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堰小学

我就读的小学，坐落在皖西张母桥镇一个叫孙家大圩的村子里。

“圩”字的本义，是指围绕村落四周的障碍物。但在我老家，它却被广泛运用于村名。除了孙家大圩，还有夏家圩、赵家圩等。带“圩”字的村，旧社会多住着地主大户，想必四周都曾修有“障碍物”的吧。我的记忆中，当年，夏家圩的村头，就有一座碉楼式建筑，墙以粘土夯就，极其坚实，内置实木的楼梯楼板，顶端四侧有好几个正方形的瞭望口。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孙家大圩有几十户人家，四面环水，东西各有一条塘埂通往村外。东边村口，住着一户童姓人家。他家院子里，有一棵参天古树，高逾数丈，几人才可环抱，枝繁叶茂，绿荫如盖。那是小时候见过的最粗最高的树。前一阵去浙江桐庐，在富春江畔见到一棵800多岁的古树，乍看上去，颇为面熟，像极了孙家大圩的那一棵。

走过这棵树，便进了村。沿着塘边的土路，经五六户人家，就到了李堰小学。

小学的校址原是我们曹氏家族的祠堂，规模不大，总共也就五六间屋，三面皆与民居相邻，门前有一片纵深十米左右的开阔地，外临村边的大塘。

学校的外墙以石灰涂成白色，刷着大红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校门朝南，比一般居家的木门稍宽一些，门头有一排并不精致的石雕，下有门墩和门槛。

进了校门，正对面有一座少了两个角的水泥乒乓球台。这是学校里唯一的体育设施。不过，这个球台却极少用于打球。一来，全校没人买得起球拍，偶尔有人打球，用的也都是木板；二来，作为全校最热闹的游乐中心，下课铃一响，球台前总是水泄不通，打宝的、玩石子的、跳房子的、踢毽子的、挑花棍的、拍花牌的……台上台下挤满了人，哪还有乒乓球的立锥之地呢？

有一年冬天，我家请村里的吕木匠打家具。吕木匠手艺精湛，远近闻名。在我的央求下，他顺手做了一只木板球拍。尽管这球拍的形状、尺寸并不规整，也很少用于实战，但它常被我装在书包里，带到学校显摆。这是我眼中最为珍贵的两件宝物之一。另一件则是一顶灰色的八路军军帽，是在北京当兵的叔叔探家时送我的。

球台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间教室。教室只有个土门框，却没有门。

西侧的教室很长很窄，除了门框，唯有南墙上开了扇小窗，里面光线很暗。课桌砌在坑坑洼洼的泥巴地上，以土砖为材料，形状像一座袖珍的两孔“赵州桥”。“桥面”便是桌面，有的以粗糠和着稀泥抹平，有的则用石灰抹了一层。两桌一排，两人一桌，腿便伸在“桥孔”里。板凳都是我们从家里自带的，高矮不一。靠北是老师的讲台，也以土砖砌成。讲台后，有个长方形的木支架斜靠在墙上，支架上则横着一块布满裂缝的黑色木板，粉笔写上去，总会发出“空通、空通”的声响。

东侧的教室则是正方形的，三桌一排，南面有两扇窗户，光线相对好些。这个教室的黑板，是用水泥在墙面上抹出的一块，涂了黑漆，写字时声响会小很多。在我们眼中，这样的黑板是比较现代而时尚的。

每到放假，老师们会把每一块黑板洗净，重新刷上黑漆。开学时，领到几本新书，买了几本新作业簿，再面对光可鉴人的黑板，我们会感觉一切都是新的。

到黑板下找寻老师用过的粉笔头，是我们的一大乐趣。但捡到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要还能使用，老师是舍不得扔掉的。令人惊喜的是，有一次我居然幸运地捡到一只红色的粉笔头，并用它在黑板上画了个腾云驾雾的“孙悟空”。

过了球台往里走，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地上有四方的排水沟。每至雨天，檐下“四水归堂”，有时哗啦啦，有时滴答答，与教室里老师讲课的声音此起彼伏，相映成趣。

天井再往里走，也是一间教室。这教室最大的特点，是北侧墙面全刷了石灰，上有八个鲜红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那是半米见方的美术字，出自夏义川老师之手。我亲眼见证了夏老师的创作。他站在课桌上，用直尺划格，拿铅笔勾出线条，一点一点修正，最后用红漆小心将线条涂实。那八个字真漂亮，跟课本上印的一模一样。我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字，该多好啊！

