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真实

“这颗脑袋，从来没有像它即将落地时那么富有诗意。”

如此惊心动魄的句子，就印在一本满是灰尘的旧书的尾部。打开之前，这本小说差不多已在我的书架上静坐了整整三十年。

小说是写于170年前的。对法国来说，那是个教会、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叛逆者轮番登场、表情复杂的大革命时代。

1830年的一天，在巴黎一个热闹的沙龙里，一位谢顶的矮胖中年男子端着酒杯盘桓于一群贵妇中间，滔滔不绝。在贵妇们看来，男人的荤段子就像一块焦黄的烤鸡腿，明知热量极高，却又禁不住大快朵颐。半推半就地吃完“鸡腿”，她们把一串串笑声甩给会讲故事的男人。

灯红酒绿之后，潦倒文人亨利·贝尔回到自己的小屋。适才的欢快随风而逝，极度的苦闷倏然而至。他提起笔，开始写一份遗书。遗书中，他特别叮嘱，安葬自己的费用不要超过30法郎。接着，他拿出了一把手枪……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贝尔照常出现在朋友面前。他兴奋地宣布，就在昨晚，自己打定主意要写一本新作。朋友们并不在意。此前，贝尔写过一些书，但其中不少只印了区区几十册。朋友们知道，贝尔所写的遗书，也不是第一份了。

贝尔口中的这本新作叫《1830年纪事》，取材于巴黎《法庭公报》一则反响强烈的社会新闻。贝尔说，他要用写实的手法去塑造“一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奋力推开一扇窗口，俯视当下这个“革命”和“复辟”交替的混乱年代。这个年代，人们痛骂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其上的享乐生活，同时又绝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这个年代，唯有平民阶级才有真正的活力，“心灵的爱情”和“头脑的爱情”可分别以热情和虚荣的方式在一个人身上相映成趣。

贝尔花了一年多时间来完成创作。可是，这本书只印了七百五十册。

关键是，法国人对贝尔的心血并不买账。有人在杂志上撰文调侃：“本是小事一桩，此公却添油加醋”；有人则说小说文笔干枯，完全忽略人物衣着，连自然景物描写也少得出奇，批评家圣佩韦说，书里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大作家雨果更是毫不留情讽刺贝尔：“他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

对此，贝尔不以为然，他坚称自己是“人类灵魂的观察家。”之所以轻视文笔，是因为“一个完美的作家，作品应当让人记得意思而不只记得个别词句”。对于从社会新闻中取材，他的解读是，写小说，其实就是搬一面镜子到路边，让走过的人们能照见自己。为此，他要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除了几何学之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

时隔170多年，作为一位对“真实”几有洁癖的新闻人，读到贝尔关于小说的这番见解，仍然眼前一亮。

贝尔曾是跟随拿破仑四处征战的骑兵少尉，可在后拿破仑时期，他一直贫病交加，拮据困顿。叔本华曾说，他很希望有人来写一部悲剧性的史书。书里一定要写上：“世界上许多国家，无不以其大文豪为民族的炫耀，但在他们生前，却遭到虐待。”贝尔便是个被生活虐待的人。

1842年春的一天，59岁的贝尔正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的街头散步，脑溢血突发，不治身亡。朋友在整理他的笔记时，居然惊讶地发现里面有这么一句：“我觉得死在大街上也没什么可笑的，只要他们不是故意这样。”

人们还发现他写的另一句话：“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1888年11月，因为修路，人们在蒙玛特尔公墓发现一个奇怪的墓碑，上面用意大利文写着：“活过，爱过，写过。”大家忽然想起了已离世40余载的墓主人贝尔。于是，以哲学家伊波利特·泰勒为首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文人掀起了一股“发现”运动。《1830年纪事》从此声名鹊起，被尊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巨作。

贝尔还曾预言：“我看重的，仅仅是（《1830年纪事》）19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时间是公正无私的，“真实”有时会造就不朽。不知贝尔是否想过，170多年后的这个春天，仍然有人会不经意间打开书柜，第一次真正翻开他的书，掸去封皮上厚厚的灰尘，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看着文头的那句“真实，严酷的真实”，你会禁不住想，大师们就“真实”地安坐在书架上，触手可及，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四处找寻那些有关大师的二手文字，难道不是太傻了吗？

其实，贝尔还有个笔名，叫司汤达。《1830年纪事》只是那部小说的副题，在我的书架上，它的名字是：《红与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