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阳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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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笔写下这几个字，笔底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在。本以为它随着父亲的渐行渐远早已离去了，原来却不动声色地长久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
如果要我说出人生中第一眼看到父亲时的印象，简直就是一片空白，或者说，直到今天，我才蓦然发觉自己根本就没有那种印象。至于对父亲最早而且清晰的记忆，就是那一次他跟母亲打架。想来那时我不过二三岁吧，刚刚记事的年龄。有一天下午，母亲带着我在西地伺弄菜园，父亲突然回来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在那里大吵一场。父亲当时甚至还跟母亲动了手，母亲势弱，只能嚎啕大哭。我被吓着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地头跟着母亲一起哭。
后来年龄渐长，才知道父亲在外地上班，是“吃商品粮”的干部，而他每次从外返家，大多也只是在周末呆上三两天，然后又骑上他那辆永久牌专属自行车匆匆离去。那时候感觉父亲就像一个走亲戚的人，这个家仿佛不是他的，而只是母亲和我们的，而父亲不过是偶尔光临的客人。
记不清父亲是否抱过我、逗过我，或者扯着我的小手在村子里走上两圈。好像没有！父亲是那种不苟言笑而又十分注重礼节的人，他在外面做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是谦恭有礼，而对于家里人，包括我们弟兄三个（大哥、二哥和我，年龄差正好都是两岁）却是既严厉又严肃。要求既高，失望就多，所以我们得到的更多是批评而少有褒扬。幼年的我们，是惧怕父亲的。
虽然如此，对于父亲归来我依然有着热切的期待，毕竟，他能给我们带回来许多好吃的，那是同村的其他人家很少见到的瓜果点心之类。尤其对于一个懵懂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孩子能够偶尔吃上几颗糖果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倘或得到一个苹果、一根香蕉之类，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而父亲往往能够带给我们这种惊喜，然后这种惊喜又会冲淡他带给我们的威严和恐惧。幼年没有怨恨，不知矛盾，只记得我们有个脾气很大又很霸道的父亲。
因此遭受惩罚也就不是稀罕事。而父亲的拿手好戏就是让我们罚跪。我们兄弟三个被勒令罚跪的情形太多了，门槛又那么低——对于父亲的“指示”稍有懈怠和违拗，罚跪就是必然的功课。有一次罚跪，现在想来依然清晰如昨，只是对于事情的起因，反而觉得有些好笑。
大约是某年的中秋节前夕，生产队开网逮鱼。那时村子南边有个池塘，逢年过节，村里就组织社员（那时候乡政府叫人民公社，行政村叫大队，村子叫生产队，群众统称社员）拉网捕鱼。那天一放学，我们兄弟三人都跑到鱼塘边去看热闹。当天应该捕了不少鱼，然后又要按人口进行分配，一杆秤几把刀，一口人合一、二斤，如果不凑巧，甚至不惜把一条大鱼从中间剁开，反正就是“平均主义”。村干部吆喝着、指挥着，其他人则把称好的鱼按顺序摆放一溜，等待分好后各自领回。这样的事情对“少年儿童”很有吸引力，挤在人堆里左看右看，甚至忘了回家吃饭。这中间二姐两次来到现场喊过两次，甚至警告我们说父亲回来了。大哥胆小，先回去了。过了半天，大哥又来喊我和二哥，但我们把他的催促当作耳旁风。直到看完热闹，兄弟仨才一起回到家里。那时天已经很黑了，到家一看父亲真的回来了，正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威严地坐着。还没等做好心理准备，父亲的命令就下达了：罚跪！于是我和二哥只好接受处罚。奇怪的是，大哥由于没能把我们喊回去，居然遭受“连坐”，也与我们一并跪在厨房门口的枣树下。未知对于大哥来说，这是不是他的一桩小小的“冤案”。
后来我上了初中，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我把父亲的一些作风归结为“家长制”和“一言堂”。有一次跟父亲吵架，我甚至把这些话大声吼了出来。父亲很生气，觉得尊严和权威受到了挑战；但也很意外，才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又有些许无奈。
