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冷的一夜

【壹】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 小雨夹雪 正月初八”。

晚九时许，夜班中途，我照例在电脑上敲下这一行字。

写日记是中学时代养成的习惯，至今已坚持三十余年。同事兼兄长、新安晚报副总编辑李今枚曾开玩笑说：“或许，你不经意间为安徽新闻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档案呢。”我笑答，做新闻的，每天都在书写明天的历史，可历史少不了有趣的注脚。

此刻，我的脑海中想着两件事。一是不知今枚兄是否输上了血小板；二是明天要早起，去医院。

在今枚兄与病魔搏斗的近一年里，血小板有时就像弹药和粮食，一周左右要供给一次。令人揪心的是，弹药运送的渠道总是危机四伏，险情迭出。为了掩护今枚兄打赢这场战斗，我和同事夏丽霞、叶晓组成了一支应急小分队。当天下午，我们刚刚送过去一点弹药。跟今枚兄约好，明早九点我们医院一见。

想想病中煎熬的今枚兄，心中一阵酸楚。20多年的朝夕相处，今枚和我早已亲如兄弟。近一年来，疼痛和牵挂无时不伴我左右。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是今枚兄的爱人杨老师。不知怎么，拿起电话，我预感到一种不祥。

 “曹总，李今枚走了…” 电话那边，传来杨老师的哭声。

世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那一刻的天崩地裂。我感觉自己的头脑在巨大的震惊中炸开，情绪瞬间失控。夜班时，十二楼只有值班总编辑一人。我想，那会儿若有其他同事，一定会被撕心裂肺的嚎啕声惊吓到。

我像是对着电话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老天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你怎么总要欺负好人？我们这么拼命，你怎么不肯放我们一把？哪有什么好人一生平安，根本就是骗人的!……

我一句接一句埋怨着老天，可我知道自己回天无力。

不知道哭号了多久。一股巨大的、本能的、几乎失去意识的悲伤，让我深切地感觉到，一块巨石重重压在胸口，不嚎啕出来是无法喘息的。

我这半辈子，好像还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悲恸。我终于明白有一种状态叫不能自已，叫痛不欲生。

世界忽然间空了，什么都像飘远了似的。眼前的一切，怎么如此不真实？渐渐的，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哭声，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我无法接受正在发生或者说已经发生的现实。

待恢复了一点意识，我对杨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马上过来！

杨老师哭着问，现在吗？

 “是的，现在，马上！我要见他。我们约好明早见面，他怎么能不等我呢？他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呢？……”说到这，我又禁不住放声大哭。

放下电话，我立即把剩余版面的编务向晚班同事作了交代。

这是28年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在上班中途主动脱岗。如果今枚兄知道，他决不会同意我这么做。办报 30多年，他的严谨作风影响了一茬又一茬新安人。“敬畏记者这两个字”、“每个字都有重量”是他给我的教诲，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共识。他决不会同意我打破团队的规矩、临阵脱岗的。

对不起，今枚兄，今天请让我自作主张一回！

我不甘心哪！说好了明天上午我去看你，你怎么能不辞而别？你怎么能如此狠心？我要当面问问你。

【贰】

近一年来，遵照今枚兄叮嘱，我始终没有扩散他患病的消息。整个报社，只有几位同事了解内情。

今枚兄向来儒雅而自律，干净做事，本分做人，从不愿给他人添任何麻烦。他一再跟我说，切勿惊动太多亲友，以免烦大家前往探望。

我一直在想，哪一天今枚兄病好了，就当没生过病呗，也无需为他人道。我也相信，这一天为时不远。

近一年来，我的情绪一直随着今枚兄病情的反复而起伏。多少次，看到一点光亮，我们“弹药小分队”欢呼雀跃，而只隔几天，就又被打回黑暗幽深的谷底。冰火两重天的过山车式纠结，成为我2018年的心情主基调。

我感觉自己和杨老师母女、夏丽霞、叶晓一直跟随今枚兄走在没有尽头的悬崖上，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长征。我曾经是多么坚信，这场仗打得如此拼命如此顽强，一定会迎来彻底的胜利。我从来就没想过失败。

就在接电话之前，我仍然坚信，晚间今枚兄应当能输上血小板的，输上了险情自然会解除的。半年多以来，今枚兄的险情出现几十次，血小板也输送了几十次。每次都是晚上输，输上了，杨老师便给我一个短信，有时，这个短信会到次日凌晨才来。等不到“输上了”的短信，我是不会睡觉的。半年多以来，等待消息的夜晚，我苦守了几十个。

去年12月2日，今枚兄发来微信，告知我病情稳定了，正准备出院。看起来，他的心情很好。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当晚，我特意喝了几杯酒，兴高采烈地写了首诗，题目叫《悬崖上的长征》。其实，大学毕业后，几乎就没再写过诗了。那一刻，我想到今枚兄这半年多经历的超乎想象的苦难，想到杨老师每次送饭时的那只高压锅，想到一位妻子伟大的付出、担当和坚持，想到自己通过屏幕和无菌舱里的今枚短短七分钟的交谈，更想到胜利，想到希望的曙光。

