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1996年，我陪同父母，经由香港去台湾。那年，同岁的父母刚好是我现在的年纪。在香港机场，我用内地一条猪腿的价格，买了一份猪脚快餐，父母坐在高台餐桌前伙着吃。没敢告诉他们花了多少钱，真不是一般的贵，怕他们心疼。我以去找吃的名义走开。回头，注意看他们并排的身影，尤其是白发苍苍、瘦小且被岁月和劳累压驼背的母亲，整个心陡然被一股莫名的酸楚包裹，收紧，挤压得喘不过气来。“唉，平时没注意，父母竟然老得这么快？！”

转眼24年过去，我也进入父母那时的年纪，时不时想起当年在香港回头看父母的那一幕，不为他们，而为自己感叹——无论时间存不存在，静止还是流动，人生走在川流不息、世代交替的路上，谁都无法逃避老去的命运。镜中的我，也华发老似父母当年。不过，前瞻后顾换个角度再想，又解脱到欣欣然——如果能遗传到前人健康长寿的因子，亦步亦趋追随他们跋涉的足迹，观赏到包括他们所有年龄段在内的心路风景，何尝不是后辈人生的一种福份？

我的记性天生不好，年过半百之后更甚，常常是记的没有忘的多。但因此，也反证了那句“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俗话。因为记得少，所以有些事一旦真正入脑，就记的比较清楚，历久弥新。母亲60岁过后，曾多次提到她的未来——七老八十的未来。口吻里不无骄傲。“我的身体还算不错，熬过那么多苦日子，内脏也没落下什么大毛病。能不能活过90不敢说，上80应该没问题，到时候要走就痛快走，谁我都不想拖累。”话里话外听得出，尽管长期患有贫血症，母亲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仍信心满满。作为她的儿子，听她这么说，心里当然乐开了花。替她欣喜的同时，也在心底默默祈祝她如愿，好人能得好报，健健康康活过百岁。

人生事，回头看，不细想则罢，一细想，十有八九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后悔。现在，只要回忆母亲生前那几年东一件，西一桩的往事，即使为她做得最满意的，也有后悔的不足之处。其中，最大的后悔，就是对母亲身体状况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只顾想自己、忙自己的事，没尽到儿子应尽的细心守护的责任，像母亲悉心照料把我带大那样。该注意的没注意，该想到的没想到，该做的一些事也没做。例如，不管有没有问题，定期带母亲检查身体，病症初期就会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绝不至于拖延到恶化，酿成一查出就是揪心的绝症晚期。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迎头击碎了母亲曾经的自信。

有些事，压缩回忆的时空，才能看得更清楚。那几年，母亲说她身体如何如何好，其实都是身体素质日渐式微却不知不觉适应后的一种错觉。萎顿、缺乏活力的神情，几无血色、憔悴的脸庞，越来越迟缓的动作，喘息易累的模样，以及时常发呆、茫然四顾的表情，现在把回想到的许许多多细节联系起来，聆音察理，其实并非都是衰老，相当部分是慢慢病变的表象。真弄不清当时，我为什么会视而不见，没往心里去？！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即使有人卖，也百分之百是于事无补的“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假药。余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端坐心中的母亲忏悔，以求心安。

母亲是农村家庭出身。早年，曾给地主家扛长工的姥爷，实在难以忍受被残酷压榨的悲惨生活，另谋出路，跑到罕有人迹的北大荒开地。打拼多年后，家境渐渐富裕起来，母亲才有了上学的机会。虽然只是二三年，但从她所处的那个农村文化基础极其落后，男尊女卑观念严重，文盲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年代来看，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新婚随夫到城市生活的母亲，迎来了改朝换代。人民政府大力推行“妇女翻身得解放，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和“振兴百业”的新政策，但很可惜，母亲却不得不放弃机会，因为有了孩子。直到1958年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水缸，锅等基本生活物品都被集中起来实行公用，家中唯一的一台大件——缝纫机当然跑不掉，母亲则趁机跟着缝纫机进入了离家不远的街道被服厂。母亲对工作很满意。但可惜，干了不到一年，工厂就解散了。后来，阴差阳错，主要还是为了带我们兄妹四个，她再也没有出去做过事。每次。母亲提到那段唯一的工作经历，都会神情落寞地说，如果那个工厂继续存在，继续做下去，或者后来再另外找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就好了，也能拿退休金。“生活绝对不会像后来那样，唉——”一声长叹，道出她埋藏心底深处几十年的懊悔和心酸。

母亲离世前尚清醒的那段时日，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明显丧失了以前乐观的心态，以致性情大变。眼神总是黯淡无光，很少说话，甚至不理人。躺在那里，总是发愣地想事情。我有时在一旁猜测，她会不会是在回想，五十多年用健康、用心血为这个家、为我们作了超量付出的往事？几次身临绝境，且都是接连多年，求了多少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却都默默咽了下去，似乎谁也没说。我在家陪伴她多年，她几乎从未提及，闲聊中一旦触到边，她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岔开话题。我明白，一定是那些时日的经历，对她的精神和心理伤害太大，留下太多恐怖的伤痕，她选择了强迫忘记，不愿再回顾、触及。我也从不问，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让母亲再伤心。

母亲除了性格柔弱，脾气温婉，心思缜密外，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长处，按照现在流行语来说，就是想事说话的正能量很足。父亲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后代，而母亲属于居“黑五类”首位的高成分子女。自从我懂事起，尤其是那场“摧枯拉朽”的运动中，母亲作为一名无职无业的家庭妇女，也一次又一次遭受惩罚式的冲击。然而，让我吃惊的是，母亲的言行却一直保持一种发自内心的“跟着共产党、跟着政府走，绝不掉队”的状态。父亲是个生性耿直有一说一的人，也是个专业能力强，做事认真的人，对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行为，常常义愤填膺谴责的同时，言辞上动不动有些过激。母亲则不然，有时还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指责他不应该这样想，这样看，更不应该这样说。一句话概括，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新社会比旧社会好许多，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许多。因此，我戏称妈妈是家里的“书记”——有时是“党支部书记”，有时是“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