚老师的信递陈老师。陈兴益老师和龚老师是贵州民族学院的同学，看到是龚老师介绍来的人，就特别客气气地让我父亲和李大爹进了门，给他们沏了茶。陈老师歉意地说:"两位师傅，非常对不起，我们学校的黑板和桌凳前段时间刚刷漆。"

八

我家修房子，父亲身兼石匠和木匠于一身。

三叔结婚后后，我父母亲先在爷爷家老屋右边搭了两间磨角暂住。一九七零年，父亲在寨子后面原来官家(解放前本地乡绅)屋基旁物色了一块地修房子，按照当地的习惯，都是要找先生看看时间、座向和吉凶的，先生告诉我父亲说流年大利，就是经常有闲客吃饭。父亲笑着说:“客吃客带来，好得很！"于是请人平整地基，父亲上山伐木做柱头、门窗等。有一天，父亲一个人就砍了二十多颗树，最后手都僵硬得伸不直。请人把大的可以做柱头的抬回来，小的树基本都是父亲一个人扛回来的。房子立起来后，请人到大丫口割茅草扯青藤盖屋顶，大舅舅组织一般人从永姑砍竹子来编篱笆，用石灰煤灰和起糊篱笆，石灰煤灰石够用，有的地方就用水牛屎来糊，忙了大半年，我家的新房子终于修起来了。那时候，村子里的人家基本上住在寨子里，只有我家孤零零地住在半山上。附近有几所坟，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晚上猫头鹰的怪叫让胆小的母亲不敢出门。姐姐还在的时候，母亲经常哄着姐姐，倒也不怎么害怕，姐姐病死了后，只要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都要把我四大爹家的那个大姐姐带来作伴。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呱呱坠地，减轻了些父母失去爱女的痛楚。我出生后三天，父亲有急事去贵阳，母亲只有自己动手杀鸡吃，那时幺叔还小(十四岁)，母亲让他拌煤烧火，幺叔说:“我又不是你家的寡公，为什么要我拌煤炭？”幺叔虽然有十多岁，但还没有弄清"寡公”和"长工"的区别，这句话直刮我们长大以后，还经常拿来调笑幺叔。

我读初中时，父亲准备把我家的草房翻盖为瓦房，舅舅们也希望我家有幢漂亮的的大瓦房。他们说永姑他们的寨子前有现成的瓦窑，田里的瓦泥特别好，煤灰又近，人手又多，只要找一瓦匠做好瓦皮烧好即可。于是父亲去晴隆的河阳找了瓦匠做好瓦皮，亲戚们帮忙装窖点火，烤出了一窑上好的青瓦。当时永姑到高石的路不通，表兄们说即使背也要把瓦背到高石我家。父亲觉得那样太辛苦，给好永姑大寨有人需用瓦，就把瓦卖给那家人，用卖瓦的钱在交通方便的发泥买了褐色的瓦。一九八五年暑假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家的那几间草房已经变成了大瓦房。

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在杨梅回家的路上听人说我家的房子被计划生育工作队打烂了，水牛和猪也全被牵走了。我家的房子被打和牲口被牵走，是因为我家捡了个小孩，也就是我的小弟。弟弟没来之前，我在家是独子，在同龄的孩子中我的个子较大，他们与我发生争执时常被我打得喊爹叫妈的，有一天我打了一个小朋友时正被三叔逮个正着，他愤怒地对我妈说:“你家的独儿子净欺负人，天王老子都管不了！"小弟的生父是有一个乡的乡长，生下后放在亲戚东躲西藏，本来是要送给邻村的一户王姓人家的，我父亲知道这情况后，决定把这小孩领来与我做伴，弟弟就是这样来到我家的。弟弟来了以后，父亲向村里汇报说在火车上时有个女的请他抱娃儿，要去上厕所，去后就一个老将不见面了。村干部们都不置可否，以为我父亲常年在外，这小孩一定是我父亲的私生子。那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只要计生工作队一来，吓得恨不得地上有个缝一下钻进去，父亲因为向村里汇报过，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家的条件是村里是最好的，自然招了一些人的嫉妒。有一次计生工作队带队的是杨梅区的李副区长，是杨梅最出名的扒房英雄，工作队经过我家门口时，一村干部附到李区长耳朵边说:“这就是捡娃儿带的那家人。"李区长一声命下，我家屋上的瓦就被掀了大半，猪和水牛被拉到乡里面变卖。由于父亲的人缘好，买牛买猪的那些人大多把猎牛还给了我家，我家陆续把钱还给了他们，一共是九百九十元。那时超生一个小孩，罚款不过两三百元，因此村里人见到小弟的时候，给他送上一个新的名字:九百九。

