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年,我还不到十岁,还不能理解死亡的意义。见到他时,他已经躺在一张麻绳编织的木床上,大伯站在屋顶,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抡着木棒,一边带有节奏的敲打着,一边声嘶力竭的呼喊着,“兄弟,你快回来吧!”直到最后,大伯瘫坐在屋顶上,父亲也没有被“喊回来”。
他是用一根麻绳悬于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六月的那个傍晚,没有一丝风,村庄像一个蒸笼,有人悲痛,有人叹息,有人讥笑,还有人担心赊出去的酒钱该怎么收回来。随着灵柩逐渐被黄土淹没,父亲的一生结束了,可关于他的传说,至今仍有人时不时提及。我对父亲的了解,多是从后来这些零言碎语中拼接而成的。
听的最多的,是父亲的婚事。我的爷爷在当地很有威望,父亲娶我母亲那天,河东岸西的父老乡亲都赶来道喜,爷爷不想大操大办,就安排人在村口拦截,发喜烟、散喜糖,劝说大家回去。面对一大堆理由,去谁家走亲戚也好,从这里路过也罢,好说歹说,就是不给进村。主路不给走,那就绕行,从庄稼地里沿着田垄走,从小河沟里淌着浅水走,从黄土坡上半蹲着身子慢慢往下走,到了晌午,都坐到了大席的位子上,再不好下逐客令,只好热情招待。婚礼热闹隆重,大席吃到了午后。席间父亲偶尔听到的一句话,对他打击很大,也间接导致了后期很多事情的发生。
父亲成亲后,先有了我,两年后,妹妹也出生了。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喜子、阿明、大军,都最惧怕他们的父亲,有时候一声吆喝、一个脸色,都能把他们吓得双腿打颤。可能,他们的父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当父亲,老辈们怎么管教他们的,他们就这样传承了下来,他们认为这才是“一家之主” 该有的威严:板着脸,不说话,看不惯了就是一顿打和骂。我的父亲却不这样,他从没动手打我们一下,即便是后来嗜酒如命,看到我们时仍然是满眼爱意。在那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年代,他给了我和妹妹另一个版本的父爱。
穿过麦场、池塘、小树林,步行十多分钟,就能从前庄来到后庄。后庄才是“大本营”,孩子成家立户,老屋挤不下,老辈们就给儿孙在西南地盖了新房,久而久之,形成了两个村子,大家就叫它们“前庄”和“后庄”。这条Z字形状的小路上,铺满了童年的快乐时光,可能会惦记着替爷爷打酒剩下的零花钱,可能会期待着奶奶藏在箱子里的果子,也可能是父亲右臂揽我入怀,滔滔不绝给我讲着外面的故事,还有生活中的小道理,我喜欢听。
“娘,别去拾炭了,车高,车多,家里的柴火够烧的!”“我昨个在窑厂忙完,上俺姐家去了一趟,替她到地里打药,吃罢饭回来的!”“今个晌午我骑车子迎着京哥了,他下地薅草,留他住下说啥不愿意,吸了颗烟,说强子上外地打工去了。”到后庄,父亲习惯扎进厨房,一边往锅底加柴,一边说着家长里短,奶奶做饭,爷爷倚在门口抽着旱烟,我吃果子,多是父亲一人在说。用奶奶的话说,他知道疼人,对谁都好。
我的爷爷常说,父亲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当过煤矿工人,干过窑厂会计,贩过棉花,还做过兽医。十里八村的,谁家的猪、牛、羊病了,牵到我家院里,父亲会用一个很粗的针管给它们打一针。有时候母猪下崽难产、公猪母猪交配都要来找他,每每这个时候,我家小院里总是挤满了人,小孩子个儿矮看不到,索性爬到树上。大家看着、乐着,老爷们和村里的小媳妇打趣着。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欢快的笑声此起彼伏,我曾无数次在梦境中回到那个晚霞满天的傍晚。
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手艺,还是他无师自通、自学成才,但这些手艺,让我家有了很大的改变。村子里的第一户红砖大院,是我家盖的;第一台“黄山牌”电视机、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第一台装磁带的录音机,是我家先买的。有着手艺,酒场自然也多,父亲经常会被请到别人家里,或者去街上的小馆子,每当晚上有推门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我便会从床上蹦下来出去迎,而他每次都会从提包里拿出用报纸裹着的剩菜,有花生米、猪头肉、大鸡腿,菜的香味和报纸的味道浸在了一起,剩菜吃出了新味道,我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这样的味道了。
