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莲塘情

思莲塘，情深胜故乡，铁环沙包猴皮筋，稻香蛙鸣荷叶塘，无一不难忘。  ——自题

记忆中，我是1965年夏季，跟随父母由福建南平搬到江西南昌莲塘华铁家属基地。那年我11岁，刚上小学四年级。家住“三个东”，东侧的六栋，东侧的楼洞，东侧的顶层四楼。楼房东边五米不到，有一条人工挖的南北走向的灌溉渠，十多米宽，我们习惯叫它“小河”。河对岸，有几栋长短不一的平房和二层楼房，也属于家属住宅。河上架有一座二米多宽、铺着木板的钢铁小桥，连接两岸的住家。家的北面建有一所子弟小学，冬天透过稀疏的树枝缝隙，依稀可见挂着校牌的大门。我曾经在里面上过一年多的学，直到文革开始，停课“造反”关门，我们像一群归不了圈的羊，在天地间回归最古老的自然散养状态。学校大门东侧是家属基地办事处，一位女同学的爸爸曾担任主任。

下楼的出口在楼的北面。迎着楼门口有一棵高大葱郁的树木，印象中，好像第一次见到它就很高，树冠有两三间房屋那样宽。弯弯曲曲的树枝，舢板样碧绿的树叶，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亮亮的银光，风一吹，像挂了一树碎银。我们叫它“苦楝子树”，至于是不是，到现在仍不得而知。但记得，每到夏秋时节，树上挂着簇簇小青枣一样的果实。我和小伙伴常常会顺着树干爬上去，像一群闲得难受的猴子，在树杈间来来回回游荡。有时，还斜躺在粗大的树枝上，故作勇敢地闭眼小憩。

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人们的生活仍处于简陋状态，现代一些常用、常见的电器物品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有钱的家庭最多有一台电风扇，绝大部分人家仍然使用老祖宗传下来的蒲扇，圆圆的用细细的竹篾紮边固定的那种。我们家住在顶层，上面是个预制板的平顶，夏天太阳一晒就透，屋里闷热得像架在火炉上的蒸笼。中午我们睡午觉，在床上、地上热得直淌汗，翻来覆去地折腾，妈妈就一个接一个地轮流扇扇子，用母爱灌溉我们的梦境。有时，热得实在扛不住，就直奔楼下，一头扎到河里消暑。虽说河水也被晒得温温热热，但比岸上的温度要好许多。最热的那段时间，几乎是一大早就出门，鸭子般一整天泡在水里，直到晚上困得实在招架不住才回家。不但手掌、脚板，就是身上的皮肉都泡得打皱，从头到脚，除了小裤头遮住的那一块，黑得像个非洲中部来的移民。

那时，由于父亲生重病，吃劳保，家里穷困窘迫得难以度日。除了向单位申请救济，向经济条件较好的邻居举债外，已经懂事的我们四兄妹，想方设法帮助父母度危机。主要方式就是自给自足，包括开垦利用楼前的一块不大的荒地。跟在妈妈身后，捡去掺杂在土里的碎砖烂瓦水泥块等建筑垃圾，再从别的地方运来一些可以栽种植物的“熟土”，摊铺出几小条“自留地”，再用锄头梳理成垄，弄来一些有机肥泼在土里。母亲则去镇上的集市，买来一些应时的蔬菜种子、秧苗等，按垄分坑地撒下或栽下，培好土立刻开始浇水，有时阳光太强烈，一天要浇几遍水。平时，则是早上和傍晚各浇一次。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种植或栽培小白菜、红白萝卜、辣椒、茄子、豆角、西红柿、韭菜、黄瓜、玉米甚至甜瓜、南瓜等等。看着嫩芽从土里钻出，长高，长大，生叶，分枝，开出淡白、鹅黄、浅紫、粉红的小花。记得还跟妈妈学过给丝瓜、南瓜、西红柿等授粉。花谢后，慢慢结出白、绿、青、黄、紫的果实。黄瓜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带着毛茸茸的刺，顶着大大的黄花越长越长。辣椒则是簇簇米粒般梦幻长出，再慢慢膨胀长长，由淡绿色变成深绿色，再从尖部开始发红，直到整个变成亮眼的大红色，像一个个挂枝的灯笼，冲天的火炬。豆角则是沿着竹竿边爬边开花，边结出供人多次采摘的果实。最有意思的是丝瓜，长大后得趁嫩赶紧摘下，否则，稍不留意就会长过，只能让它继续长到手臂般粗大，再慢慢变黄发灰。待到老得不能再老时，摘下减开两头，在水里使劲搓去外壳，再把瓜瓤里的种子甩、抠出来，挑出一些饱满的留待明年栽种。瓜瓤则根据需要，完整或剪成两三截，做成刷锅洗碗的工具。

