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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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我去镇食品厂打工。工厂专做食品加工出口，根据订单需求加工不同的产品。通常情况下春天加工罐头，夏天加工大蒜，秋天加工地瓜，冬天有时加工蒜薹有时加工地瓜，总之闲不住。
暑假期间，适值加工大蒜繁忙之季。一货车又一货车的大蒜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厂，方圆两公里之内都能闻到那股刺鼻的蒜味。
我刚开始去时，被熏得头疼，胃里翻江倒海，极其难受，一周之后才逐渐适应。
工厂实行白班和夜班，有时下午5点下午，有时半夜12点下班。我所在的是剥皮车间，这里有许多外地人。本地人欺生，把最累的活安排给他们。
那些外地人都是来自偏远山区的某个村子，距这里约一千多里路，年龄在16--40岁不等，操一口外地音，我曾努力回忆与他们的点点滴滴。
那是一群天真、纯朴、未出过村子的人们，他们心底善良，对未来满怀憧憬。他们相信每个人的话，包括工厂派过去的招工员。那些招工员，最大的本事是赋予每个字最大的真实感，善吹，吹得天花乱坠、云里雾里，从外表看不出任何虚假，他们被本地人称为“大忽悠”。可以想象，当这两个不同的群体相遇时，另一方自然被说得心花怒放，手舞足蹈，而且人在这里，心早已飞到那个所谓的幸福且美好的工厂了。
至于怎么忽悠的，是和他们一起来的阿妮告诉我的。工厂在繁华的城市里，白天干活，晚上下班后可以逛街；漂亮的衣服、美味的小吃、卡拉OK、网吧应有尽有；活不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资高，干得多赚得多，只要认真干，保证一个月比在家干半年赚得还多；每月可以回家一次，来回车票工厂报销。
于是乎，这群天真善良的打工妹、打工嫂们争先恐后报名。被录用者欢呼雀跃，晚上回家庆祝一番；因超龄或身体原因未被录用的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
次日一大早，四十余人提着大包小包兴奋地上了大巴车，既像外出旅游又像考察学习，甚是欢喜。他们在车上聊着天、看着窗外的风景，饿了吃着招工员为大家发的一根火腿肠和一个面包，下午当汽车驶入一个铁大门内，他们被告之，工厂到了。
一车人全傻眼了，愣在那里一脸疑惑。不是说在市吗？不是说很繁华吗？不是说晚上可以逛街吗？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招工员解释道，这是分厂。三个月前总厂和国外签了大订单，为了完成这批货，临时组建这个分厂，这个大订单完成后，想去总厂的可以去。
车间是四五个用铁柱子支撑起来的大棚，宿舍是一排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只有值班室和办公室是水泥砌成的屋子。
这里是远离市区五十多里的农村，周围全是农田，最近的住户相距六七里路，说荒郊野外也不为过。那时工厂刚建好，他们是第一批到来者，我们来这里时他们已经干了半个月。
他们很能干，从不叫苦叫累。以我们车间为例，共分10组，每组8人，外地人和本地人混在一起。有人负责往机器里倒蒜，有人负责漂洗，有人负责拣蒜（拣出带有瑕疵的次品蒜）。漂洗是最累的活，每组负责漂洗的都安排给外地人。
我们组负责漂洗的是16岁的阿妮，面黄肌瘦，又瘦又小，典型的营养不良。漂洗就是去掉所有蒜皮，一皮不粘。漂洗时，需要两手端着一个盛满蒜的大筛子，然后放入水池中不停摇晃，以此过滤掉蒜皮。做好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需要一定的体力、耐力和毅力。体重不足70斤的她，一次次端着五六十斤、足以让她气喘吁吁的大筛子走到水池边，一次次弯腰，一次次把淅淅沥沥滴着水的大筛子端到另一边然后把蒜瓣入袋。从她走路的样子就能看出此活非常累。刚见她时，两只比擀面杖略粗的手腕贴着止痛膏，一个月后才揭掉。
旁边那组负责漂洗的是一位年龄约50岁左右的大姐（后来才知道实际年龄38岁），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未老先衰。她重复着阿妮的那些动作，手腕处贴着同样的止痛膏。其他组负责漂洗的也是外地人，但体格要好于这两位。
