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母亲为人正直，富有爱心。母亲识字不多，但母亲走过漫长的一辈子里，让我知道什么是勤劳、善良、朴素、什么是与世无争，什么是为人厚道。母亲教我做人的道理。但我所取得点点滴滴的成绩都是与母亲的教诲分不开的。母亲永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激励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这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的原因。

至今我还记母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天，那是2010年6月30日。小弟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的消息，我一时无语，泪水一下子从眼眶中夺眶而出。我静静地愣在那里。好久才缓过神来。

人们说母子相连，在母亲离开我们前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在攀枝花市第五医院一住院就住将半个月的时间，接到电话时候，我也是刚刚从市五医院出院回来没有几天。由于到我上次看母亲到现在，我已经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看望母亲了。出院后妻子一直催促我去看看母亲。我当时身体还没有完成复原，加之白天由于工作忙，晚上就想在家休息一下，心想身体好一些，再去看望母亲。没有想到，上次一面竟然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怎么不让我如此悲伤呢？听妻子说在我住院期间，母亲还担心着我的病情，向亲人们询问着我的身体情况。真是像古人所说的那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母亲去世的日子，对我来说真是记忆太深刻了。我当时在太平煤矿退管科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还在几天前就召开支部委员会商议“七一”如何开展纪念建党89周年活动事宜。不想在“七一”的前一天母亲去世了。我只好将活动的事情交给了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王书记了。忙着处理母亲的后事。

老妈生前很喜欢做手工活。在我儿时记忆里，哪怕白天干完活路后，晚上，她也经常纳袜底、做布鞋。甚至为我们缝过衣服裤子。母亲快六十还在为我们织毛衣和棉袜，说实话，母亲做的手工很粗糙，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母亲生前我就没有怎么穿。

直到母亲去世后我发现还有几双棉袜我从来没有穿过。后来也因搬家累赘太多，我把它们连同很多不常用的东西都扔了。思索片刻，我又随手捡回一双放进鞋柜里。

几年年前冬天，我在家翻箱倒柜寻找运动鞋，它才被翻了出来。我随意试了一下，没想到穿在脚上感觉非常轻巧、柔软舒服，不仅温暖还很有弹性，很适合冬天运动。我不禁对它刮目相看，同时也对其他被扔掉的棉袜惋惜不已。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日子，我每天运动时都穿它，现在，我忽然觉得，它应该像母亲一样放下劳累的一生，安静地歇息。于是，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重新放回鞋柜里。轻抚着它沧桑的面庞，泪水从我眼角轻轻滑落。

母亲的童年

母亲常对我们讲她这一生大波大折，最大福享了和所有罪也都遭过。母亲说她自己事情几个月也讲不完。记得我懂事的时候就经常让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在讲完故事就说起母亲自己的故事。我的母亲生于1929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籍贯是河北省青县徐李庄村。徐李庄村是华北大平原一个美丽的村庄，据母亲说庄上有几百户人家。徐李庄所在的青县北靠京津，南连沧州，东临渤海。据母亲讲母亲小时候，她生活的哪个庄子是不仅有全国著名京杭大运河，庄子里也河网密布，村子长着有柳树、杨树、榆树和槐树。是一个绿树成荫的村庄，真有江南水乡韵味。母亲出生在徐李庄村上最大的富户家古旺财家。我姥爷不仅在本村有土地，临村也有土地，还在县城开有商铺。母亲是古旺财家的大女儿。我们的姥爷上几代人一直是单传，到来我们姥爷那一代到是有哥俩，老大古旺德，老二，也就是我们的姥爷---古旺财。老大古旺德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古玉贵。是1916年生人。比我母亲整整大13岁。我们的大姥爷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而我们的姥爷却只生了三个姑娘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可见老古家的人丁很不兴旺。后来我们的大舅古玉贵生了六个姑娘，从此老古家在徐李庄也就没有了后人。

母亲一生命运波折，八岁那年没有了母亲。十三岁的时候没有了父亲。逃过荒要过饭，躲过日本人。母亲和我们说她所经历的苦难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

按理说母亲出生当时当地那样富裕的家庭理应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然而古家却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母亲小时候虽说吃穿不愁，在那个能吃到东西母亲都吃过，穿的也是应有尽有。在当地就是一名阔家的小姐，然而母亲这名阔小姐，却是一名土小姐，小时候却进学堂去读书的机会。基本就是一个文盲。母亲的家教管的比较严，从小就不尊女孩子外出乱跑，只能待在家里和院子里。母亲的爷爷更是一个古板的长辈，一天就他的男尊女卑，四书五经，还说什么：女子无才就是德。母亲的每天爷爷吃完饭，就那个让仆人把长躺椅放在大院门旁的柳树根下，他躺在长躺椅拿着一个长旱烟杆吸着旱烟，一边抽着他的旱烟，一遍闭目养神，同时呢看着他们的孙女们，不准他们往外跑。只要母亲她们姐妹走出大们，他就用长旱烟杆打母亲她们。母亲说，她们整日里别憋在家里不是绣花，就是在妇女要做的一些事情，作为孩子贪玩是孩子的天性，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所以母亲姐妹们有时也想出玩。于是她们就从院子里大树爬上院墙再从院墙旁边的大树趴下去到外面去玩，有时也有邻居家女孩子通过院墙翻进来和母亲她们一起玩。一次邻居家个女孩玩累，一看感到饿了就想回家，一时忘了自己是从院墙翻进来，竟直地从从大门口走出。母亲的爷爷看到有人出大门口走出，以为是母亲姐妹，看也不看拿起长旱烟袋杆铜烟锅对准来人后背狠狠地打下去，打得那个邻居家的女孩哇哇大哭。

