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13日,我去东海农场施工一连报到。我从山阴路家里出发,在虹口公园乘18路到江南造船厂,摆渡过江在周家渡乘周南线到盐仓公社。支部书记袁孟海带了一条机船在盐仓码头接人。到了下午3点,连我在内一共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报到。当时的男女生是不讲话的,我和那位女同学一个站在船头,一个坐在船尾,偷偷瞥着对方。倒是两位父亲见了面,互觉面熟,一聊才知道原来竟是上海空军的老战友。
到了农场已是傍晚时分,连长带着两台拖拉机来回走了几趟把其他来报到的几十个人从祝桥拉回连里。由于只有两个人是跟着支部书记来报到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俩是支部书记的人。果然,不久我俩都当上了团支部委员,而且都是负责宣传和文体的;一年之后加工资,我俩又一起从18元加到了27元(一般是加到24元,表现好的可以加到27元,有一个27元,就要有一个只能加到21元);两年后,我俩都当上了副排长,她在机电排,我在木工排;四年后,我俩都回到了上海;二十多年后,我们的孩子又在同一个班级里读初中。
短短的四年,也就是读一个全日制本科的时间,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值得纪念和留恋的熵。
我从一个建筑木匠的小工成长为木工产品的设计和墨斗,只经过短短的半年时间。刚开始时,我也是“锯不直,刨不平,挥起榔头砸手指”,通过破大料(练锯功)、刨门板(练刨功)以及凿榫头等基本功的训练,我的木工基本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到半年,我居然做出了一条长板凳。长板凳看似简单,真要做好却不容易。板凳的四条腿既要向两头,又要向两端外侧倾斜。传统木工的词典里没有“角度”,遇到斜边斜角问题,一般采取“放”的方法来解决。先划一条直线,再在直线的顶点划一条垂线,按照斜线(或斜角)的要求确定直线与垂线的比例,连接直线与斜线的两个点就可以得到一个直角三角形,斜线与直线的夹角就是倾斜的角度。直线与垂线的长度比例用“抛”来表示,如“10抛1”就是直线为10个单位,垂线为1个单位。4抛3就是著名的“勾三股四”三角形,10抛10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我试了一次,就做出长板凳。师傅很是惊奇,问我有没有其他人教我?我说,没有。于是,师傅就让我当了划线工。我的师傅是排长,只比我大2届。顺便说一句,我从学工学农开始,我的师傅都是带“长”的,学工的师傅生产组长,学农的师傅是生产队长,学医的师傅是医药制剂厂的厂长,在农场我的师傅是木工排长,在后来回到上海在工厂我的两个师傅都是生产组长。
在农场,我参加过三次大会战,闯过三次鬼门关,也出过三次大风头。
第一次会战是在我去农场的第二年冬天,农场的会战多在冬季农闲的时候展开。朝阳是一个新农场,各连队沿着老河塘和新海堤之间新围出来的狭长地带一字排开。经过两年的建设,大部分连队已经拆除了芦席棚搬进了二层楼新宿舍。但是各连之间并没有路,来来往往走的是内外两条海塘。海塘顶上的“路”只能跑一辆车,天雨路滑,时常发生汽车、拖拉机翻下海塘的事故。农场领导决定修一条公路,把各连队连在一起。各连队只需铺自己管辖的一段三合土路基,最后由农机站统一铺细钢渣路面。我们连队的泥工排干的就是挖地基,铺地坪,砌墙头这类事,铺路真是小菜一碟。但是对木工排、机电排来说,这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女职工用铁锹锹土,锹到手上磨出血泡;男职工用翻斗车运土,运到脚底磨出水泡。即便如此,我们木工排还是敢于向泥工排发出劳动竞赛的挑战,虽然最后我们没有战胜对手,但是整个连队的施工进度因为竞赛而大大提前。
第二次会战是开挖大治河和在农场挖鱼塘。1977年,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所以这一年被称为“大治之年”。
这一年,上海为了解决航运、灌溉、泄洪等问题,决定从黄浦江中游开挖一条通往东海的人工河。由于是从1977年开始施工的,所以这条河就被称为“大治河”。上海各大口的单位都领到了挖河任务。农场系统特别是在南汇的农场更是首当其冲,扛起了开挖大治河的先锋大旗。同时,我们农场为了开展多种经营,决定利用农闲开挖鱼塘,建立养殖基地。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施工能力最强的施工一连的肩上。1975年9月30日东海农场的北片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朝阳农场,施工一连也同时改编为基建队,人员和装备都有了很大扩充。虽然如此,基建队的人数还是不到普通农业连队的一半。场领导对基建队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参加大治河工程,任务与农业连队一样;二是派人开挖鱼塘,土方量与开挖大治河的任务相当。如果兵分两路,平均分配劳动力,则可能两项任务都不能按期完成。开挖大治河是政治任务,完不成肯定要吃批评。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主动请缨,要求率一小队人马去开挖鱼塘。