父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可能缘于他“国家干部”的特殊的身份地位。村里谁家要是有棘手的事情，都会找他协助处理。我亲见有一次，有个远门叔父家的孩子夫妻二人对父母不孝，叔父专门请父亲去他家里调解。那天晚上他家堂屋里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父亲从吃过晚饭就开始对那个堂兄进行批评教育，起先还是谆谆教导，后来就变成了严厉批判，直到把那个堂兄批得涕泗交流，唯唯诺诺地点头认错方才作罢。
父亲有他一套为人处世的准则，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比如，骑自行车，离村子还有一里地就要下来推着走；遇见长辈必须下车打招呼，且要按辈分先尊称再说话，否则就是没礼貌，不恭敬。吃饭的时候要安静，不能敲碗，不能随便说笑；就连放屁也不能恣意为之，要悄无声息地放，更不能故意放得山响……总之规矩很多。在他面前，我们少有大声说话，不敢自我表现，更不敢做出一些非分之举。他就像一个全能的导师，目光冷峻地指导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教给我们待人接物的一些规则，却又不容质疑和反驳；他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他是一条河的上游，我们是下游，他只是在输出，我们只是也只能被动接受。
（二）
有一种说法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亲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实在严重影响了我们兄弟的身心发展，同时也让他遭受亲情的冷落和生活的孤寂。仔细说来，父亲也有一大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人生经历和生命高光，但是他不是那种肤浅的人，也不喜欢自我炫耀，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的不合时宜的隐忍与低调反而会对生活本身造成某种伤害，留下些许遗憾。
父亲于1951年5月1日未满19岁入伍，在蒙城、本溪简单集训后，同年10月25日随大部队趟过冰冷刺骨的鸭绿江进入朝鲜，属于第二批入朝的志愿军战士。他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朝鲜马答山的15军44师131团炮兵营无座炮连。所谓的“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父亲说那只是鼓舞士气的宣传口号，他们过河时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就选择夜间行军，又为了不发出声响，所有驮运辎重的马匹四蹄都被裹以棉布，而战士则是一个接一个地拽着马尾巴趟过鸭绿江的。这说来有些匪夷所思，却是那个年代战争的真实样子。朝鲜腊月的气温非常低，且又经常下大雪，白天一仗打下来，硝烟弥漫，热气腾腾，到了夜里零下三十四度，真正是滴水成冰。没有水喝，就找弹坑里留存的一些积雪挖到杯子里融化后解渴。弹药浸泡过的苦涩冰冷的雪水就着坚硬的压缩饼干，很多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父亲曾说过一个细节，狡猾的美国鬼子知道志愿军补给不足，为了试探志愿军的情报，往往会利用居于高处阵地的优势，在夜里甩出一串食品罐头，那铁皮罐头顺着坚硬的雪石从上面滚下来，发出“刺啦啦”的刺耳声响，有时会极大挑战濒临饥饿极限的战士的意志力。有的人实在忍不住，冒险捡拾，就会遭到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
当然，父亲一生中他最为自豪的一件事还是“试炮”。朝鲜战争第三战役时，他们所在部队缴获了一门美国大炮，叫755无后座力炮，但没人会打。父亲高小毕业，算是有文化的士兵，任务就落到他头上。作为副炮手的他复揣摩研究，凭感觉试打第一炮，居然取得了成功。每每忆及此事，一向严肃的父亲脸上都会掠过一丝隐然的满足和骄傲。然而由于长期在冰天雪地作战，父亲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痼疾，转业后到处求医也未能根治。冬天的夜里，父亲会因为关节疼得无法忍受而不得不下床来回走动，一次次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一次次我们却是无计可施，爱莫能助。
父亲几乎从不在子女面前讲述他往昔的辉煌，更不提他遭受的苦难。这是我后来一直感到困惑的事情。这些经历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包括下面我要说的一些事情，都是后来开挖界洪河的时候，断断续续听他跟那些在我家烧水做饭的民工聊天时才略知一二的。遗憾的是那时候我年龄太小，往往听着听着就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睡着了，以致失去很多第一手的生动资料。包括父亲的入伍，还有大伯入伍的一些掌故，父亲甚至对我们讳莫如深。几十年后，或者说父亲去世十年之后，我总算从已经被脑梗折磨得口齿不清的四叔口中了解了一些历史的端倪。