他们很节俭，从不浪费食物。无论年龄大小，无论何时买来的食物，油条、馒头还是煎饼，他们从不扔掉，留着下次吃，或者下下次吃。而我们中的一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从来不吃剩饭，院子里那个每天装满剩饭、剩菜的大垃圾桶都是本地人所为。
他们很团结，从不闹矛盾。某天早上，车间主任点完名之后，那位看似50岁的大姐举起手操着浓重的家乡话告诉主任，家里孩子病了她要请假回家。主任让她写请假条。她马上从兜里掏出一块从纸箱撕下来的巴掌大的带有几个字迹的纸片递过去。主任接过纸片，将其高高举过头顶问道，谁见过这种请假条，有这样的请假条吗？
我们哄堂大笑。而外地人表情严肃，眉头紧皱。接着，他们七嘴八舌的解释道：“我们没有纸”“大姐不会写字”“赶紧让她回家吧，昨晚她一夜没睡。”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本地人身中，是不会有人站出来讲话的。
他们心地善良，小小善举温暖着我。那天夜里十二点下班后，突降暴雨，我未带任何雨具。正在犹豫之际，不知何时走过来的阿妮对我说：“雨下这么大，你别回家了，住我们宿舍吧。”
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尴尬。因为我和她平时不说话，甚至有时她主动和我说话，我都爱搭不理。透过灯光，那雨似一串串断了线的珠子，没完没了。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勇气一个人骑车回十里之外的家。扭头看看站在身边的她，正一脸天真的等我回答。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她，齐眉的刘海，清澈的眼眸，直挺的鼻子，小小的嘴巴，竟那般可爱。
我羞愧地点了点头，跟在她后面向宿舍跑去。来这里将近两月，每天从门前走来走去，从未踏进来半步。此刻才发现，里面竟这般简陋，而且夹杂着一些怪味。上下二层的铁架子床一张紧挨着一张，摆有差不多三十多张。那些干了一天活的人们早已躺在床上，看到我后，有的点头微头，有的招手示意，像对待朋友那样。而我平时和他们的关系极其冷淡，这让我羞愧，甚至有些无地自容。那一晚，我挤在阿妮1米宽的小床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周围姐妹的鼾声以及雨落下来的声音，许久才睡去。
后来我才知道，阿妮偷偷来这里打工的。因为家里太穷，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上面有三个哥哥。13岁那年，阿爸阿妈为了凑齐给大哥订亲的彩礼钱，提前给她找了婆家。她只见过那男孩一次，比她大5岁，走路一瘸一拐。那时的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懵懵懂懂。再大一些时，她鼓起勇气告诉阿爸阿妈自己不想嫁给那个人。阿爸两只眼睛瞪得像铃铛，告诉她，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已经花了人家好多钱。阿妈只是一脸无奈。后来，厂里人去她们家乡招工，她偷偷报名，次日天未亮起床悄悄离家。临走前她留下一张纸条，“我出去挣钱了，你们不用担心。”她知道，家里人不会来这里找她，因为舍不得买车票。
那位请假的大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的11岁，生病的是她3岁的小儿子，平时由老人照顾。大姐的丈夫在前两年上山采石头时意外丧命。为了养家，她不得不出来。
一个半月后，我由于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了几天。病好后随即返校，未能再去工厂，也未能和阿妮以及那些姐妹们告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而我的工资一托再托，五年之后才象征性的领到一点，七扣八扣所剩无几。不知阿妮和她的姐妹们是否领到工资，是否与家人团聚？是否……我都不知道，我再也无法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