九

一九九五年农历正月初一，我先把奶奶请到我家，我就忙着做菜过初一。在我家，过年都是父亲和我炒菜。父亲说母亲和妹妹一年辛苦到头，过年就让他们轻松一下。我把莱炒好，父亲供了饭，把莱端上桌子后，我给奶奶和父亲上了酒，一家人开始吃饭喝酒。奶奶抬起酒杯喝了一口后说道:"小达二，你今年一定能考取。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一条小蛇，头上长着红红的冠子，那是蛇王，会变成龙的。后面跟着一大群牛马猪羊。"父亲也说到:“昨夜我梦到去赶果布戛，走到长二岩时见洞里有一只豹子，忽然间变成了一只老虎。人说‘梦虎三年旺’，看来我们家今年运气一定好！"新春佳节，好梦让大家心情特别好。

七月高考，我发挥上失常，领到了一张让我落寞的六盘水师专录取通知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由于名字不合(录取通知书上名字为"张远胜"，户口本本上为“张永胜")，派出所所长说不能办手续，因为我是当年果布戛乡唯一考取的大专生，所以书记特意叮嘱所长要把手续完善好。乡里有的干部也建议父亲买两条烟，提两瓶酒给所长，免得他故意刁难。当时所长是我杨梅中学时的老师，我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条“驰”牌烟送给他，他就给我把名字更正了。

这一年，果布戛乡开始种植烤烟，我家种了六亩。暑假我在家，帮助父亲修烟房，有时和妹妹去薅烟。待烟长大可采收时，我们打烟、辫烟、上烟、拌煤炭，烧火和温度控制，那是技术活，父亲不放心让我干，每次都是他亲力亲为。烤了两房烟后，我就报名读书去了，后面几房烟，都是父亲他们做的。收购烤烟时，我们村的烤烟品质优良，价格不错，我家的四亩烤烟赚了三千多元。

一九九六年，父亲当选为我们高石坎村村主任;我被同学们推选当了班长;读小学的小弟，也被班主任任命为副班长。父亲很自豪，说是我家一年出了"三长"。这一年我家种了六亩烤烟，挣了四千多块钱。父亲作为村主任，光荣地参加了全县烤烟先进工作者会议。会后的会餐颇为丰盛，父亲说有位村干部没有吃过鱼，吃鱼时被鱼刺卡住了喉咙，父亲喜欢吃鱼，美美地吃了一顿鱼。晚上，果布戛乡主管烤烟的李副乡长带他们一帮村干部去吃烙锅，牛肉、猪肉、鸡肉、无头鱼应有尽有，啤酒、白酒、饮料随便喝，父亲喜欢喝白酒，喝醉了回到宾馆便呼呼大睡。

第二天，我到县政府招待所找到父亲，说我生活费已用完，希望能再给点生活费。父亲诧异地说:“刚给你几百元，怎么就花光了？”我拿出一份《六盘水日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朋友们要我请他们吃饭，吃饭把钱花完了。”父亲接过报纸看了上面的文章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在父亲的心里，文章上报纸可是一件很长脸的事。父亲把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给了我，然后对我说:“请人吃饭是可以的，但钱一定要省着花。"

