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的下午

初夏的午后，阳光很好，却并不酷烈。

眼前的小街，是欧洲城市里极其普通的一条。街的两侧，除了规模不大的教堂之外，都是不起眼的三层巴洛克式建筑。地上，古旧的青砖，条理清晰又不太规则地铺陈着街边建筑的影子，反射出明亮的白光。熙熙攘攘的脚步，或疾或缓地穿行在这影子和亮光里。

街边的白色遮阳伞下，是一排露天咖啡馆。外围的木质栏杆，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

朋友都去附近商店买琥珀了，可我对购物毫无兴致。趁着这空档，独自走到遮阳伞下，寻了个靠栏杆的闲座，歇息下来。周边的客人小声地聊着天，时而微笑，时而叹息。空气中，弥漫着咖啡浓烈的香气。我不喜咖啡，便向侍者要了一大杯PERLA啤酒。

几分钟前，我还是个匆匆的旅人。此刻，得了一段闲暇，有了一杯啤酒，心也就彻底安静下来。

几十米外，那座尖顶的圣杰克教堂前，几个少年正欢快地打闹着。他们衣着鲜艳，笑得很干净。有个孩子全身湿透，想是刚从附近的街心喷泉游戏过。不知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是否每周都在这座教堂做礼拜？我万里迢迢来此，其实就是想拜访一个跟他们差不多的女孩。她的第一份圣餐礼，就是在圣杰克教堂领受的。

玛丽的家，离教堂也就几十米的距离。

她的父亲来自乡下，大学毕业后成为华沙的一名老师，她的妈妈则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玛丽6岁开始上学，在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矮，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

她后来说，她第一次感到人生的大不幸，便是大姐和母亲相继病逝。那一年，她才9岁，正是和眼前这些孩子一样的年纪。可以想见，她在这座教堂前，洒下过多少忧伤的泪水。那时候，应当没有这排热闹的街边咖啡馆。

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玛丽的家里。此刻，我的对面，便是她家二楼的黑色阳台。铁栏之内，和风拂帘，鲜花盛开。我依稀望见，她就倚着那栏杆，微笑着站在阳台上。

有一段时间，玛丽经常去乡下看亲戚。喀尔巴阡山下的小村旁，有一个叫“海之眼”的湖泊，碧波荡漾，风雅别致，让她难以忘怀。15岁那年，她中学毕业，本可在华沙一所中学任教，但因家境不佳，她决定找一份待遇稍好的工作贴补家用。于是，她离开了这条小街，去外地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一做就是四年。

对我来说，在没有来到这条街之前，玛丽的童年、少年似乎并不存在。她仿佛生来就是个写在教科书里的神话，而她的神坛设在遥远的巴黎。

在玛丽家二楼的墙上，有一幅她在巴黎读大学时的照片。那会儿，她远离故土，举目无亲，栖身于贫民区一间顶层阁楼上。冬天很冷，因为缺煤，无法取暖，脸盆里的水晚上会结冰。为了睡得暖和些，她就把所有的衣服全压在被子上。当时，她只有一盏酒精灯用来烧饭。为了省钱，她有时只以一点点面包加水果充饥。她独自处理家务，没有任何人帮忙。日子虽然艰苦，但玛丽却说她“始终把这段时期的艰苦奋斗视为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个美好的时期”。她充分体会到自由、独立精神的可贵。她并不沮丧消沉，而是自得其乐，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学习上。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正打在照片中她年轻美丽的面庞上。一侧的木门半敞着，那是看起来颇有历史感的一扇门，我的同伴想伸手去摸摸那门框，却被礼貌地制止了。门边的白色木台上，安放着两尊精致的铜像。