所谓一小队人马,其实只有十八个人,都是所谓流氓阿飞。1976年10月1日是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为了确保上海的社会治安,农垦系统要求各农场把沾染“流飞习气”的人都留在农场。队领导为了锻炼我“对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作斗争”的勇气和能力,让我留下来管理这批流氓阿飞。我们被关在船闸中间的房间里,连我在内一共有十八个人。一个星期后,队里的大队人马从上海回来时,十八个人一个也没有少,而我则和这帮人成了好朋友。
我对队领导说,我们十八个人去挖鱼塘,如果按时完成,就让我们回家过春节。这句话中,我用了“我们”——我和另外十七个人命运绑着了一起。支部书记说,实在吃不消,我就派人去撑你。队长说,我给你一台拖拉机,四部翻斗车。我说,我要十八把铧锹。我又补充了一句,拖拉机和翻斗车两天以后再给我们。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直接用铧锹直接把土甩到旁边,直到挖到一人深的时候,我们才分出一部分人去运土。两个星期后,队里在食堂召开大会,庆祝两个会战顺利完成。据说,大治河挖得很苦,因为当中下了三天大雨。最后为了赶进度,连“饭乌龟”、菜园班都上了。我们挖鱼塘的没有后备队,下大雨的三天我们照样大干。支部书记没有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只是多给我们一个星期的假,春节时让我们提前回上海。
第三次会战是1978年。朝阳农场成立以后,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每年都会组织人员去围海造田。经过几次会战,我们都成了开土方的高手了。围海造田听上去很宏大,其实就是开挖一条小河,把挖出来土垒在河边,就是一条海塘。因此,海塘的内侧一定有一条人工河。这次会战的任务相对轻松,连队只派出了一部分人出战,其他人继续忙着造房子。
在农场的四年,我去过三次鬼门关,占到我去鬼门关次数的一半。前三次分别是在我幼年时的急性脑炎、急性肠紫癜、水痘被当成感冒治差点被活活烧死。
第一次历险是在一个新盖的食堂屋顶上铺油毛毡,接连踩断了两根椽子,我和另外两个工友从屋顶上坠落。当时我们正在做生活,坠落时仍保持着工作时的姿态。一位工友把肩上的油毛毡往下放,头刚好朝下;一位工友去接油毛毡,身体倾斜;我在整理工具,还蹲在那里正好起身。结果,头朝下的和我们永别了;侧身着地的瘫了;我双脚朝下又碰巧摔在堆起的壳子板上,虽然没有死伤问题,但是一根4吋的锈铁钉从我的右脚底板扎进去,从脚背穿出来。我一抬脚,还拖着一大块木头。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转眼就变成死人,变成残废的残酷现实。同时也为自己躲过一次非死即伤的大难而感到幸运。
第二次历险是一次乘坐拖拉机,应该是丰收35那种大拖拉机。我坐在车斗里,还有一个同路的人陪着司机站在驾驶室门外。那天虽然是晴天,但海塘上依然是遍布泥淖。为了避让迎面而来的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们的拖拉机翻下了河塘。驾驶室里的两位慌忙跳车。等他们缓过神来,拖拉机已经低朝天倒扣在河里。两人正在四处寻找之际,从拖拉机底下突然冒出一个头来。拖拉机翻下来的时候整个车身来了个转体180度,我被原封不动地,严严实实地扣在车斗里。车斗前面有一个高高的“扶手”,车反过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支起来的帐篷,否则我早被闷死在里面了。我自幼练游泳,被扣在水里的时候,也没有惊慌,看准方向,一下子就钻出了水面。回到队里,战友们连忙到炊事班烧水让我洗澡,我却说了一句:“我的半导体不响了。”弄得一房间的人都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后来,这句话成为朋友们嘲笑我的有力武器。
