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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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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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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色的搅拌棒

桌上的笔筒里,有一根蔚蓝色半透明的正方形细塑料棒,袖珍筷子一样,一头有一排凸起的英文字:CHINA AIRLINES。具体什么意思,我文化不高,英语一天没学过,所以不甚明了。但是,我清楚记得它的来历,每次看到它,都会勾起我二十多年前乘坐跨海飞机来去台湾的那段往事。

1996年9月中旬,谋划了一段时间的父母去台湾探亲终于成行,我作为网开一面的陪同人员有幸在列。这是我人生记忆中第一次坐飞机。那时海峡两岸人员往来,虽然较以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是,延续了四十多年的敌对政治气氛,仍是两岸关系的主导,因此,去台湾还不能直飞,必须经第三地且落地换乘后才能登岛。

每每回想那趟历程,心里总有一种酸酸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叹——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挣脱了外国列强100多年的欺凌,然而,“亲者痛,仇者快”的两岸分离状态却迟迟没有结束,不知还要延续多少年?什么时候“民族大义”的旗帜才能在海峡上空高高飘扬?

上午,从合肥一直向南,飞抵广州白云机场。那时的香港尚属于英国管辖,因此,办了过境手续后,才乘坐广九高速列车进入香港,再由香港坐飞机到台湾。就这么绕了一个三角形的大弯,从广州下飞机到进香港坐飞机,一路换乘、等待,多走了直航一倍多的路程,多花了五六倍的时间才最终成行。

对香港的印象,原本就并不深,加上二十多年岁月浪潮的冲刷,来去一路的许多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依稀能回想起来的是高速列车速度很快,也是第一次坐这么干净舒适的车,相对当时大陆尚落后的绿皮车而言。还有就是进港时铁路边简陋的铁皮房,林立的高楼,干净的道路。再有就是问路的遭遇,以及打出租车去机场,跟那位由内地来香港做事的司机,一路说说笑笑。

飞机临近台湾桃园机场,开始向下俯冲。窗外的云色越来越暗,云层也越来越厚,很快,我们就钻进无际的黑暗中,闪电则象鬼火一样,东一堆西一堆在舷窗外闪烁。突然,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颠簸摇摆起来,有时,剧烈得似乎下一秒就会散架。广播里,不时传出请所有乘客系好安全带的急促呼声,两位空姐一左一右,扶着椅背,一路摇晃着走过来,检查每一位乘客安全带的情况。

帮母亲系好安全带,我伸头左右张望了一下,尽管有些人若无其事地打瞌睡,但我的心情却越来越不好,“飞机上真不好,万一出事就是绝境,无处可逃。可是,现在逃出去又怎样,七八千米摔下去肯定死得更惨,少不了要葬身鱼腹,这可真‘好了’,一下还了当年钓鱼、摸鱼的报应。就是在台湾上空也没用,这么高的高空,下面就那么屁大点的小岛,恐怕最后还是落个连骨头渣都找不到的下场。”想到这儿,我不禁接连打了几个冷颤,心中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

赶紧找出、查看有关氧气面罩、救生衣等应急用品的获取和使用说明,万一出现情况,不管最终有用还是没用,我都必须考虑二老的安全问题……还好,分秒如年的恐怖过程终于熬了过去,冲出扰动气流层的飞机逐渐恢复平稳下降状态。稍稍安心的我,这时才注意到,外面正在下大暴雨,因为,飞机舷窗外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帘。像是有什么巨型的喷水设备,在开足能量冲刷飞机,如此大的雨,用“倾盆”已远远不足以形容。

从桃园机场走出关卡大门,迎面碰到成群结队操着一口“国语”有说有笑接机的台湾人,一种乡里乡亲的温馨感竟然自心底倏然腾起,之前,即将进入台湾地区的种种担心、顾虑烟消云散,一路紧绷的神经也一下子完全松弛下来。感觉就像在大陆一样,人与人之间除了口音略有不同外,其它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中国人。

二十年前临近台湾的这段不过数分钟的惊悚经历,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致后来每次坐飞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句“恐怕连骨头渣都找不到”的自咒语。有时,只要允许,宁愿多花时间辛苦在地上跑,也不愿心惊胆战地天上飞。

转眼半年过去,从台湾回来时,已是隔年的三月。地处热带季风气候的台湾,天地四野,春光明媚,花繁叶茂,似乎进入合肥的五月天。登机那天,记得也是上午,飞机起飞不久,就顺利爬升到万米的高空,窗外碧空如洗,带着浓浓暖意的阳光映射进舷窗,跟来时那种恐怖的恶劣天气截然相反。

进入平稳飞行后,解开安全带的那一瞬间感觉真好,机舱里的气氛明显轻松、活跃起来。穿着印有梅花图案浅色制服的空姐,带着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微笑,推着放满饮料、食物的小车,莺声燕语地招呼乘客领取。父亲和母亲各点了一杯热牛奶,我先是点了一杯果汁,随后,又要了一杯咖啡,附加一小袋糖,撕开糖袋的瞬间,空姐笑盈盈递给我一根用塑料袋装着的搅拌棒。

记得来时喝饮料也用过这种塑料棒。不过,那时因为即将进入一个与大陆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地区,落地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心中一直没底,东想西想地十分繁乱,根本没有心思关注这些一次性的杂乱用品,用完即扔。现在是回家,心情截然不同的敞亮和轻松。取出搅拌捧时,我注意到一端有一行英文字母,我猜测:应该是此趟飞机的航空公司标志吧。用完,用纸巾擦干净,揣在衣兜里,算是在万米高空获得的进出台湾的一个小小纪念品。

回到家,我随手把它插到笔筒里。后来,在笔筒里拿东西时,看到它总感到有些别扭,似乎不该在书香之处。为了能给它一个呆在这里且长期保留的理由,我把搅拌棒的一头用细砂纸磨平,使出曾经热衷好几年的篆刻技艺,刻上我的名字,制成一个长柄微型私印。就这样,一根原本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小塑料棒,载着厚重的记忆,一晃,在几个不同材质的笔筒里,默默留存了二十多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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