父亲要上车的时候，我到莱场买了袋水果给父亲，让带回家给妹妹弟弟。在车上，乡人大主任说:"老张是我们这辆车上最幸福的人！”父亲这次进城，只买了一个气体火机。父亲说:“别人进城花了几百几干几万，我进城只用了五角钱。”

十

父亲最引以为豪壮的事就是在他任村主任期间，高石坎村通了公路，引来自来水，家家户户通了电，修建了村活动室。

要想富，先修路。九十年代的水城农村，大多数村寨都没有通村公路。那时我们买肥料或者卖粮食，都要靠人背马驮。我家没有马，卖粮食的时候要背，买肥料的时候也要背。果布戛隔我家有六公里左右，阿戛稍远些，大约有十五公里。在果布戛卖东西相对便宜，为了卖个好价钱，我们经常把糯米背到阿戛去买。冬春之交，我和大妹把糯米背到阿戛街上卖成钱，再买从盐井下来的洋芋种，每次买一百斤左右，我背六十斤左右，大妹背四十斤左右。换种了盐井的洋芋后，几乎都会大丰收，所以有几年，我和大妹经常要卖糯米买洋芋种，每天要跋山涉水的走上几十里路，那种艰辛终身难以忘怀。一九九五年我高考完回到家，正值给苞谷施肥的季节，从杨梅到高石的公路多处被雨冲断，肥料运不进来，地里的苞谷苗因脱肥而变黄，心急如焚的父亲听说米萝有肥料卖，就带我到米萝买肥料。我和父亲在米萝街上买了两包肥料，每包八十斤，一人一包背着往家赶。从米萝下到河沟里时正是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浪翻腾，我喉咙干燥得连话也说不出。走到巴山岩，向路边有家人讨了口水喝，再沿着那陡峭的山路往上爬，一路上汗水把我的衣服都湿透了，到家吃完饭后洗了个热水澡，我倒在床上就沉沉睡去了。那交通不便的日子，生活是过得多么的艰辛啊！父亲当村主任那几年，正是我们村烤烟发展得最好的年。冬季是农闲时节，也是修路活动热火朝天的时候。父亲向乡里申请了雷管炸药，协调处理公路经过的人家的土地，组织人上路干活，经过一个冬的苦干，在快过年时，毛路终于到了我们寨子。开春后，我们村有了三辆马车，赶马车的三位老乡说:"路通了，我们赶马车的比哪个都吃得开！”

水是生命之源，有山有水的地方一般都是好地方，我们高石就是这样一个水火居全的宝地。我们高石坎虽然有水，但好水源还是比寨子低了一些。寨子边的那两个水井出的水有点小，过年前后是不够吃的，到过年用水旺季，我们都要到更远的长二岩去挑水。在高石有一种风俗习惯是大年夜要抢新水，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我想也许是"新水"与"薪水”谐音吧。大年三十我们都不睡觉，半夜鸡开声叫，我便挑着水桶，拿着三柱香几张纸钱和一块大肥肉来到水井边，烧纸钱点燃香后把香插在肥肉上祭神，然后说些敬神的话，图开年的吉利，愿新的一年财源如水般川流下息。吃水难，为吃水常要花费很多时间，要吃到方便的自来水，村里一直寻找更高更好的水源地。邻村李家水井是个不错的水源点，父亲找到李家人解决了引水问题，寨子里按人口凑买水管的资金，到水城买来水管后，男女老幼齐出动挖埋水管的线路、埋水管，安水龙头，当清彻山泉水流到各家各户的水缸里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尝尝这甘甜的山泉水。自来水引来后的那年的大年三十，当我准备抢新水的时候，只是轻轻地拧开水龙头，接了满满的一缸水。

