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骆滴酒不沾,小沈自称茹素,唯有小喻和我慢悠悠对酌,深一口浅一口,轻快又平和。四个五旬男人的重逢,少了些喧沸和爆发力,却多了些安详和自制力。
去酒店的路上,小沈说:“人到这把年纪,诸事随缘。我有个朋友一心向佛,修行十分精进,已经修到了不吃东西的境界。”小喻正色道:“参禅悟道值得赞叹,可饭总要吃的。有道是‘借假修真’,没了假肉身,怎么修真心呢?不吃东西还能保全肉身,你确定不是贵朋友的诳语吗?”
听了他们的对话,我禁不住笑了。三十年前,他俩就是以这种“和而不同”的风格聊天的,一点儿没变。
小沈比较感性,善于讲故事,散文写得不错;小喻相对严肃,精于讲道理,以评论见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同在工厂宣传科办报纸,一个打理三版,一个负责四版。小骆和我,在对门的厂团委。那会儿,大家都是20刚出头的小伙子。
小骆进厂早,离厂晚,对厂子的历史地理了然于胸。席间,他讲起当年厂里的人和事,意趣十足,听来既熟悉又陌生。
比如说,当年住我隔壁的一位兄弟,进厂的通行证,竟然是一场“公交偶遇”。那年初夏,兄弟自外省来肥求职。公交车很挤,一位老者上车,兄弟立即起身让座。老者一再致谢,知小伙子毕业在即岗位未定,便轻轻说了句:“要不,你去我们厂试试?”次日,兄弟找到厂里,方知老者竟是厂长。
听了这段往事,小喻和我不约而同举杯,把那个年代的朴素和简单一饮而尽:“如今坐公交,想碰到大型国企的一把手,很不容易了!”
当年,厂团委的专职只有小骆和我。我去不久,小骆便下车间兼任领导了。共事时间不长,但我俩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一起组织过N场周末舞会、球类棋牌比赛、全厂团员青年问卷调查。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班,我们都会抢着打扫卫生,拖把是重点争夺目标。
办公室的窗台上,有一盆葳蕤蓬勃的绿萝。下车间前,小骆一再叮嘱:“这盆花草,我养了多年,托付给你,可别忘了照看。”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厂,我每天悉心照料着绿萝,或饲以阳光,或浇水松土。花草也通人性的,给它的每一丝善意,都会从盆里长出来。我的不少文章,都是在绿萝前完成的。记得有一次,一位慈祥的前辈见我又在爬格子,便走过来调侃道:“小曹,你天天这么写,是不是要写书啊?”我笑笑,没说什么。其实,我在心里说,哪一天真要写书,一定得把这盆绿萝写进去。
毕业进厂后,我先是在车间干活,来年才调到团委的。转岗当天,陪我去仓库抬办公桌的,就是小喻。
厂报每月一期。每期报纸,小喻都会向我约稿,不拘体裁。无论我投的是诗歌、散文,还是消息、评论,他一定会用心编辑修改,甚至逐字逐句和我讨论。在车间的机器旁,在宿舍前的草地上,在办公楼的台阶上,我们都十分“文人”地推心置腹过。我的双手常沾满油污,小喻并不在意。
我对文字的浓厚兴趣,源于很多朋友的激发和勉励,小喻便是其中一位。有一回,他甚至动员我试画栏花,且真将稚拙的涂鸦登了报。
那年头,我们每月的工资只有100出头,却偶尔也会下个馆子。一天中午,我们去附近小店喝酒,声震屋瓦,豪气冲天。酒过数巡,我醉得天摇地倾。多亏小喻一路搀扶,才艰难摸回了办公室。
后来,小喻和我都成了新闻人,一做就是30年。虽供职于不同报社,偶尔也联手出击。我们一道暗访过假冒名酒,曝光过无证坐堂医生。采访途中,我们的讨论仍像在车间里那么“文人”。
席间,小喻说,年过五旬,他愈加热爱历史,最感兴趣的不是唐宋,而是夏商,“一个民族,不能忽视文明的源头,就像一个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听他这么说,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那盆绿萝。
四个男人中,最具艺术气质的,是小沈。
盛夏的中午,正趴在办公桌上午睡,忽听门外传来浑厚高亢的《敢问路在何方》,半梦半醒间,我以为是谁在放蒋大为的磁带。开门一瞧,原来是小沈正在空阔的走廊上举行“个人演唱会”。不久,团委跟炮兵学院搞联谊,我力邀小沈上个节目。表演现场,他有点紧张,高音没顶上去。归途中,小沈自嘲:“看来,我只擅长真正的‘独’唱”。
工厂的围墙,阻断了小沈的艺术人生。但女儿然然,却帮父亲实现了梦想。那些年,小沈每天都蹬着自行车,去艺校幼儿园接送女儿。我们正好同路。途中,聊起孩子的艺术天赋,小沈眉飞色舞。
去沈家做客,然然表演小提琴,气定神闲,声悠韵长。一旁的小沈,满眼都是幸福的光芒。后来,女儿去了北京,上了艺术名校。孩子主演的首部电视剧亮相央视前,小沈给我发了条短信。那天,我用心观剧后,写了一篇《幸福的雨点砸中感伤》,提到骑向艺校的自行车,忆起彼时的不易。然然在微博上跟我说:“叔叔放心,以后爸妈面对的,就只有幸福了。”听了这话,我很开心。
这些年,小沈写了几本书,最近又出了本散文集,说到“都市”、“草”与“放羊”。
城里的草木,通常只是高楼阔路间的点缀,就像中国画里的留白,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更何况,熙来攘往的车流,往往不容分说,把这留白塞得严严实实。羊,肯定比放羊的人更懂得草。
这场酒,我们聊得很畅快。微醺着出门,骑单车回家。路上,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窗台上的那盆绿萝后来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