第三次是在开挖鱼塘时发生的食物中毒。为了抢进度,挖大治河和挖鱼塘的人都不回连队吃午饭,食堂的人送饭到工地。到了最后一天,也是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阴寿,晚上连队食堂准备放一顿(提供一顿免费晚餐),中午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两个肉馒头。傍晚,我们顺利完成任务,乘上拖拉机回连队交差。支部书记说开完会后请我们喝酒,除了食堂放一顿的菜,还派人到东海镇去买了一些熟菜(那年头买熟菜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吃晚饭的时候,弟兄们在政宣组找到了我。据说,我当时是趴在大铜鼓上昏睡。等我在睁开眼睛,已经是第二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纪念日)。据介绍,我得了中毒性菌痢,可能是那两个肉馒头引起的,但全连甚至全农场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拉痢疾。后来病毒转移到心脏,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医生说,幸亏送得早,否则病毒转移到脑子,就算不死也会变成傻子。这次菌痢大大伤害了我的肠壁,使我的肠胃对猪肉形成了本能的习惯性排斥。从此之后,我有了一个唯一不吃的食物——猪肉。据老爸说,负责护理我的护士长是当年南京军区游泳队的队员,老爸是队长,所以她对老爸的印象比较深。由于她很尽心,所以安排会诊和用药都很及时和到位。又据战友们说,我们编排的一个活报剧拿到市里汇演,虽然没有你的配音,效果差了一些,但还是获得了优胜奖。
这个活报剧剧本是我和为民用20分钟写出来的活报剧。这个戏最出彩的地方就是扮演旗手的两位演员都是由男性反串的。三毛天生就具有表演的天赋,穿上布拉吉,扭动腰肢,把旗手演得惟妙惟肖。我在中学时就演过相声,学人讲话是基本功。模仿旗手的难度在于声音高而尖,还要加上颤音,这些对当年的我来讲,都不是问题。演出时,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在放旗手讲话的录音。我同时还给笔杆子配音。场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后,立刻要求我们在全场各连队作巡回演出。该剧获奖后,又在南片农场巡演(崇明等岛上的农场称为北片农场,南汇、奉贤等地的农场称为南片)。作为该剧的编、导、演,我着实风光了一段时间。
几乎与我们创作活报剧的同时,中央连续下发了《材料之一至之四》等文件。为了让中央文件精神深入人心,达到深入揭批的效果,场党委要求各连队组织宣讲中央文件。我和为民采用了类似相声的对话形式,在一问一答中加入了戏谑和表演成分,再次引起轰动。两个小时的宣讲,没有人退场,观众还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场党委听说后,要求我们到各连去巡回演讲。有人听说,这两个巡讲的人就是那个活报剧中给旗手配音的人,听说给旗手配音的是个男的,于是争先赶来听宣讲,弄得热火朝天的样子。这次巡回宣讲,除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也让我遇到了很多中学甚至同班的同学。
1977年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我和为民再次联手,我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晚上时间写了长篇史诗《毛泽东》。场领导看了诗稿以后,要求做成诗朗诵节目,每天在广播站播一个章节,连续播半个月。场广播站找我们要诗稿时,我们坚持要自己录播(为民也是活报剧中一个配音,台词和音色都很了得)。广播站认为,一男一女播音效果会更好。我们当然知道,一男一女的声音肯定比两个男声表现力要丰富。但我们二人谁都不愿意放弃表演,同时更不愿意让自己的伙伴作壁上观。与广播站僵持了一个星期后,广播站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同时提出在我们的播完以后,广播站用他们自己的播音员再录一个男女声版。于是我和为民再度联手,我用男高音取代女声,他用男中音代表男声。由于有音乐的衬托,诗文写得很漂亮,再加上我们的朗诵也富有激情和表现力,所以一经播出即受到好评,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广播站在转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事实上,这首诗的水平确实不低。我们曾将诗稿投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过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收到出版社的回信,说出版社正在整顿和重组,要我们改投从人民出版社分出去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我们刚把稿件刚寄出去,就听说已经有人发了类似作品,桂兴华发表了长诗《毛泽东颂》。我们与桂诗撞车了!