人类早在十九世纪末就进入电气时代，我们高石坎村，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终于通了电。读小学时课本上有这样几句:“有了电，真方便，电的好处说不完。"父亲任村主任时，扶贫我们村的是六盘水市工商银行，父亲找到工行的书记和主任，希望工行能帮助解决一台变压器，工行领导同意帮忙，不久，变压器安好了，通电后的第一个夜晚，人们兴奋地打开所有的灯，房前屋后明晃晃的像白昼一般，附近村子里人艳羡地说:“高石坎的灯真亮，真像是一座小城市！”

父亲当村长时，村里面没有办公的地方，我们村如此，许多村差不多也是这样。乡政府要求各村都要修一幢活动室，选址和打地基由各村具体负责。那时通村公路只到我们寨子，寨子前一片较平坦的地方是大爹家的和三叔家的园地，征得他们同意后，决定把村活动室修在那个地方。父亲组织人放炮、开挖、平整，准备修房时，乡党委书记龚书记看了后说:“老张，这地方挺不错的，不过从长远的发展来说，这地方太窄了，将来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水井边组的那块大地是谁家的，那地方修活动室比这儿适合。”父亲告诉龚书记说那大地是已退休的原杨梅区教育组组长罗老师家的，恐怕难得商量。父亲和龚书记来到罗老师家，说明来意后，罗老师说他家只有这块大地，实在舍不得拿出来。龚书记对罗老师说:“罗老师，把这块地拿出来修活动室，我知道你家舍不得，但你是老共产党员，希望你能从大局出发，把这块地让出来修村活动室，该补助的政府会认为真考虑。"在龚书记和父亲的劝说下，罗老师家同意让出了土地。征得土地后，高石坎村的活动室很快就建起来了。

活动室修好后不久，村里换届选举，我回家时劝父亲说:“别再参选了，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父亲听取了我的建议，村支两委换届选举时，村里的一个年轻人当选为高石坎村新的村主任。

十一

父亲一直想在我荒山种一片树。

我家荒山离我家两公里左右，除一部分被改造成田，那些较为陡峭的地方，种一些经果树还是比较适合的。父亲有次参加烤烟工作暨小流域治理会议时，有一村主任在介绍他们村小流域治理的成功经验是:“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穿袜子。”即山顶种一片长得快根系发达的树，把山顶的水土迅速固定下来;在山腰隔段距离就种一片经果树，像带子一样把流失的水土保护起来，增加除粮食以外的经济收入，在经果林带间种粮食和蔬菜，保证粮食安全;在山脚沟底再种一批树，再次对山上流失的水土进行拦截，让泥沙尽量不要流到河里去。我家的荒山就在高石小河边，父亲认为适合种植核桃和板票，父亲约附近有荒山的几家一起种，他们说离家太远了，种上后自己还吃不到别人就先吃完了，没有大家的响应，就只好作罢了。

我家的下等地边有一条水沟，父亲陆陆续续的沿着这条沟种了二十多棵核桃树，由于水分充分，这些树长势良好，把原来经常垮的地方都固定住了。我家的上等边上有许岩旮旯，父亲在土壤较厚的地方种植了一些板栗，由于土壤贫瘠，每年都只长那么一点点。岩缝里长出的野梨树，父亲把它们都嫁接上好品种梨枝，春天到来时，一树树梨花在春风中热闹的开着。

二零一二年秋天，我们准备育核桃苗种植一片核桃。我们联系了村里面核桃品种好的那几家人，以三角钱一个生核桃的价格买了三万多个，在我们寨子前那片最适宜浇水的地方育苗。二零一三年春天，苗圃里的核桃苗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秋天时，许多苗都长到适宜移栽的高度了，我们准备在二零一四年春天移栽，冬季农闲季节，我们动员村里的人们参加核桃种植合作社，由于父亲的好人缘和在村里的德高望重，许多核桃种植户都是在他的动员下才参加合作社的。