隔三差五,父亲总会带回来许多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罕物件,最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浸满油渍的报纸。吃完剩菜,我就把报纸摊开,从上往下读,虽然有许多字还认不全,虽然不懂其意,却读的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报纸上的文字和书本上的课文不一样,我就很好奇,报纸上的记者长啥样,报纸是怎么印出来的,在哪里能买到新报纸。上了中学,学校订了《农村孩子报》,我的一篇征文获得二等奖,名字变成铅字,第一次印在报纸上,激动的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或许,我对新闻的认知,以及后来机缘巧合从事媒体工作,与父亲带来的一张张裹着剩菜的报纸不无关系。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父亲也习惯用书信与人保持联系,有在部队当兵的弟弟,有在异乡漂泊的发小,有在省里工作的同学。父亲写信时,开头总是以某兄、某弟为起笔,后面加一冒号,随后另起一段:“见字如面”。
父亲信中的文字,以大白话为多,有喜悦的分享,有烦心的惆怅,也有对未知的彷徨,但写的朴实,写的真实。正如“见字如面”这四个字,意为看到我的字迹,就等同于咱俩正面对面的叙着旧,不分长幼,青梅煮酒,我的窘境或许只便说与君听。
花谢花开,冬去春来,我在慢慢长大,父亲依然很忙碌。有一天,父亲骑来了一辆摩托车,在那个自行车尚不流行的年代,摩托车是十分稀罕的。父亲手舞足蹈的向左邻右舍们炫耀着,有的人绕着圈左瞅瞅右看看,有的人坐上去握动着油门,跃跃欲试。没有人敢想象这辈子能买得起一辆摩托车。可自从那天以后,我连续很多天没有见到父亲。再见到他时,我是望眼欲穿、满怀期待,他却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直到我长大后才听村里人说,父亲酒后骑着借来的那辆摩托车摔了一次,人无大碍,摩托车却面目全非,赔光了这些年的积蓄。从此之后,父亲开始郁郁寡欢。
在父亲消沉的那段日子里,与母亲的争吵与日增多,小到两个人的打闹,大到两个大家族的“战争”。几个舅舅住在邻村,经常一有风吹草动,抡着棍子冲进村里,两个家庭的“战争”一触即发。有一次,几个舅舅竟将外出回家的父亲半路拦下,下了黑手、重手,父亲鼻青脸肿的回到家中,与母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再后来,父亲疯了。他时常左手拎着早些年置办的录音机,右手握着一个酒瓶,踉踉跄跄的走在大街上。天已入秋,树叶渐黄,街上人烟稀少,满眼苍凉。他还是那么好客,见到熟人还会上去寒暄很久,给人递烟、点烟,只是说起话来有些语无伦次;他的发型、衣服还如原先般整洁,只是偶尔会将瓶中的白酒洒在衣服上,摔倒之后身上会沾有路边的枯草。
长时间的酗酒,村子里的小店打满了欠条。欠的多了,小店也不再赊了。赊不到酒,他就想方设法到亲朋、邻居家找酒喝,久而久之,逐渐被人嫌弃起来。爷爷无奈之下,将他送进了市里的精神病院。
出院后的父亲,平静了许多,也不再酗酒。大家都议论着父亲的病治好了,也希望他能开始新的生活。就这样平稳持续了一个月,他却用这种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他离开后的许多年,我一直不敢走进那间屋子,有时候逼不得已去屋子里取东西,心总是被吊到嗓子眼上。确实,我很恐惧。我总感觉他就站在那里,微笑着注视着我。如今,这里早已成为采煤沉陷区,原来的村庄变为了一片汪洋。清澈的湖水淹没了如风的往事,悲伤却浮出水面,涌上心头。
我也曾痛恨过他,他的离开,让我不知道在求学中“家庭状况”那一栏该如何写,令我自卑,小心翼翼。多年以后,我长大了,也曾努力探寻父亲堕落的真相,是受到惊吓、还是事业不顺、抑或家庭矛盾造成内心积郁?我始终不得而解。前不久,从外地来了位客人,自诩精通玄学,我虽没有透露父亲早逝这一消息,但她却一语中的,并说父亲独自承担了一切,当初的选择,是用一己之躯挽救了整个大家族,假如父亲健在,大家族里必有大灾难,而如今家族的兴旺与父亲的“牺牲”与“成全”有着因果关系。我虽从不相信鬼神之说,听后却早已泪流满面。
我赶忙找来纸和笔,想写一封长长的信,想把三十年的过往说与你听。于是提笔写下:“三十年未见的父亲:见字如面!”纸张已写满,思念在蔓延……您,是否已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