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清明雨湿魂，忌日泪断肠。驾鹤十六载，两隔哀难忘。——自题

如果母亲在世，今年应该90周岁了。

我的母亲，像绝大多数儿女心目中的母亲一样，慈祥善良，吃苦耐劳。还有，就是性格温吞，温吞得几近懦弱。

对母亲最初的记忆，是在吉林长春，6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顶着天灾和家族不睦的双重打击，度过了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的艰苦岁月。后来，跟随修铁路的父亲辗转来到江西南昌莲塘，家庭经济状况才渐渐有了好转。

然而，不幸的家庭，似乎注定欢乐和幸福只能是短暂的。

1965年的秋冬季节，父亲突然被人护送回家。看他在别人的搀扶下，苦着脸，佝偻着身子，拖着沉重的脚步，一副病恹恹的模样——说是得了危重的肺结核，必须住院治疗。母亲心疼、惊恐地接过父亲，赶紧扶进卧室躺下。而十一二岁的我更多的是惊喜，难得一见的父亲又回来了，如果能在家多住一些时间，得病似乎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事。并且，好的越慢，可以在家住的时间越长。

然而，事情的发展大大超乎了我的想像。不久，我发现，一个人想回家，得什么病都行，就是不能肺结核。太可怕，太糟糕了，可怕糟糕得像一场噩梦。等待住院的那些天（包括至少两次出院回家，没几天又复发，只得再次入院），从早到晚听父亲在隔壁的卧室里一声接一声地咳，并且时不时咳到上不来气的那种。曾经，亲眼见他一口接一口地吐出血红色的浓痰，没多长时间母亲就拎着痰盂出来倒掉，刷干净后又赶紧拿进房间。令我惊恐也想不通的是，一个人竟然能吐那么多血，那么多痰，好像没多久痰盂就装满，一个比痰盂大不多少的肺里怎么能装那么多东西？也才醒悟，父亲这次回来，绝不是什么好事，得病尤其是得重病不得不回家，往往是一件天塌地陷般恐怖的事情。

有几次，趁母亲不在家，我悄悄推开父母的卧室门——平时，母亲不准我们进入他们的房间，因为肺结核是传染病，生怕父亲传染给我们。更不准我们接触父亲，包括他的餐具、衣物等，都是单独洗刷，单独放在一边。再苦再累再难，母亲都是咬牙一肩担起护理父亲的重任——站在门口，偷看躺在床上的父亲。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脸色异常晦暗，颧骨处像青藏高原人一样泛着潮红。时不时张着嘴，急促地喘息倒气，声嘶力竭地咳嗽，心里很是害怕，担心父亲会一口气上不来，突然死掉。

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父亲的工资本来就不太高，吃劳保又只能拿基本工资的60%，除去他的医疗营养支出，每个月的工资所剩无几，我们的生活状况每日剧下。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计，母亲不得一次又一次地说好话，跟邻居借钱讨米，去菜场捡拾剩菜烂叶，我们兄弟三人有时间就出去钓鱼摸虾，贴补家用。随后，举国开始了所谓“摧枯拉朽”运动。母亲因为她父辈的成分属于“黑五类”之首，不断受到冲击，动不动被革委会召去汇报、训话，每周还要扫几次大街。然后，再从县城赶到市里的铁路医院看护父亲。有时忙得分不开身，无暇顾及我们。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生计的折磨，精神的折磨，体力的折磨，陷入难以支撑逆境的母亲消瘦得十分厉害，极度贫血的脸色苍白，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精神状态也差到了极点，比“三年自然灾害”食难果腹的那几年还坏。有时忙完事，她就瘫软地坐在凳子上，低头发呆。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那时，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我多次想张口问，都怕引起母亲伤心而作罢。

多年后，家已搬到安徽合肥，跟母亲闲聊到南昌莲塘的一些往事，她曾淡淡地对我说：“那时，你们四个都在上学。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带你们一起回老家，投靠你们的舅舅、姨姨。”

唉，多一个孩子多一分拖累，命苦的母亲，一直让我对她怀有深深的歉疚感。

2003年，母亲因为结肠癌开刀，切除病灶后不久再检查，发现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肝部。 

之前，历经多次磨难不倒的母亲，一直认为自己身体很好。记得一次她听说邻居有人因癌症去世，死前一段时间开刀、吃药、化疗，痛苦地折腾了一两年，还是走了。母亲回来谈起这件事，神色黯然地说：“如果我得了癌症，就从楼上跳下去摔死，我才不想受那个罪。” 

那时，家住五楼，十几米高，自从母亲患上癌症，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跳楼”的话，生怕她知道后受不了出事，就小心翼翼地瞒着她，而母亲似乎也乐观地不想知道。 

原本想给母亲做化疗，但只做了两次，母亲梳头时，敏感地发现掉发异常，开始追问我是不是给她做化疗了？为什么要给她做化疗？利用母亲的信任，我现编了一套“预防性化疗”的瞎话糊弄过去。我明白，母亲已经有所怀疑，再做化疗，真像将没有办法隐瞒。我也知道，肝癌是癌症之王，按现有医疗手段，绝大多数患者的化疗其实只能稍稍延长生命，但同时也在延长、放大、加重所有人的痛苦。大量金钱的投入、时间的投入、精神的投入、情感的投入，客观上，更多情况下换来的仅仅是亲人们的心灵慰藉而已。 

那时，我在网上看了不少癌症患者化疗的结果和感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日本女作家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大致是十分后悔做化疗。认为化疗虽然让她多活了几年，但是，由于化疗对精神、对身体的摧残，导致生活没有一点质量，真不如不做化疗，轻轻松松、痛痛快快“高质量”地享受人生最后的时光。我赞同她的观点，同时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了家人。既然明知绝症深渊无法逾越，与其让身体已十分衰弱的母亲受无望的化疗之罪，不如一瞒到底，尽量让母亲稀里糊涂地度过了最后一年的生命时光。不过，也因此，在我的心里留下一道终身难忘的阴影。

至今，母亲过世已经十六年了。时光的流逝，丝毫没有减弱我对母亲的思念，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母亲过去的一切，越来越有一种恍如梦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