二零一四年农历大年刚过，我们准备移栽核桃时，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县政府要调整农业结构，要在全县扶植一批核桃种植大户，扶贫局的人说要把我们育的苗移出后换已嫁接好的苗，嫁接苗栽的第二年就挂果，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让老百姓尽快脱贫。我们立即组织人移苗、装车，把苗运到猴场乡。扶贫局的人说我们育的苗主要用来给一些乡镇搞绿化，给我们的优质苗过几天就到，要我们先把坑打好。

打坑的场很热火，我家的土地上的坑是打得最标准的，村、乡、县里的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我家的地里走几圈。挖坑那段时间父亲是最忙的，白天打点挖坑，晚上要给挖坑的人发工钱，刚开始时是点工，许多人觉得很窝工，有人建议按坑计钱，之后别人放工时，父亲还要点坑付钱，常常是黑尽了才能回到家。

核桃种下后，我每次回家时都要到地里去看核桃的长势，有一次我和蛮林哥去我家地里看核桃，父亲正好在那儿割草，我们发现刚栽下不久的核桃树中，有一棵上面结了几个核桃，我们在那棵树边拍了几张照片。

几个月后，有一天我地里回来后问父亲:“那棵树上的那几个核桃不见了，可能是不成熟烂了。"父亲说:“那核桃是成熟了的，我把它摘下来吃了，泡得很，味道好得很！"那棵核桃是一万二千株核桃中我看见的挂果的第一棵，也是父亲生前品尝过果实的唯一的一棵。

十二

之所以称父亲为老庄主，是因为父是一个实实在的老农民，是一个一生在土地上刨食的庄稼汉。勤劳、俭朴，对土地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我家的土地种上核桃后，只要是影响到核桃生长的杂木，父亲通通把它们清除，然后背到家里垛好。清除的杂木多，我家的房前屋后就码满了成堆成堆柴禾。除了要烧煤火炕苞谷，父母亲都是烧柴火做饭、煮猪食。由于常年烟熏火燎，我家的老屋变得黑乎乎的，每次回去看父母，看到那黑漆漆的老屋，我觉得仿佛走进了一个老鼠洞。在这个老鼠窝里，父母就是把这个窝筑起来的大老鼠，我们就是社里面长大的小老鼠。

父亲终身不辍劳作。我家小田隔家很远，但隔地拱寨很近。有几次，我嫁到地拱寨的侄女对父亲说:“二爷爷，你家的田太远，干活太累太苦，我大叔的工资又高，您和我二奶搬到常明享福得了！"父亲笑着说:“干活太累太苦，就让我们把它苦完了，搬到常明你大叔家去，吃饱了不消化哩。"有一次我从水城回来的路上遇到侄女，侄女对我说:"大叔，我爷爷在小田干活一干就是大半天，我看见他头发全白了，你家的那头老水牛也大老了，角都长抱圆了，还是劝他们两个老人和你们到常明去在吧。”

我家的老水母牛是在阿戛的桐子林买的。我和父亲去买牛时，那家人拉着他家的老母牛送我们到米萝天生桥下边，趁小牛不注意时拉着在苞谷林中走了，小牛发现娘不见了就一直“哞哞”地叫着，最后被父亲和我连拉带赶的牵着向高石坎的方向走了。来到许乌拱，路边的一个坟堂里青草正嫩正好，我们便让小牛在那儿吃草，看见它的嚼口特别好，父亲和我都特别高兴。小牛在我家长成大牛后，基本是以两年三胞，我读书的那些钱，大多数费用都是卖牛儿的。每次回家看到我家的老水牛，头脑中的影像都是父亲扛着犁耙，慢慢地赶着老水牛在夕阳里回家。

我一直希望我家的老水牛能在家寿终正寝。老水牛最后两三年没有生育了，父亲把它调了邻村的安家的一仔母黄牛。我回家看到新来的那两头黄牛，一种不祥的感觉悄悄地爬上我的心头。由于村里的土地摞荒的多，父亲觉得适合养羊，就约大爹买羊喂。养牛养羊种地，父亲在土地上更忙了。