《悬崖上的长征》

颤栗在悬崖边缘

每一小步

都趟着史无前例的孤单

翻遍《四书五经》和本报讯

没有一个词汇

形容这条山脉的高和远

根号以及地质锤

在八十年代的背包里衣冠不整

隔着一层帆布

隐约传来呻吟

恐惧和长征

本是孪生兄弟

原以为

疼痛就像一枚箭镞

射出针管

只留嗖的一声

几人知

电话线的那一端

迟迟等不来血的消息

嘀答 嘀答

1600万次默念

才算出半年有多长

夜深

痛便醒来

多少回往崖边探身

祈祷一场逃离

盐水瓶被绑架在屏幕上

走廊死一般静寂

泪水淌成一条暗河

世界只剩几平米

端不动的高压锅里

煮着泣不成声的相濡以沫

没有走不完的长征

总要有一段苦难的幸福

插着一块洁净无瑕的路牌

叫生死之情

又一个深夜来临

崖上微风渐起

兄弟

你可望见

三步之内的荆棘丛中

星光拥抱着

莲花一般的女子

不远处

黎明正在漱洗

我在想，今晚的险情，跟以往历次的险情没有区别，我们同样能涉险过关。等杨老师的通知来了，我就照例给夏丽霞一个通知。

然而，这一回，我失算了。

人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在医生手里。医生先前是那么信心满满，可据说昨天晚上她也有些含糊了，说自己有点心里没底了。

天命是多么强大啊！

【叁】

去医院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窗外疾速晃过的街灯，让人头晕目眩。有一阵，我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又在往哪里去。

那一刻，有个坚定的念头，就是眼前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我们这个意志力无比强大的战队，怎么会打败仗呢？怎么可能呢？

小雨过后，路上满是积水。

医院门口下了车，我就拼命深一脚浅一脚跑向住院楼。不知怎么，竟误往今枚首次住院的保健楼。看了电梯旁的标牌，才意识到不对。便又掉头跑到另一座楼，问了导医台，才找到通往血液科的电梯。

那一刻我是不清醒的。其实，血液科我去过几次，去那里探望过今枚。而现在，我却找不到电梯。

跌跌撞撞上了十一楼，仍然喘着粗气。

我要赶得快一些。我一定要亲眼见到病床上的兄长。我不许他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这么擅自远行。正因为这样，我一直在疯狂地奔跑。

推开二病区的门，见走廊尽头站着几个人。我飞奔过去，顾不上去看走廊上是否有熟悉面孔，也顾不得与任何人打招呼，便哭着一头扎进兄长的病房。

靠走廊一侧的病床上，兄长已穿好寿衣，盖了寿被。

我立在病床一侧，肝胆俱裂，泪如泉涌。

轻轻掀开寿被，看到我的兄长安详地熟睡着，头戴一顶呢帽。20多年来，我从没见他戴过帽子。可今天他戴了。

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长征，让他的面孔看起来有些瘦削。但他的表情十分平静，十分安详，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一如往日所见。

我的兄长，你太累了，你睡得那么熟！

我的兄长，你还记得，我来报社的第一天，你微笑着从屋角藤椅上起身，跟我说“我来帮你搬桌子”吗？

还记得我为从新闻部调整到国际国内部闹情绪时，你苦口婆心的那几个小时吗？

还记得你在新闻部例会上表扬过我的“包公祠年久失修四处漏雨”吗？

还记得你安排我去“灾后十年看三河”吗？还记得采访合钢煤气放散事故后我们讨论的“到底是救人为重还是采访为重”吗？

还记得晚班结束大家在“庐州太太”的那次宵夜，我帮你代喝的那瓶啤酒吗？

还记得我写“马鞍山坐堂医生”稿引来无端指责被人围攻时，你在会议室拍过的那次桌子吗？

还记得去潜山余井做公益活动时你我的那次彻夜长谈吗？

还记得团队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精神遭遇重创时，你安慰我“灰色的日子总会过去”吗？

还记得我们亲密合作给年轻人主持的那些欢天喜地、个性十足的婚礼吗？

还记得你跟我说，退休后你要做很多事，要旅旅游、写写字、打打太极拳吗？……

因为悲痛欲绝，也因为长距离地狂奔，此刻，我浑身颤抖，瘫软无力。

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不止。哪有什么好人一生平安？哪有什么好人一生平安啊？我们说好了的，明天九点我来看你，你怎么能不给我一个机会？兄长，其实我不是怪你，我是不甘心我们打输了这场仗！20多年了，在新闻战场上，我们并肩携手，从没打过一场败仗。20多年了，我们朝夕相处荣辱与共，此刻我有多么撕心裂肺，你是知道的，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声安慰？

一位中年男士进来，搀住了快瘫倒在地的我。我们一道轻轻将寿被盖上。我听到他轻声说，节哀，曹总。我们让李哥安息吧。

我们相扶而泣。

出病房时，回头看我的兄长。寿被下的躯体像是轻飘飘的。不知道远行之时，你是否觉得孤单？在这个苦雨之夜，如此一床薄被，又怎能抵挡这早春的凄寒？

【肆】

永远也忘不了那幽静空寂的几百米。那是生与死的距离。在我的脑海里，它像是一场梦境。

深夜，通过一部直达负二层的电梯，我们送今枚兄从病房去太平间。兄长，今晚为你送行的，还有你的小兄弟刘文章、童建明、洪锋和何克难，上路之时，你不该觉得孤单。

医院的负二楼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像防空洞似的。抵达目的地，要曲曲折折拐上几个弯。看起来，这“防空洞“相当空阔，顶上满是雪白的日光灯，四壁也是雪白一片。

担架车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

周围忽然没有了边界，没有了色彩。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耳边，只有担架车的橡皮轮与水泥地的摩擦声，宛如一串符号式的低语。兄长安详地躺在担架车上。

这条路，通向天堂。

去岁今日，我跟即将退休的今枚兄笑言，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做多高的官，挣多少的钱，出多大的名，而在于退休之后，想喝杯酒时，一通电话，便能叫来一拨兄弟。他连说“在理”。于是，我们相约，八十岁时拿我的日记作下酒菜临风小酌。

而此刻，行在这条不生不灭的无色路上，忽有所悟——活着和逝去，原是这几百米内的一场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