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巢湖闲游,忽有一个想法:去放王岗看看。
尽管巢湖早已归属合肥,我却去得极少,寥寥几次,也都公务在身,行程中并无片刻余暇。自当初写过《国宝紧急呼救》后,这十多年来,我再没到过放王岗。
【一】
放王岗是巢湖东郊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岗。之于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号,有一种广为人知的解读——太史公在《史记》里有载,“商汤放桀于南巢”,夏桀死后大约就葬于此岗了。显然,这说法听来有些可疑,并无确凿的实据。
有件事倒是毋庸置疑的。放王岗上七座气势宏大的土堆,确是汉代的古墓。这是考古学家细致探查后给出的结论。
1996年夏,出于市里的工程需要,七座土堆中的一座被抢救性发掘。出人意料的是,土堆里挖出的汉代文物竟有700余件,内中棺椁形制在安徽已发掘汉墓中绝无仅有。在当年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评比活动中,“放王岗一号汉墓”露了大脸,拿到为数不多的“荣誉提名奖”。
一年后的春天,因了一条偶然得到的新闻线索,我决定探访放王岗。彼时,我在安徽青年报做编辑、记者。
发掘工作已过去八九个月,考古现场的大棚早已拆掉,文物也都转移保存了。时任巢湖市文化管理所所长的何爱平先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和同事靳生。我们也由此获得了一次零距离触摸历史的机会。
在何所长引领下,我们穿过市府大院一道长长的走廊,进入一间百余平米的临时库房。
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就像一瓶瓶古井酒似地摆放在案板上,锈迹斑斑。你甚至可以随意拿起来试试斤两,或者抚弄敲击。轻触之下,这些2000年前的铜洗、铜壶体表并不光滑。绿色的锈像是一层绝缘体,将历史和当下断然隔开。何所长感慨,这些铜器刚出土时,无一不是锃亮的,无一不光彩照人。重见天日之后,它们本应被真空保存的。
更让人揪心的是400多件漆木器。与世隔绝两千载,若不及时作化学脱水处理,它们随时都有变形、腐朽的危险。然而,当下,这些漆木器却悉数泡在几只铁皮盒和玻璃缸中。用来浸泡的液体,居然就是自来水。何所长说,万幸的是,库房比较保温,去冬水缸里没有结冰。为水缸换一次水,全所人员要忙上整整一天。夏天就要到了,届时可要天天换水的。
何所长说,文物身陷窘境,缘于一个“钱”字。当初发掘时,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尽可能多挖些东西出来,谁能想到,现在这些东西像是成了包袱。据何所长匡算,文物的技术处理费用,至少需要120万元,但这笔费用一直没有着落。
一堆锈蚀的箭镞默不作声,仿佛是一份自两千年前射来的沉重。锈是表象,掩不住足以穿心的锋利。时光,赋予其价值。
1997年5月18日,我和靳生的稿件刊发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国文物报》二版头条。稿件中,700多件放王岗文物紧急呼救,有对“经费”的吁恳,也有对文物保护者编制瓶颈的探讨。
文章刊发以后,我就没再去过放王岗。只是零星听说,国家拨了几百万元的经费,要在放王岗建一座博物馆。后来又听说,博物馆建成了。
那么,此刻——2015年1月的放王岗,会是什么模样呢?
【二】
巢湖,当然早就不是18年前那个小家碧玉的巢湖。进了巢城,车子便失去了方向。我只是凭着感觉往前开。
忽然,正前方的山岗上,赫然出现一座别致的汉式建筑。顶端几个大字隐约可辩——“巢湖汉墓”!
