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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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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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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母桥挂面

不知是谁说过,人的胃是有记忆力的。小时候吃过什么美食,长大后我们的胃就会存留对这份美味的记忆。就像每一个张母桥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对“张母桥挂面”牵肠挂肚。

看《舌尖上的中国》,发现有一段故事拍摄于皖西毛坦厂,提到两种美食:一种是蒿子粑粑。从路边采来一种叫“蒿子”的野菜,“浸泡、去汁、剁碎,蒿子叶散发出阵阵清香,大米磨成粉,加入咸肉,蒿粑的营养更加丰富均衡”;另一种是干子烧肉。“老街上,豆腐坊依然使用最古老的方法,制作远近闻名的豆干,这种两厘米厚的大豆制品,温软嫩滑,富于弹性。干子烧肉,白嫩的豆腐和丰腴的五花肉,浓油赤酱,鲜香可口。”毛坦厂离我的老家舒城张母桥20多公里,片中的两个主角是我们那一带的大众食品。每年三月三是传说中的“鬼节”,几乎家家都做蒿子粑粑,不仅好吃,还可“粑魂”,魂如果不粑住,就会借着鬼节四处游荡,失了方向;干子烧肉中所用的干子,口味最好的,出自舒城山七,这些年,在合肥不少酒店吃过干子烧肉,都号称是山七干子,但一入口便知不够正宗。

其实陈晓卿和他的团队止步于毛坦厂,是很可惜的。再往东北走上20公里,他们的舌尖一定会触碰到“张母桥挂面”。

对“张母桥挂面”最初的记忆是小时候过大年的那些天。年关将近,乡邻们必然要做三件事:一是推动石磨、支起柴灶做年粑粑;一是挑一水桶黄豆、一捆柴草去豆腐房做干子;还有一件事,便是挎着竹篮,去张母桥街上称十几斤挂面。大年三十早上,每个人定会吃上一大碗热腾腾的肉汤挂面。碗是大号的“花海”,面的分量很足,肉是炖了很久的,碗头上放几块,肥的居多,入口即化。那年头的乡村,物质极其匮乏,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也不是轻易能吃到挂面的。为此,这顿鲜美绵软到骨头里的早餐简直能解一年的馋。

当然,挂面不只是年三十才会上桌的解馋妙品。平时,逢着哪家有孩子满月、老人做寿之类的喜事,一斤挂面也是主打的贺礼。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热情的主人便会下一碗挂面,摊上一块“鸡蛋皮”,切成条,洒上葱花,顶在挂面之上。小时候,每逢生日,我都能吃到一碗妈妈亲手做的这样一碗鸡蛋面。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味美绝伦的人间珍馐,每一根鲜美的面条都会在舌尖制造一份永不磨灭的快感。

做挂面的人家集中在张母桥北街。年关之前,是做面的旺季。那会儿的北街,只要是晴天,一定是披着一层洁白的轻纱的。一排又一排晒面的木架,迎着阳光站立,一圈圈两三米长的面条像细细的棉线缠在木架上,一圈紧挨着一圈。从远处看,木架就像是被一匹匹白色的“棉布”覆盖着。记得每次沿着北街去大礼堂或者照相馆,都要穿过一道白色的峡谷,排排木架如同一个个慈眉善目的白须长者,静静聆听着我们未经点滴雕琢的嬉闹声。

其实,每一根挂起来的面条都是浸满汗水的。拥抱阳光之前,它要在作坊里经历一次次美丽的蜕变,和面、盘条、上筷、上架,每道工序都需要在双手中艰辛地完成。上好的面粉,加的是小镇独有的井水,盐必须放得恰到好处,醒面盘条的火候非一朝一夕能够掌握。挂面的每一次蜕变都有汗水和智慧为伴。与其说,经阳光亲吻后的挂面是一种味美的食物,不如说它是一件诠释匠心的艺术品。做挂面的人家多是祖传手艺,真正的技术要点都是秘而不宣的。正因为拥有了“独门绝活”,才有人说“张母桥的挂面才叫挂面”,“张母桥挂面”也才会名闻一方,成为小镇的一张名片。

几年前在威尼斯,朋友带我去了一家玻璃作坊,参观工匠用祖传手艺制作水晶玻璃的全过程。虽对水城玻璃的盛名早有耳闻,但亲眼看着工匠像变魔术似地吹出一匹精美绝伦的水晶马时,仍禁不住叹为观止。那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老家的挂面匠人。用勤劳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前一阵,听说“张母桥挂面”的制作工艺已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里也正在当地学生中普及这份遗产。的确,如今北街上做挂面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出外发财去了,谁愿意做这份全靠人工却挣不了几个钱的活计呢?

不过,出门在外的张母桥人,是无法跟挂面“断舍离”的。中学同学群里,大家身在天南海北,却时常聊起家乡的这道美味。挂面就像一条纯净的丝线,把故土跟我们紧紧拴成一体。言语间,挂面是一道记忆中的美味,更是一片驱不散的乡愁,是潜伏在血管里的一份化不开的乡情。

梁实秋曾在一篇散文中说,抗战时期,他四处奔波,一直痴想故乡北平羊头肉的风味,一想就想了七八年。胜利还乡的一个冬夜,偶听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瞬间便从被窝里爬起,呼小贩入门,坐在懒凳上凝神看小贩用一把薄刀,横着刀刃片出一盘羊头肉,洒上了一些椒盐。梁先生捧着这盘肉,重新钻进被窝,在枕上将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在嘴里,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美美进入了梦乡。

兴许,不少出门在外的张母桥人偶尔也有跟梁先生同样的痴想吧。这个雪花飞舞的夜晚,我就特别想吃一碗盖着鸡蛋皮、洒上葱花的张母桥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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