天井的东侧，有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那是老师办公室，也是学校里唯一一所安了木门的房子。门头上，挂着一只小铃铛。几年中，它一直是我们冲锋陷阵的号角。小屋里，挤着几张破旧的小木桌，桌上堆满我们的作业本。

所有的老师中，我们最敬畏的，是校长胡志明。

胡老师教我们数学，平日不苟言笑，手里常拿一把半米左右的教尺。很多顽皮的同学都通过这把木尺领教过胡老师的严厉。那年头，鲜有学生和家长会抱怨老师的责罚。孩子被批评了，多数家长会主动去学校感谢老师的教育。

其实，正是这把有棱有角的教尺，启蒙了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规则意识。

课堂上，胡老师多次跟我们讲过陈景润。他指着屋顶漏下的雨滴，告诉我们，有志之人从不怕艰难困苦，陈景润就是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攀登数学高峰的。那时候，在我们心中，陈景润就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唯一能跟现实联系起来的，便是禁不住在心里发问——科学家的小屋也像我们眼前的这间教室吗？

胡老师也有温和亲切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后，胡老师留下我和另一位成绩不错的同学帮着改试卷。刚下过一场雪，四壁漏风的小屋里，寒气袭人。改了半小时左右，手脚就有些僵硬了。胡老师站起身来，笑吟吟地说：“冷吧？来，我们做做运动！”于是，他便领着我们到球台前，跺脚、搓手，还喊着口令，带头做起广播操。我们全然忘却了师生之别，一起跳着、笑着，开心至极。

教语文的是苏成立老师。苏老师有一副极具磁性的好嗓音。除了课教得生动有趣，他还时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全班同学讲故事。那是我们最期待的娱乐时光。讲《烈火金刚》时，苏老师口中的史更新、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个个鲜活传神，呼之欲出。记得有一天傍晚，正讲到肖飞买药途中遭遇鬼子，十万火急，苏老师忽然停住：“今儿个天有点晚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讲，好不好？”大家坚决不同意，非缠着他讲完这惊险的一段。

那个年代的乡下，有收音机的人家寥寥无几。我们很崇拜苏老师，因为他的声音就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今天，我仍然佩服苏老师，因为他在不经意间推开了一扇窗，让一群乡下孩子望见浩渺无涯的文学天地。

按说，像李堰这样偏僻而简陋的乡村小学，是很难开音乐课的。但学校里并没因为条件不足，就剥夺了我们触碰艺术的机会。郑义琴老师的爱人汪太元在附近中学任教，擅长音乐。胡校长得知后，便专门请他课余到学校教唱歌。我至今记得汪老师教过的两支歌——《牡丹之歌》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我们听来，汪老师的男高音比蒋大为更为高亢、更为动听。教到高兴处，戴着厚厚眼镜的汪老师便从包中拿出口琴，忘情地为我们的合唱伴奏。如今，偶尔去歌厅，《牡丹之歌》仍是我的保留曲目。前年去东北，漫步在松花江畔，耳边立刻响起那间破陋教室里“绿水载白帆，两岸花万朵”的歌声来。

那时候没有“素质教育”一说，但我们很幸运，有汪太极老师教图画课，夏义川老师教体育课。那座不起眼的小学校里，埋藏着我们快乐而丰盈的童年。周岐芝、孙家桂、夏义桂、夏有炳，每一位老师都值得我们感恩。作为乡村耕读教师，上课时他们教书育人，课余时他们打耙犁田。正是这群同时在土地和心灵上辛勤耕耘的劳动者，用他们粗糙的双手，在简陋的黑板上为泥孩子们画出一双飞翔的翅膀。

有人说，一个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孙家大圩离我家不过两里路左右，但在后来这30多年里，我再也没去过那儿。近年回家，能远远地望见村中楼房渐起。据说，李堰小学早已被撤并。

但是，在我心里，孙家大圩仍是当年的模样。那棵古树，永远屹立在村口。

李堰小学，仍在村子的中央。每到黄昏，都有欢乐的歌声从那里传出。小屋的窗前，胡老师正专心批改着我们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