那一刻,有一种心愿被成全的惊喜。我迫不及待地朝着这座建筑一路奔去。过了一条辅道,再爬一段小坡。窄路的尽头,屹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汉式大门,中有六字隶书:“巢湖市博物馆”。
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门前广场上。几位老人漫不经心地闲聊,孩子们踩着滑板车欢快地奔跑着。
进得大门,是两行高不可攀的台阶。仰望这台阶,除了蓝天之外,几无它物。
拾级而上,发现台阶之间有一排设计得莫名其妙的方形水泥墩。石阶斑驳,像是很久无人涉足。这份寂寞与寒酸,跟它的高度不太匹配。
走上台阶,更有一番出人意料的景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摇曳在瑟瑟寒风中的凄凄荒草。荒草周边,遍布着一块块临时开垦的菜园,除了乌心菜和萝卜,还有一堆堆破碗碎碟之类的垃圾,本以为这是附近居民来此上坟祭祀的弃物,可不远处耸立的高大烟囱,又似乎在暗示,它们可能是生产车间的废品。
沿着蜿蜒在菜园里的小径往前走,终于发现,两三百米外有一座三层汉式建筑,正是此前望见的“巢湖汉墓”。
这才是我的目的地。
【三】
“巢湖汉墓”赫然在目,却不能直接抵达。
横在面前的,是一道坎坷不平的小坡。好在身旁墙上有一句提示:“参观请右转上坡(新亚公司院内)”。若不仔细看,可能会误以为这几个字是“禁倒垃圾”或者“不许随地小便”,因为一旁的两只垃圾桶正无可奈何地混迹于随处可见的垃圾中。
上得坡来,果然看见“新亚粮食机械公司”的院门。迎门是一条带有浓厚上世纪色彩的破旧水泥路,左首有一排矮小简陋的小平房,右边则是一口不大不小的水塘。塘边几株上了年头的香樟树,一下子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汉墓发掘工地。
一位中年妇女在塘边浣洗。她的身后,一块块补丁般的小菜园郁郁葱葱。
路的尽头,便是建造于发掘原址的汉墓博物馆了。
两个女孩正在服务台聊天。见我进来,愣了一下,随即拿出登记簿。我一面工工整整地写下名字,一面告诉她们:“我跟这个博物馆可是很有感情的!”她们用将信将疑的微笑作答。我问她们:“参观的人多吗?”她们仍旧笑着,但笑容里仿佛有了些许尴尬。翻了一下登记簿,我是当天的第一位参观者。
展厅里空寂无人。一位看上去很闲的保安侧身靠在栏杆上。
大多数文物都是我18年前曾经见过的。此刻,它们在玻璃橱窗里肃立,有灯光的注视,个个都像光彩照人的明星。
印象极深的箭镞也在其中,展出的只是几枚。在我记忆中,这样的箭镞至少有上千枚吧。因为不再是无序地堆放,你可以咀嚼那份锋利的细节,而强弩之末的沉重,也由此减轻了许多。
当年泡在水里的漆木器,展出的都是复制品。想想也是,深藏不露的原物是经不住如此炫目的现代灯光的。
显示墓主人身份的“吕柯之印”,尤其吸引眼球。当初,在那间大库房里,我们曾讨论过这个巨大的悬疑。满以为多年以后,总有睿智的专家能解开这个谜。可20年过去,它安静地躺在这里,仍是一个高度清晰却又面目模糊的存在。在它身上,两千年的时光未着一丝痕迹。
博物馆的展品不算太多,二十分钟便参观得差不多了。
隔壁就是发掘原址,地下有一座复原的墓室。规模形制都极其罕见的棺椁,气势恢宏地安卧在脚下,像是对主人显赫身份的宣示,又像是对今人考据能力的挑衅。
原址四壁,陈列着一幅幅发掘现场图。
有一幅呈现的是刚出土时的漆木器。那夺目的色泽和瑰丽的图案,一如我当年所见。橱窗里的复制品,固然有灯光帮衬,也决不能比其万一的。
忽然想,此刻,这些漆木器的原物还是当年的模样呢?
【四】
博物馆的后院,正对着两座山。
左边的叫鼓山,右边的叫旗山。两山比肩而立,伯仲难分。
据说,此地便是“旗鼓相当”这个成语的出处。
当初,是谁将此二山命名为“旗”和“鼓”?恐已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
与之相反,数里之外的那枚“吕柯之印”,历史虽然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却把问题本身留了下来。
巍然屹立也好,深埋地下也罢,都可能成为怵目惊心的无解悬案。
放王岗,就像一阵无声的惊雷。唯有用心,方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