除了种菜和钓鱼摸虾外，我们还养过蚕。春天，把粘满比芝麻粒还小的蚕籽的纸，上下各用一层棉花严严实实捂住，放在盒子里保温。有时天冷或着急，想让蚕宝宝快点出来，就把蚕籽纸整天贴在肚子上加温。不过，有时反而弄巧成拙，细细小小断线般的蚕是出来了，可又太早，外面的桑树枝刚鼓包，芽还没发，没桑叶喂，没两天，眼睁睁看着全都饿死。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我曾经尝试着给它们喂各种菜叶，有的也吃，但吃完就拉稀，结果死得更惨更快。当然，有一分耕耘还是有一分收获，每次养蚕，总有一部分在我的关注下，顽强地跨过一道又一道的生死关，功德圆满地活到结出白白的茧。几年下来，我积攒到可以絮一个薄坎肩的蚕丝。

那时家属区的住户，打个未必恰当或准确的比喻，大多类似于现在的单亲妈妈家庭。父辈常年远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修铁路，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即使加上过节，最多也就是区区的两个星期。所以，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母亲领着几个孩子过日子。由于是外来户，住在小河边孤零零的十几栋房子里，当地既没有亲属，跟地方也没什么联系，因此，保障家庭安全、保证顺利生活，成了所有母亲的心理和现实需要，从而把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家庭都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超级大家庭。左邻右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时常像串亲戚似的相互走动。你家有个什么事，我家有个什么需要，都是自愿无代价地提供帮助，运煤、抬东西、找人、带信、代买东西等等。有时家里做了或者买了什么特色食物，还要楼上楼下地送去尝尝，甚至送到其它门洞、其它楼栋的“妈妈”家。

那时，家庭都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日常有个什么事，除了十万火急不得已花大价钱拍电报外，基本都靠书信联系。一来一回最快也得个把星期，如果在边疆、山区等落后、道路不便的地方，二三十天也是常有的事。那时，我也给父亲写过信，帮母亲寄过信，到邮政局买张8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的一角或者封口处。那时邮电局都是人工盖章，对邮票贴的位置没有现在这么严，包括信封的正中间（一般是那种口在中间的翻开式信封），我也贴过并且顺利寄出。在柜台交给穿着绿色工作服的邮政人员，看着他拎起一个红萝卜般长柄钢头的邮政戳，“咔”地一下一半盖在邮票上，一半盖在信封上。有时没盖准，通常是邮票盖少了或没盖到，再对准邮票“咔”地狠狠补上一戳，结果，一张花花绿绿的邮票顿时成了黑花脸。一年下来，每个家庭都会攒下厚厚一沓的书信，几十年后，我还曾见过那个年代留下的邮票和实寄封，感到格外的亲切，也勾起了联翩的浮想。

那时，以同学为主轴的我们这一代年纪都不大，小的十来岁，大的十七八，父母辈年纪大多三四十岁，也相差不大。一种十分亲切的家庭色彩的称呼，自然而然在我们（包括父母辈）之间流行，就是对同学的母亲喊“妈妈”，同学姓李，就喊“李妈妈”，同学姓张，就喊“张妈妈”。母亲一旦有什么事儿，例如出门，张嘴就会来一句，“去，到三楼问问你王妈妈，去不去赶集。”但是，就我而言，似乎男女同学还有些差别，我习惯把大多数女同学的妈妈加姓喊“阿姨”。以致于一段时间后，一些男同学的妈妈姓什么忘记了，女同学妈妈的姓则记得倍清楚。

掐指一算，离开莲塘已经40多年了，想起来，我仍佩服当年莲塘家属区的选址者，有头脑、有远见、有爱心。虽然看似地点有些偏，离县镇有些远，但是，有一个天大的好处——离河近。所谓的河，其实是一条人工渠，水虽然没有曾经见过的福建山区的溪水那样清澈，但也不浑浊，是那种清水里撒了些尘土的感觉。游泳时曾经不小心被呛过，除了稍稍有点鱼腥味外，没有其它怪味道。就是这条不大的小河，成了我们家属区400多户居民一年四季不可或缺的消暑、洗涤、娱乐、钓鱼摸虾、种植蔬菜的“生命河”。尤其夏季酷暑天气，地面上到处是蒸人的热浪，躲在哪里都不行，大家就纷纷往河里跳，像一群穿着裤头、泳衣的饺子，在水里混在一起。有些保守、羞涩的大姑娘小媳妇，一旦也抗不住高温的煎熬，会悄悄找个人少的僻处，下到河里泡一泡。为了安全、方便，基地办事处在河边修建了一处宽宽的台阶，伸到河里，并打下几根预制桩，拉上一道L形的粗铁丝网，无形中挽救了不少孩子乃至大人、老人的生命。

11年后的22岁，我调出江西的工作单位，也离开了莲塘。1978年探亲曾经回去过一次，之后至今41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前些年，发小同学在南昌聚会，曾经吐露想回莲塘看看，但有人好心地劝住了我，算了，不要去了，现在家属基地破败的厉害，看了你会伤心的。闻言，遂黯然作罢，我真怕伤心，不想曾经的美好记忆被无情的岁月之刀割碎。但是，莲塘作为我从初谙人事的家庭少年，蝶变为独立生活的社会青年的破茧地，永远神圣地留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