我的祖父解放前据说做过香油生意，省吃俭用购置了几十亩土地，解放后就被划了富农，受打击死于外地。这个结局连带祖母也受到牵连，曾经多次戴着高帽游街，几乎死于非命。一大家子日子当然不会好过。父亲弟兄四个，大伯早年被国民党征召入伍，打日本鬼子也打过共产党，虽然后来又加入共产党，但在当时是有很大负面影响的。父亲或许是为了挽救家族的颓势，或许是有他自己的决断，最后毅然加入共产党的部队，给自己也给整个家族一个鲜明的方向。应该说，父亲的抉择是正确的，冒死奋斗的结局也是成功的，但另外一件事，却又严重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父亲所在部队五四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依然驻扎在湖北广水。当时他已是连级干部，面临提升副营，但在政审这一关，父亲遭遇了挫折。由于祖母是富农，他的提拔被要求“暂时缓一缓”。以父亲宁折不弯的个性，当时就起了转业的念头，领导多方劝慰挽留也无济于事，父亲于是就回到家乡，在供销社系统贡献了大半生，直至退休。后来听母亲说过，只要父亲再坚持半年，政策上就允许家属随军了，而且给予相应的安置。倘如此，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肯定就要改写得更好了。
大约在2000年的某一天，父亲因肝病来城里检查，做完CT爷俩就坐在医院走廊里等待拿“片子”。这是极为可贵的生命中的三个小时，正是这段无聊的时间，让我有机会第一次面对面地详细了解了父亲的一些陈年旧事。而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年过三十、孩子都上小学的年轻父亲了。
大略的情况是，父亲转业到地方，进入供销社系统，后来供销社倒闭，他们连工资都发不了，却又无可奈何。非但如此，他晚年药费也无从着落，以致肝病加重，发展为癌。那些年他们供销社的老职工也曾多次去县市反应过情况，鉴于当时的大环境，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解决，最后县财政勉为其难，给每个退休干部每月发放200元生活费，再无其他。在我看来，父亲的肝病恶化，多半也与他后半生境遇的苍凉和精神的失落有极大关系。然而他再怎么困难，他内心深处对于现时社会的痛切和隐忍，却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来，更不会在公众场合稍有表达。父亲是那个时代遭受诸多委屈和不公的老革命，也是一名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不折不扣的合格党员。
（三）
父亲心里有大孝。祖父去世早，他对于祖母的孝，几近于“愚”的程度。祖母以99岁高寿离世，无疑与子辈孙辈无微不至的孝敬有关。记忆中祖母身体一直很好，直到七十岁还自己生火做饭。后来在四个儿子的坚持下，终于不再自己开伙，而是从老大到老小在几家“轮着吃”，每家一替五天，倒也省却她的很多麻烦。父亲一般会记着哪天祖母要轮到我家，就提前赶回来，带着我们，用架子车把行动不便的祖母从二伯家拉到我家。架子车上夏天要铺好凉席，冬天要铺好棉被，很是仔细。祖母身体好，中午晚上每餐喜欢喝两盅。父亲就亲自陪着，吃饭前先把祖母的碗筷很恭敬地放好，然后再搀扶祖母坐到藤椅上，娘俩就那样优哉游哉地享受着一段安静从容的美妙时光。
我们是很少跟父亲在一起吃饭的，这缘于他一贯严厉的作风让我们心怵。很多时候他回来，吃饭时堂屋里往往只有他一个人。父亲就很困惑，觉得我们不亲他，而对于成为孤家寡人的冷落，却又很无奈。固然，作为子女，我们并非刻意为之，那只不过是内心深处对于某种“威权”的自然反应罢了。无论怎么说，父亲毕竟以他的言传身教教给我们很多孝道的内涵。
父亲心里有坚守。有一年的麦季，午收大忙，上高中的我也赶回来帮着父母收麦。那时候都是分田到户，大家各干各的，我们家场里的麦子已经碾了一遍，需要翻场晾晒之后再碾两遍才能起场。干活的时候我与二哥小声闲聊，针对当时社会上非常普遍的“官倒”现象表达不满，也算是年轻人私下里针砭时弊吧。未料我们的窃窃私语居然被父亲听到了，他疾步蹚过大堆卖穰，来到我俩面前大声呵斥道：“你们两个，说的什么话，住口！”其语气之严厉令我们哥俩登时脊冒冷汗，噤若寒蝉。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一辈子遭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不公，而依然初衷不改信仰不失，我想一定与他长期接受的教育有关。作为革命队伍培养出来的普通一分子，他可以为此付出代价，却不允许旁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对组织表现出半点的嘲讽与亵渎。那是一代人的印记，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曾经我也沉思，如果后来者皆如父亲那一代的先辈，则何虑党之不兴、国之不兴呢！
