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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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出去走了一会儿，看到一个个小摊摆在路边上，有卖烧烤的，有卖炒面的，有卖水果的，还有卖花儿的。各种各样的香味随着夏日的晚风送过来。疫情的阴霾刚刚散去，这座城市就有了它的烟火气。
曾经，我也是个摆摊的。说起摆摊，我算是老行家了。记得1994年，爸爸去了上海。大表姐夫在那里给他做了个小推车去卖茶叶蛋。把我留在老家，他放心不下。那年秋季，就把我也带了过去。我那时候也就七八周岁，连学都还没上呢。
每天天不亮爸爸就起来了，把我叫醒，我们爷俩一路推着小推车，先到人多的凉城菜市场门口的马路上去卖。等人潮散去，接着走街串巷，转移阵地，边走边叫边卖，“卖茶叶蛋咯，五毛一个”，爸爸喊一句，我跟着喊一句。我们俩一天能走个两三十里路，足迹遍及虹口、闸北、杨浦。路上没什么吃的，就吃在锅里面热着的茶叶蛋，一口气吃好几个。而今一看到煮鸡蛋，我连饭都不想吃了。晚上一到家，就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爸爸却没有停下来，急匆匆地做点像样的饭菜。吃完饭，有空的时候，他还会在昏暗的灯光下教我读书认字，那时候也没有记清楚他教了啥。吃完饭，他骑着自行车去拉鸡蛋和咸鸭蛋，一次拉好几篮子。把鸡蛋和鸭蛋卸下来后，好好洗几遍，放在大锅里面煮。本来昏暗潮湿阴冷的出租屋里，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不一会儿就大汗直冒。鸡蛋煮个七八成熟，爸爸就一个个拿起来磕一磕，轻轻放在调料锅里面小火慢煮。我也帮他磕几个，不小心会碰到滚烫的热水，烫得嗷嗷直叫，爸爸就给我吹两口气。
人不多的时候，他让我玩一会儿，自己在那儿看着。一天，我转了一会儿回来，一位中年人拿过爸爸递过来的茶叶蛋就转身就要走，好像没给钱。我立马冲了上去，双手紧紧抱住他那粗壮的大腿，“不给钱，别走！”他转过身去，向爸爸看了一眼，爸爸和气地说了声：“给了！”我就松了手，那位叔叔拍了一下我的小脑袋，“你这小家伙，嘿，”咧开嘴，轻轻笑了一下走了。
后来有一天，爸爸去菜市场里面买菜，让我看着小推车。不一会儿，旁边和我们一样的小摊小贩突然呼呼啦啦地撤了。我很不解，就问了左侧的阿姨怎么回事。“黑猫来了”，她很慌张地说。“黑猫”就是那位戴大盖帽的叔叔，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脸蛋有点圆，走起路来仰首挺胸，威风凛凛，确实像位黑猫警长。他是负责冲摊子的城管，一个人要负责一大片区域。他游来荡去，行动没有规律性，但每次都会缴获不少的杆秤、水果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小摊掀翻，弄得遍地狼籍。小摊小贩见到他都像过街老鼠似的，吓得都没魂儿了，就送了他“黑猫”的绰号。
听了阿姨的话，我好紧张，赶忙要推着小推车走。我的力气是没有多大，但最起码是可以推走车子的。可今天怎么也推不动，我就弯下腰来看了看。车条上就卡了一个细长的易拉罐，不知道哪个捣蛋的家伙塞进去的。我又急又气，正当我侧身要将车条上的易拉罐拔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我抬起头，定神一看，就是那个带大盖帽的“黑猫”。我当时急得一身汗，本能地使劲儿推车子，可怎么也推不动，就呜呜哭了起来，眼泪呼呼往下淌。“黑猫”只是在小车前站了一小会儿，看着我无助的样子，傻傻地站了一会儿，就转过身去，抬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去追赶那些逃走的小摊小贩。
还有一次爸爸进凉城市场里面买菜，我看着小推车。一位老先生走了过来，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我要一个茶叶蛋”，他说着，扶了一下厚厚的眼镜。我那时候个头小，撑开塑料袋，很费劲地伸手过去，抓住锅里面的勺子，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茶叶蛋，缓缓地挪过来，放在塑料袋里面，拎起来，递给他。他稳稳地拎住后，就递给我一张宽大厚实的钞票，是五十元的。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大面值的钞票，感觉挺激动的。一个茶叶蛋那时候才卖五毛钱，我还没有上学，钞票也刚刚能够认识全，要将五十元找开，很费事儿的。零钱盒里面的零钱也不多，我埋头找了半天，发现还是不怎么够。等我抬起头，只见老先生已经悄悄地走远了，不过还能看得到他。我就喊了起来，“别走，你的零钱，找你钱，别走啊！”那老先生回过头来，和蔼地看着我说，“钱不用找，是给你的。”说罢，摆了摆手，转身走了，消失在人潮中。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不该追上去，把零钱给他，但又不敢离开小推车，怕爸爸把我狠狠地骂一顿。
爸爸从菜市场里面出来后，我说了这件事。爸爸听了，十分感动。
后来，在凉城市场门口卖茶叶蛋的时候，我们又远远见到了他。我拉住爸爸的手说，“就是他，他拿五十块钱买了茶叶蛋，没让我找钱就走了。”爸爸让看着小推车，走了过去。那位老先生也走过来。他弯下腰来，这一次对我说：“小朋友，这可是我买你茶叶蛋的钱啊，不多不少啊。” 五十元啊，可够我们那时候在上海一两天挣的呢。哪能说不多不少呢？
再后来，我们搬家了，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老人家。记忆中他和蔼可亲的样子总是挥之不去。
(原载于《临泉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