二零一四年，我家田里稻谷特别的好，苞谷也特别硕大，随便栽在地里的大南瓜也结得遍地都是。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我给妻打电话说我要到高石帮家里收苞谷。我到高石坎后，大妹和我负责掰苞谷，母亲做饭吃并招呼她的那几头猪和鸡，父亲招呼他的牛羊和背瓜，一家人忙得火吼。当我背着苞谷在路上走，汗水湿透衣服的时候，我常想这值吗？我每天的工资可以请两个人来干这活，但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生活的，我这样做是在尽孝。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大妹打电活给我说父亲病了，要我赶快回家，后又说她们已把他送到村卫生室输液了，没有车第二天再来高石坎。第二天，大妹打电话说父亲的病又加重了，他们正找车准备送水城。我回到常明后，在大塘边等大妹她们，车来后我坐到了父亲身边，见到我时他已不能再说一句话，我把他扶着靠在我的肩头，他的手拼命的挣扎着，我想他可能是大疼痛了，到中寨刘医生家门口时，我准备请刘医生给他打一针镇定的药再送水城。刘医生扒开父亲的眼睛用手电看了看后对我说:“瞳孔都放大了，没把握了，现在往家送还来及。”我们转车回高石坎，我和大妹泪眼朦胧，那段回家的路，在我记忆中是那么的漫长。

十三

    父亲去世后，暂时不能安葬，我们便把他的灵柩停放在离我家老屋三四百米的沙拉枝。
    父亲在世曾涚过我家的菜园子里有一好阴地，沙拉枝我家地里也有一处，沙拉枝那块几十年前有人曾出过五百块钱，我请做先生的二哥看过后说两处都不太适合。
    大侄儿安葬头天晚上，我们在果布夏乡政府后面的半山腰守了一夜。天要亮的时候，天上簌簌地下起了雪，不一会儿地下的雪全白了。我看见周围有几座立了碑的坟，就过去看碑文的内容，前后左右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地貌，觉得很不错。埋完大侄子走下山坡时有一老人对我说:"张达二，果布戛这里比我们高石坎平顺多了，在这里给你爹找个地方吧。"我听了后不由得有些怦然心动。后来通过二哥联系，在二大爹和大找侄儿右边高一点的地方，花八千零八十八元找了块地。二哥说那块地最初是想找给二大爹的，但地的主人要留着给他的老岳母而没搞定。二哥劝地的主人说，那个地方可埋两个人，地主人才同意让出一半给我。我们坐在那块地上时二哥说:"二爷爷是我们张的老英雄，应该得块好地！"
    父亲要下葬的头天晚上，村里的人，一些至亲好友，我的一些同事在沙拉枝喝了一夜的酒，听了一夜唢呐。我送几个朋友走时正雷鸣电闪，有个朋友说:“打雷下雨是好日子！"
    给父亲立向时，我们是用小水泥砖来包坟的。由于我在外工作，常年不在家帮助村里的人干活，砖和砂石就承包给人背。那天天气晴朗，背水、背水泥累后大家都在树林里乘凉，有人不注意碰到那只拉来用的羊，羊拼命一挣把绳子挣断了，钻进树林里就不见了，大家分头找，怎么也找不到。那天正逢场，妻和大妹便到场上又买了一只。刚把从场上买来的那只牵到坟边，逃跑了的那只也被找到了，有人问杀一只还是两只都杀时，妻说:“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两只都杀给他吧，"在烧纸烧香磕头许愿时，大妹夫祈祷说:“保佑我一年找几十万。"我心里想的是:最好先保佑他家姑娘考取大学。
   父亲走了，我家的田地也逐渐荒芜了。每次走到我家的田间地头，我依稀觉得父亲还在那里犁牛打耙，割草修树……

20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