父亲身上顽固地保留着那种顺逆自安、平淡从容的人生态度。父亲退休之前，我家的经济情况总归比大多数农村家庭要好一些，比如有本村最早的收音机、最早的缝纫机、最早的自行车、最早的电视机，父亲腕上还有独一无二的罗马牌手表，这些已足够让我为父亲自豪一阵子了。但之后情况就越发不妙了。原因是二哥顶替父亲在供销社上班以后，工作没有起色不说，还总是出纰漏，公款私用，险些酿成大错。父亲那些年一直跟在后面为他堵窟窿、擦屁股，勉强保住了他的饭碗，却也没有迎来最后的转机。现在看来，那些年父亲苦苦支撑的这个家庭的经济已经是破产了，但打落牙齿肚里咽，日子再艰难，总要过下去。
1990年我第一次出远门上大学，父亲坚持要送我去学校。那时从太和至马鞍山长途客车得走一天半，中间还要经过芜湖轮渡，在芜湖住上一夜，次日才能到达学校。我知道家庭的难处，父亲东挪西借，已经为我缴了一大笔学费，为了省钱，就不想让父亲送我，然而话还没说完，父亲已经先出门了。一路上爷俩挤在一排座位上，竟没有多少交流——从小到大，父亲过于威严的教育方式导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在他面前，我们不敢说话，也找不出更多更好的话题，而父亲呢，一贯是“父道尊严”，不苟言笑。现在想来，那一路颠簸，爷俩仿如路人。
次日中午到达学校，很快就有学生会中老乡带着我办好了入校手续。其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我手里刚刚拿到的饭票可以到食堂打饭了。我想带父亲一起去食堂，他却摇摇头，说家里活多，要尽快赶回去。我说回去也要吃饭啊!然而父亲却没有跟我更多解释，也没有更多交代，甚至连我的寝室都没去看一下，背起他的帆布小包转身就走了。我知道倔强的父亲不过是想给我省下一餐饭票。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在烈日下越来越远，最后几乎变成一个小黑点，那一刻，首次站在异的土地上，我忍不住哭了。
三年的大学生活，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父亲心头沉重的负担。退休而没有工资，只好寄居农村家里，帮母亲侍弄几亩薄田。那几年，为了凑钱供我上学，为了照顾好家庭的方方面面，他放下一辈子的高傲身段，挺着病躯坚持种菜，然后挑到集上去卖；他跟随自己的外甥去海南捡废品，没挣到钱却又得了一场大病，黯然返乡；他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到每一个亲戚家悲哀地四处借债……这时候的父亲，是否会偶尔想起当年他在战场、在部队、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的那些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呢？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父亲的军人作风和坚毅品格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的身体。父亲在确诊肝癌晚期之后，我和二姐在医院里本想瞒着他，以免他遭受精神上的更大打击。但这个小动作却被父亲轻易看穿了。有一天晚上在医院的病床边，父亲平静地对我说，你们也无需瞒我，我也知道自己的病状，因为我年轻时就得过肝炎，所以这一次，癌症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不要紧，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也不怕……那种语气，那种洞穿世事的泰然神态，让我第一次在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震撼。父亲寻常很少跟我们交流，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大火熊熊燃烧。
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尽管肝部被疾病折磨的疼痛难忍，但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痛苦的模样。他坚决不用杜冷丁止痛；他跟同村的年轻人在树荫下打麻将，谈笑自如；他坚持自己上厕所，不要我们搀扶；他甚至趁着身体反应不大的时候，还垒好已经倒塌半边的猪圈……
到今年12月10日，父亲去世就已十八周年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忽然觉得，一生严厉的父亲当年好像并没有留下什么，却又什么都给了我们；我们寻常觉察不到，却又时时处处感受到它的存在。或许，这就是属于我们的父爱吧。那种爱就像盐，给当年贫瘠清苦的生活添加些许令人惊喜的滋味，却也不经意间洒入生活的创口，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尖利的蜇痛。那种爱又像刀，让我们望之凛然，心生畏惧，却又时时悬于思想的头顶，感受冷峻的威压，让我们在浮躁且苦涩的人生之旅砥砺潜行。
2020.6.15.于省一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