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乡村

垃圾，终于挑破了城里人的神经。随手一扔的日子一去不返，处理必须分门别类，还要定时定点。有人开玩笑说，守卫垃圾箱的上海大妈出口就是“灵魂拷问”——“您是什么垃圾？”

与其说，这是人向垃圾的无条件投降，不如说，这是人开始学会在垃圾堆里翻找丢失的自己。填埋场堆不下了，焚化炉烧不尽了，中转站运不动了，城池被垃圾困得死死的，我们能做的，只有示弱，只有诚恳地朝着垃圾发出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拷问”。

回到三四十年前的乡村，人们根本无法设想，有一天会被一堆垃圾压个半死。那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垃圾不能消灭。

很怀念那个一只竹篮装天下的年代。去菜园，用它拎菜；走亲戚，用它拎几斤挂面；上街，用它拎几只鸡蛋去卖。庄稼人的小家什，几乎没有竹篮盛不下的。一只竹篮可以挎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说它能抵得今天的成千上万条塑料袋，一点也不为过。

印象中，竹篮还有一项娱乐功能。夏种时节，山里的龙河口水库会开闸放水。清凌凌的库水，沿着干渠、支渠疾速流入羊肠般的小水渠，再一路淌进农家的责任田。这时候，总有些几寸长的鲹条和鲫鱼顺水而来。放学之后，我们经常拎着空竹篮来到小渠边，迎着水流，将篮子横向拦在渠中，在其两侧垒起封闭性的小型土坝。这样一来，渠水必须经过竹篮才能下泄，篮子也就成了一张简易的渔网。每隔一会儿，我们就收一次网。虽然多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却总有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会接连带给我们惊喜。忙活一两个钟头，凑够了一顿美餐，我们才会洗净身上的污泥，赤着脚，光着膊，拎起竹篮，欢欢喜喜回家去。

那会儿，渠边的青草，很难高过脚背。嫩草一露头，我们就用它来放鹅，用它为生产队准备牛草。到了深秋，草黄了，不能再作饲料了，也总有人割了它们以作灶间燃料。可如今，野草没膝的田埂比比皆是，乡村的很多小路都走不通了。

午收之后，我们会用竹篮拎些打过的油菜壳去菜园，撒在黄豆苗的根部。松软的菜壳既可遮挡炽烈阳光，亦可锁住土里的水分，腐烂之后，还能直接成为植物肥料。

不只是菜壳，每一根秸杆也都能用得其所，绝不可能发生露天焚烧的事儿。油菜秸比较金贵，通常会和农垦稻秸、红花草秸一道送进村里的加工厂，打成粉末，配上稻糠，作为喂猪的饲料。

一般的稻秸则整齐地堆在谷场上，成为长年使用的灶间燃料。它们不仅保证了千家万户的炊饮，还撩拔过古今无数文人的诗情。无论是“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还是“雾歛芦村落照红，雨余渔舍炊烟湿”，都和灶堂内那一堆青灰有关。

就诗意而言，草木灰比不上袅袅青烟，但它在农家眼里却能一物百用。拿木制灰扒将其扒出灶洞，用簸箕端着，洒到新剪的韭根上，韭菜不仅重发迅速，叶儿还尤其青嫩；秧堂里若适时洒上几簸箕青灰，拔秧时会特别省力；很多时候，鸡笼鹅笼的地上会铺一些灰，以保证饲养环境的干爽；老家还有一种装着青灰的小布袋，名曰“灰包”，塞在婴儿的摇床里，是纯天然的“尿不湿”。

记忆中，那时乡村的很多日用品都像“灰包”一样就地取材，信手拈来。去肉案称半斤猪肉，就随手扯过一根稻草或者细麻提着；谷场上的木掀、扬掀、压郭、簾秸、风木等农具，无一不是木制或者竹制的。

年幼的孩子手中常端着一只竹碗，以毛竹的竹结做成，俗话叫“猛猛子”。看起来很粗糙，其实相当实用。“猛猛子”不怕端不稳，不小心掉地下了，也不易摔破。

“猛猛子”里的菜，也多是在一种“井”字形的竹制锅叉上蒸制的。虽然不见什么油腥，菜都是绿色有机的。贫穷的相对性，在这些菜里体现得尤为深刻。

煮饭的水，都从村口的井里打。我们用木桶挑水，扁担上的勾子，其实就是两根树桠。舀水的瓢，则是用半只葫芦做的。

细想想，有一样东西似乎是和垃圾相关——每户人家都会在院子里挖个水宕，土话叫做“阳沟”。每天早上清扫户内户外，收集的灰土、落叶、家禽粪便啥的，尽数归入“阳沟”，顺其自然地沤着。到了耕种时节，“阳沟”里的泥便会被全部清出，晒干，敲碎，送到田间地头，用作庄稼的上等肥料。

村里的当家塘也是如此。到了冬天，家家户户义务出工清淤，淤泥集中堆放，晒干后，各家便可取作田间土肥。

比这两款肥料更高大上的，要数人畜粪便了。在化肥没有普及之前，农家肥几乎是农耕文明的一大元素，在农田菜地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推广沼气，邻居家率先试用，眼见得技术人员拧了开关，点了火柴，灶头上立即腾起蓝莹莹的火苗。我很惊讶，农家肥居然还有如此发光发热的妙用。

农家肥中，牛粪有时候会另作它用。有的农户将其和着稻草做成“牛屎粑粑”，贴在向南的外墙上。晒干之后，储存起来，用作冬天的补充燃料。据说，用“牛屎粑粑”熬出的粥特别香。

印象中，我小学毕业以前，很少穿过新衣服。一件碎花棉袄，姐姐穿了，哥哥穿，哥哥穿完，才轮到我。因为外套太小，遮不住那大红的碎花，妈妈特意在袄子下摆镶了一条蓝布边，勉强维护了小男子汉起码的体面。其实，村里每户人家皆是如此，哪一件衣服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穿不了了，还会用它来做鞋，不会有一丁点儿浪费。岂止是衣服，就是铁锅破了，也会请来专门的匠人，打上一个金属补丁。那时候，人们的头脑里，改良远远大于革命，能修补就尽力修补，从不轻易抛弃。

三四十年前，乡村没有一只垃圾桶，更没有填埋场和焚烧炉，可所有的垃圾好像都尸骨无存。在“垃圾围城”的当下，想想这事儿，真的挺神奇。

或许，要和垃圾达成终极的和解，分类定点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真正从垃圾堆里突围，只能靠我们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寻得一条“无生有，有归无”的生活路线。就像当年的乡村，尽量用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最终让它们回到地里去。那会儿，人们天生相信因果，相信生活就是一场耐心的修补，而不是任性的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