1997年,我在胶带公司遇到了桂兴华的弟弟。讲起《毛》诗的事情,桂弟也很感慨,并想介绍我和他哥哥认识。我说,我是失败者,也不想强调客观理由,还是不见了吧。
1979年3月14日,我随着知青返城潮离开了农场。拿到调令的那一瞬间,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虽然日后在上海的岁月中我也有过荣耀和磨难,但这些光亮和阴影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97年上海在浦东开工建设浦东国际机场,朝阳农场的部分连队的土地被机场征用。2001年我进了一家空运货代公司,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在浦东机场工作,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去机场。有时,我会一个人悄悄走上海塘,去寻找当年奋斗的踪迹。涛声依旧,却不见当年的房舍;风声如歌,却不闻旧时的号子。就连脚下的海堤都显得那么陌生。
2010年时,我专程去了一次朝农。这次由一个在南汇土生土长的司机作向导,车子沿着当年去农场的道路,自盐仓向朝阳农场场部行使。一路上,我努力寻找记忆中的影像,与窗外的景况作对比,记忆中的底片与现实的照片竟然找不到一个重合的地方!车到场部时,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居民小区,完全没有一丝“农场”的影子。我们亲手盖起的宿舍、医院、办公楼都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超市、饭店、居民楼。
司机小邱问我,要下车吗?我摇摇头说:“不下了。”——都变成这样了,还下去干什么?小邱又问,上哪去?“海边!”车从场部出来向东,来到通往海塘的桥前,桥前放着几个水泥路障,不让汽车通过。
我们步行上了海塘,虽然天气转暖,但海风依然强劲,耳畔不由又响起了那句熟悉的浦东方言:“风大了侠咯!”强民、毓敏和我这三位来自不同农场的兄弟,信步走下海塘。去岁的芦苇在海风中挥动苍老的手臂,欢迎久别的老友。海塘外面的那片滩涂有了一个时髦的名称——湿地。天上的太阳被飘来乌云随意遮掩,似乎比当年的苍白很多;海上的轮船依然是那么缓慢,但我已经不需要它们为我传递我对上海的思念。
没有蛙鸣,有的只是一股强烈的工业化声响。土方车正从海塘向海边填筑一条与海塘垂直的堤路,估计是修到海边的后来一个90度的转弯,一条海堤便修好了,再折回海塘,就可以从海围出一片土地。若真如此,人挖肩挑式的修海塘模式将进入历史博物馆,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机械化的、不受季候影响的围海方式。
回到车上,小邱问我,哪能回去?我说,“走场部外面靠海的路向北”。基建队在场部的北面,沿着原来的海堤就可以找到原来连队的所在地。然而,车刚过场部就看到了路障,旁边还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机场建设单位专用”。小邱说,这里面的地都被机场圈掉了。我这才知道,原来的连队肯定不存在了,但我还是想去“经过”一下。于是,我说“开过去试试看。”保安问都没问,直接放我们进去。没走多少路就可以看到浦东机场的候机楼,这座展翅飞翔造型的建筑竟然就建在我梦开始的地方!
每一条新海塘的诞生,就意味着原来海塘的退化。新的海塘不断向大海进军,老的海塘有的被改造成道路,有的连痕迹都消失殆尽。记载我回忆的所有物质都已不见踪影,寻梦追忆之路到此彻底中断。
大海可以变为桑田,伟业也会逐渐淡去。当现实的丑陋不断冲击曾经的美好,人们只能躲到的记忆的小屋里去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