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长我四岁,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不过,真要细说起来,那句话对他只是个名义,作为跨越新旧两个社会之间的产品,他只是稍稍沾了“旧社会”纸一样薄的边而已。满月那天,吮着乳汁,裹着尿布,跟父母辈一起哼着“义勇军进行曲”进入了新中国。
大哥是一位答疑解惑的教师,在中学物理教员岗位上一干就是40年。大哥多才多艺,写作、照相、园艺等等,都很在行。尤其绘画,从小就爱好,断断续续一直在画,油画、国画、水彩画等等,不输一些专科学者。其实,他是文革期间迫于无奈而入错了学校,如果能像现在这样自由选择专业,进入美术学院深造一番,很可能中国会多一位当代名画家。
提到大哥,常常会想起母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过的话,你哥哥从小胆子就大,天不怕地不怕,宁折不弯,什么事都敢干。可你从小就胆小,跟个女孩儿似的,被别人欺负了也不敢还手,吓得直往后缩,然后蔫蔫地说一句回去告诉我哥哥。只要你跟哥哥一说,哥哥立刻腰一叉,眼一瞪,说,谁欺负你了?走,找他去。豁出命也要找别人算账,拦都拦不住。
有一次,一个年纪比他大更比我大不少的邻居小孩“欺负”了我。我撒开两条小腿,攸攸地跑回家,用一副差点就回不来家的悲惨样,哭着向哥哥告状。哥哥一听就火了,明知那个孩子比他大,比他壮,可是欺负了比自己还重要的弟弟,那也不行。“哥可杀,弟不可欺”,玩命也在所不辞,母亲拦也拦不住,横眉竖目“腾”地一下就蹿出了门。我胆小,可能也是被打怕了,躲在妈妈怀里没敢跟出去。过了一会儿,大哥鼻青脸肿地笑着回来,带着“胜利”者的骄傲神色安慰我说,哥哥替你报仇了,没事,他说了,再也不动你了。
母亲还多次对我说起大哥更小时的另一段轶事,在内蒙古牙克石。三月我出生那天下午,当地的天空陡现“异象”,呜呜乱叫的北风卷着大“如席”的雪花,开始狂飞乱舞。傍晚时分,租住在农牧民房子里的母亲坐在火炕上,倚着被子正在想心事,忽然感到肚子一阵比一阵疼。开始,还以为是我在她肚子里呆得不耐烦,用脚踹她玩。可是,很快就知道不对劲儿,是我这个不孝子“顽皮”到接近“混蛋”,故意给她出难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父亲刚走,代表单位去外面“满世界”进行排球比赛时,急吼吼地要出来。
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户人家,不要说手机,连个电话都没有,对外联络全凭六个字:近处嘴,远处腿。不过,母亲知道,已经事到临头,即使联系上父亲,他就是坐火箭回来,也赶不上了。自己不敢动,而且外面还下着雪,只得把已经睡下的儿子“小飞”,也就是我还不到五岁的哥哥叫醒,嘱咐他快去隔壁邻居家叫人,帮忙找大夫。
母亲捂着肚子左盼右盼,终于把两位身穿白大褂、一男一女的大夫盼来。忙活了近一个小时,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从睡袋般温暖的小“乐园”,放开嗓门哭着喊着跌落到凉飕飕的人世。等人都走完了以后,回过神的母亲才发现大儿子“小飞”不见了,慌忙喊了几声,除了我的哭声没有第二个声音。母亲顿时慌了神,边喊边手忙脚乱地裹上厚衣服,顾不得刚生完孩子虚弱的身体,冒雪冲出屋外,喊上邻居一起分头去找。
黑咕隆咚的雪地里,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四处呼叫,却一直没有听到应声。母亲担惊受怕到了极点,因为,附近只有不多的十几户人家,当地时常有狼等野兽出没,加之冰天雪地,生怕才四岁多的儿子发生不测。还好,最终在后院的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歪坐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的儿子,头顶、身上落满了雪花。母亲战战兢兢上前一摸,脸上还有热乎劲儿,赶紧抱起来往家跑。
第二天,哥哥一点事没有地醒过来,扭脸找妈妈时发现裹在包被里的我,吃惊得一骨碌爬起身,端详了好一会儿,好奇地问:“妈妈,他是谁呀?”
“你弟弟啊。”母亲笑着回答。
“弟弟,他什么时候来的?”
“跟你一样,妈妈昨天给你生的啊。”
“昨天,生的?哦。”哥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凑近我皱巴巴、红呲呲的小脸,仔细辨认。“妈妈,弟弟是不是还在睡觉?”
“是的,他还小,要多睡觉。”
“那我也睡一会儿,跟弟弟。”说着,哥哥朝我这边挪了挪,小心翼翼跟我并排躺下。
“小飞,昨晚为什么一个人跑出去,不在家呆着,也不跟妈说一声?”母亲突然板起脸来问。
“我怕。”
“怕什么?”
“怕打针。我藏了好几个地方,都怕叔叔阿姨找到我。”
母亲这才知道,帮自己叫人找来大夫的儿子,看到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到家里来,弄不清怎么回事,竟然吓得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躲了一个多钟头。母亲心疼地搂起他亲了又亲,细声说:“小飞,不怕。那些叔叔阿姨是来帮妈妈生弟弟的,不是给你打针的。”
中午,穿好衣服,哥哥对着我端详了好半天,出门去了。不一会儿,他把几个一起骑扫帚、玩泥巴的小伙伴带进屋,擦了一下鼻涕,不无骄傲地指着我说:“这是我弟弟,是我妈妈给我生的。”
好奇的小伙伴们立刻围拢过来,集体参观又一位“天外来客”。有的忍不住伸手想摸,哥哥立刻横身上前拦住,高声叫道:“只准看,不许摸,再摸就不让看了。”同时宣布,“今后你们谁也不准打我弟弟。”
从此,哥哥成了我铁定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