当初，玛丽一定未曾想过，自己的家中会摆放这样的铜像。就像她未曾想过波兰人会把她的头像印到钞票上，法国人则将其放上邮票。因为她从不在意这一点。

在一间屋顶漏雨的废弃木棚里，玛丽曾无数次操起一根与自己体重不相上下的铁棒，去搅动沸腾着的矿渣。木棚里时常弥漫着刺鼻呛人的毒气，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劳作，经常感觉累得散了架，但她管不了那么多。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从成吨的矿渣里找到几分克有用的东西。

玛丽和亲爱的人一起，只埋头于他们想做的事情，很少跟外界交往。有时候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友人来访，也就是在客厅或者花园里聊一会儿天。偶尔去山里骑骑自行车，被玛丽认为是最好的休闲。她之所以选择远离尘嚣，只是想找到一样东西来送给她的祖国――波兰，或许也是想送给她在这条街上走过的童年吧。如今，一个无中生有的单词——“Po”就醒目地写在她家淡黄色的外墙上。

爱人英年早逝，她几乎陷入崩溃。但是，爱人的话却永远响在她的耳边：“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继续干下去。”在无法想象的悲恸和绝望中，她选择了坚强，选择了只身前行，并独自肩起抚育两个女儿的重任。那个时候，她或许只是想做好一个称职的、有为的母亲。

枪林弹雨中，她毅然回到危机四伏的巴黎，带上女儿奔赴前线，培训医疗队，创建和改造流动医疗车，并亲自诊治伤员。她说，“伤员们在我们给他们治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忍着痛苦不哼一声的精神”令人感动，她一再向这些为正义而战的勇士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她或许并没意识到，自己同样也是在用行动宣示一个信念——为了正义与和平，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之所以认定，玛丽对家中的铜像并不在意，是因为她曾经说过，她一向是拒绝从自己的发现中获取任何物质利益。而且，她真的将自己发现的惊天秘密向全世界公开，毫无保留。

“我们自动放弃从发现中所应得的利益，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大量财富，否则，我们死后，儿孙们将成为富翁。但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她说：“无疑，人类需要注重自己实利的人，他们拼命地在工作，在谋求自身的利益，这与人类普遍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但是，人类毕竟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义的人，他们追求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无心去顾及自身的物质利益。这些追求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无意于物质享受，因此也就没有物质享受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为这些理想主义者的研究经费和个人生活提供必要的保证，让他们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潜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

此刻，玛丽的这段话，就像惊雷一样响在我的耳畔。她家三楼外墙上那个白底黑字的“Ra”，忽然变得分外夺目。

一阵苍凉的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咖啡馆前，几个街头艺人弹着吉他、敲着手鼓，唱起旋律优美的波兰民歌。不知当年的玛丽回到这条阔别的小街时，是否也走在庆祝波兰独立的队伍中，唱过这样的歌？

喝完啤酒，我背起相机，走出咖啡屋，去往不远处的巴尔马坎城门。我知道，脚下的每一块青砖都曾见证过无情的战火。它们被可怕地毁灭，又坚强地重生。它们跨越百年，倔强地承载着一个伟大的灵魂，讲述着她艰辛、快乐、奋发的童年和少年。

一位陌生的波兰女孩走过来，表示要跟我合个影，我欣然同意。或许，她对人流中的东方面孔比较好奇吧。知我来自中国，她睁大眼睛说：“哇，中国？我从没去过中国。太远太远啦！”我回过头，指着那个开满鲜花的阳台，跟她说：“不远。中国有很多人从小就知道她——居里夫人。”

是的，由于发现了“镭”和“钋”，居里夫人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在物理和化学两个不同领域两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而且，在她的教育和引领下，她的大女儿夫妇以及小女婿也都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居里夫人，人类首次知道了“放射性”这个词，并且有机会接受放疗。

关于她的伟大人格，爱因斯坦有一句经典点评：“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太阳渐渐西沉。蔚蓝的天空中，不知何时飘来几片淡云。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巨人的身影，屹立在那座开满鲜花的阳台上，正注视着华沙的这个下午。

她的眼神那么坚定，那么慈祥，满是对科学的执着和对整个人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