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台

最近看了部纪录片，名曰《我为钓鱼狂》。南国钓者驱车东北嫩江，要找一种俗称“牛尾巴子”的鱼。这鱼虽不名贵，亦其貌不扬，但他只是听说却从未见过。之所以不惜千里跋涉，探鱼市、走“泡子”、求渔家、闯北湖，动机很单纯，就是想看一眼这未曾谋面的鱼。钓者说，自己是随心而行，出于对钓的痴、对鱼的趣，出于一份“鱼我所欲也”的好奇与冲动。

初夏的午后，走在桐庐富春山的石阶上，我禁不住想，严子陵也是这样一位痴于钓、趣于鱼的钓者呢？

坦白地说，读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之前，我并不知富春江畔有这么一座严子陵钓台，甚至不知两千年前有严子陵这么一个人。《钓》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渡江”一段：作者行至江畔的鱼梁渡头，苦不见一只过江渡船。向一浣米少妇打听，方知只要喊一声“喂，喂，渡船请摇过来”，便能唤来船夫。郁氏从其言而行。喊声甫落，果见一叶小舟自对岸驶来。问船家费用几何，答曰“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读这段文字时，就像在欣赏一幅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乡村风情画。

如今的严子陵钓台，整日船来船往，处处挤满拍照的游客，再也寻不见郁达夫笔下的空灵静寂之感。同行的导游，言之凿凿地把“喊船渡江”的文字嫁接在90年代的巴金游记里。这差错，似也怪不得她。据说，自南北朝以降，青史有名的文人来此揽胜的，就不少于千人，偶有张冠李戴也在所难免。

穿石坊，绕“听泉”，拾级而上。缓坡前，是一段仿古的木质廊道。人行廊下，身旁石碑林立，碑上字迹或浓或淡，粗略一瞄，多是历代文人登临钓台的感怀类留墨，由今人镌刻的。行程紧凑，实在无暇细品这些诗文。

过了廊道，山势突然变得陡峭，石阶也一级级急促起来。刺目的阳光，被参天的古木剪裁成缕缕柔和的金线，摇晃着洒下，系在蕨类植物嫩绿的根部。茂密的竹林，阻断了富春江景，也隔绝了山下的鼎沸人声。有一刻，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顶巨大的绿色帐篷里。帐篷外，是另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世界。微风拂来，凉意渐起，适才的淋漓大汗，此刻倒成了涂满全身的清爽剂了。

要不是山路旁时时有雕像闪现，这会儿，差不多就能触碰到郁氏所言的“太古的静”、“死寂的静”了。雕像的主人，皆是留墨于此的大文人——李白、孟浩然、苏轼、范仲淹、陆游、朱熹、康有为、巴金…..少说也有几十位吧。

史书上说，东汉的严子陵是以隐而名的。其少时与光武帝刘秀一道游过学，颇有才气。后来，刘秀做了皇帝，多次派人寻访严子陵入京。严氏披裘而钓，断然拒之。好容易请到京城，刘秀与其同榻而眠，严氏居然将脚置于皇帝的肚子上。左右大惊，皇帝却不以为然。封个“谏议大夫”职，严氏亦坚辞不受，执意归隐桐庐，在富春江畔钓鱼种菜，终老一生。

导游说，李白、范仲淹们登临钓台，慕的是“史上最早隐士”的名。我想，这个说法立不住脚，介之推是不会同意的。既然不是“最早”的隐者，又没立言、未建功，那么，除了演绎过“皇帝肚上歇脚”、“披着羊裘钓鱼”几个似有若无的传说之外，这严子陵究竟在钓台画了一道怎样的符咒，竟引得历代成千墨客纷至沓来呢？

登上山崖，见两处平整的石台。其中一处建有小亭，亭内一碑，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上书“汉严子陵钓台”几字。

乍看上去，石台不大，也就一二十平米，其状格外素朴。细瞧之下，此台耸于危崖，与江面落差超70米。人立台上，富春江景尽收眼底，但见青山逶迤，绿水平阔，白屋点点，众鸟闲飞。端的独一无二的观景胜地。

想那千余墨客慕名而至，一定都曾登临此台。心旷神怡之间，他们都确信这便是严氏披裘的钓台吗？恐怕未必。

有趣的是，除郭沫若调侃了一句“岭上投竿殊费解”，众人好像都假装相信了“半是存真半是猜”的传说。或许，只有相信了这些，才有借口写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类的诗句。这些诗句要致敬的，与其说是钓台上的严子陵，不如说是作者自己心向往而实不能为的归隐理想。

每个追求“内圣外王”的文人，心底都藏着个田园梦。然而，有几人既能安坐于世外钓台，又能在世间拥有一座“山高水长”的牌坊呢？

严子陵的符咒，或许就是一份名利之外的平凡吧。

这么想来，严子陵倒不太像趣于鱼的钓者，而更像那条其貌不扬的“牛尾巴子”鱼了。痴于钓的却是那千余墨客。尽管只是块普通的崖上石台，总是自己想见而未见的，于是一群文人翩然而来，面朝江水吟哦一番，再以此为饵，钓来另一群文人。随之，钓台上的石碑越来越多，雕像也越来越密，绿伞里的幽寂从此无法触碰了。

纪录片里，那位南国钓者手捧着“牛尾巴子”鱼，欣喜至极：“瞧，多漂亮的鱼！玲珑剔透的。”而在我看来，那鱼真的很普通，像极了我老家的汪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