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姑妞

超市水果区，发现一位女营业员正聚精会神在一个大塑料盒里挑挑拣拣着什么，悄悄靠近一看，不禁眼前一亮——花姑妞。尽管跟她五十多年没谋面了，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薄如蝉翼的淡黄色外衣，蒙古包一样拢成灯笼状，小心翼翼裹着一颗珍珠般滚圆的青涩或羞红。也许正是因为她像一位镇日躲在纱帐中的豆蔻女孩，东北老家的人们给她取了一个富有乡野诗意的名字：“花姑妞”。

“花姑妞”，虽然至今我仍习惯这样称呼她，可是在我理性认知中，“花”字跟她一点都不搭。我想，当初人们之所以给她取名“花姑妞”，很可能是借姓，把她看作跟“花木兰”一样勇敢无畏、不避风雨的乡村女孩而已。无论是“急走追黄蝶”时的嫩绿，还是“人面映桃花”时的嫣红，她朴实无华的外表，规矩无邪的身姿，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更像“有女初长成”的邻家小妹，娇俏率真，美丽清纯。

忍不住心头勃发的欲望——经营业员同意——捡起一个剥出果粒放在嘴里。先用舌尖触摸她光滑细腻的体肤，细细感受她清新自然的气息，然后，把柄口调整到朝里的方向，牙齿切下的瞬间，一股幽幽淡淡的酸甜味，像是冲开记忆闸门的激流，把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

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千家万户都在饥寒中挣扎，我的家亦不例外。我们兄妹四个，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二三岁，像整天张着小嘴要食的雏燕一样，都长着一个似乎永远填不饱的肚子。爸爸到月寄来的连最低生活都保障不了的几个钱，还时不时被奶奶收到后截留，拿去买烟抽，买酒喝，所以，无论面黄肌瘦的妈妈怎么算计，我们的生活总是处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

多年后，母亲还多次提起，每次，她揭开锅盖，发放用少之又少的玉米面或高粱面掺野菜、树叶做的窝窝头时，一人一个或两个，不懂事的我们都抢着用大碗来装。还有，不厚道的我们曾经用“咬月牙”的方式，“骗”妹妹手中的窝窝头，尽管是玩笑，却是真咬。看到手里的窝窝头瞬间少了一块，发觉上当的妹妹顿时气得哭。可是，当母亲责骂我们时，她却挂着泪，举起窝窝头让我们咬……

那时的家，也就十几个平方，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的边缘，用破砖烂瓦搭建，四周是大片原野一样的土地，以及稀稀拉拉的一些建筑。总感到吃不饱的我，一有空闲，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外出，想方设法找些吃的填填肚子。树上、草中、地下甚至包括垃圾堆，都成了觅食的方向。甜甜的草根、槐花，嚼起来黏黏的榆树叶以及榆树皮，掘地三尺找到别人遗漏的几个花生或一个半个红薯、马铃薯，掉在地上烂了的茄子、西红柿，商店丢在外面的铁桶里没刮干净的甜酱，都成了充饥的宝贝。

正是那时，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花姑妞”，裹着淡黄色到橘红色灯笼状的外罩，成串挂在枝头上，像一群坐在罗纱轿中出游的少女，顶着碧绿的叶伞。尤其到了大面积成熟季节，在田野里深黄浅绿的枝叶衬托下，她殷红的心形外罩格外抢眼，很容易找到。

也许是多年人工筛选培育的关系，印象中的花姑妞，个头远没现在超市里卖的这么大，起码像黄豆和豌豆之比，小上一号。颜色好像也深一些，没有现在这么娇艳、轻佻，味道似乎也更淡一些。那时，横扫一大片，满嘴冒浆地吃腻了，就从草丛中拔一根针一样的细棍，从柄口处扎进去，把里面的果浆和细小的果粒轻轻挤出来，清得只剩下一张完整的皮，再把它放在嘴里，吹鼓的同时会发出“吱吱、啾啾”的声音。

从超市里出来，美美满足了“久别胜新婚”的热切期待后，我去路边的饭店要来一根牙签，轻轻扎向花姑妞的柄处，刚挤了 两下，皮就开裂了，舍不得扔地吃掉。又拿出一个照前处理，结果，不是破就是漏，足足试验了上十个，就在信心和耐心几近消磨殆尽之时，终于成功掏空了一个。立马用手顶着吹鼓，可是，一路上翻来覆去，除了嘴唇发出几阵难听的逗小孩子撒尿的嘘声外，花姑妞壳怎么都不响，直到过度用劲的一口气，把它喷到了地上。

现在生活好了，早已告别单纯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的年代。一些曾经吃过的野外的东西，不但从眼前消失，而且从记忆中慢慢消褪。只是某一日，偶然看到它的模样、闻到它的气息，乃至听到它的名字，像一根火柴点燃流失已久的记忆。我们又会把这些东西从脑海里钩沉出来，连同跟它相关的星星点点的人或事，一并水落石出般浮现眼前，带着唏嘘又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