母亲小时候没读过一天书，整日里不是跟着仆人学习绣花缝补，就是和妹妹或邻居家的女孩子们一起玩耍。后来母亲能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还是在家乡刚刚解放的时候，村里兴办妇女识字班认识的。当时已经二十岁的母亲在在妇女识字班学习了几个月，总算能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简单的汉字。这为后来母亲参加工作，甚至还当上五七连的副连长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母亲家里有上百亩的土地，不说一年能打下多少粮食和棉花，当年的徐李庄河网密布，每年打下是鲜鱼吃不完卖不完，卖不完的就晒成鱼干，母亲小时候天天吃鱼，晒满了房子的屋顶和院子里面空地上。听母亲说之后后来母亲闻到鱼的腥臭味，就恶心。要不是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母亲说也是这一辈子母亲也许都不会再吃鱼了。

据母亲和我们讲，我们姥爷在世的时候，家里院子里上有很多枣树，有的就长在东墙根边，上了墙头，就可以摘到枣了。枣树有碗口粗，树有一房多高，树的脑瓜特别大，每年都结很多枣。每当枣子成熟的季节，母亲和她的妹妹就拿长杆子大树上的枣子，由于，枣树，有些枣子没人去打，自己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吃也吃不完，也是陶罐把枣子放入坛中再加入白酒做成醉枣。

每年秋天枣快熟的时候，枣被阳光晒的那面特别红，不被晒的那面碧绿。母亲说：“枣会转，跟着太阳走。”后来我们在攀枝花也种了枣树，为了验证母亲说的这个事情，我早晨起来看枣红的那面就朝着太阳，到了晚上，枣红的那面还冲着太阳。母亲说的枣跟着太阳转是真的。 母亲说枣熟的时候，不用摘，用竹竿打。母亲在树下的地上铺一块席子，她们用竹竿一打，枣就掉下来了。打下来的枣，不用洗，用手搓挫，或在衣服上擦擦吃最好。母亲说，水一洗就不好吃了。把枣在衣服上擦擦，放在嘴里一咬，真是又甜又脆。那股甜味跟任何水果都不一样。

直到后来我们到了大西南，母亲还未我们做过醉枣，在我们院子里中了两颗枣树，母亲把又大又红的枣挑了一笸了，她在碗里倒了酒，找来一个坛子，她用筷子夹着枣在酒碗里一沾，然后放进坛子。她沾一个放一个。我问母亲：“把枣放进坛子里，再把酒倒在里面不行吗？”母亲说：“那不行，必须把枣都沾上酒，酒多了不行，枣会烂的；酒少了，枣醉不了”。 母亲把枣沾上酒，放进了坛子里，酒没剩下，坛子里的枣正好满了。母亲用塞子把坛子口堵上，在上面又用泥封上，就把坛子放在阴凉的地方。我问母亲：“啥时候可以吃”。母亲说，等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从母亲做醉枣那天起，我就盼着快快过年好吃醉枣。一天一天过得真慢哪！但总算盼到了过年。三十那天还不给吃，非得到了初一早晨有人来拜年了才给吃。 初一吃了起五更的饺子，母亲从床下出坛子，打掉坛口的泥，用锥子启开木头塞，一股醉枣的味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 母亲用筷子夹出一大碗，给我也夹出一小碗，然后把坛子又盖上塞，又放到了床下了。我用手捏着枣，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一股浓浓的酒香带着淡淡的枣味和甜味，迅速沁入心脾，醉枣的肉已经不脆了，但肉质比脆的时候更好吃，更有口感。母亲给我的那一小碗醉枣也就是二十几个，不一会我就吃没了。可我还想吃，就把目光盯在了那一大碗上了。 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很少有人吃碗里的醉枣，吃的也就是象征性的吃一个尝尝。剩下的那些醉枣，母亲叫我全吃了。有一种钻进肺腑的感觉。醉枣味道让人难以忘怀。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尽管过去很多年以后，母亲依然清晰的记得，每当讲起这些，母亲就沉静在过去往日的幸福之中。

后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攀枝花的水果更是一年四季不断，有新鲜的水果吃，谁还去吃那个醉枣。母亲自然也就不再给我们做醉枣了。想一想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吃到母亲做的醉枣了。现在母亲去世的十多年里，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母亲做醉枣的情景，每次想起母亲，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味出醉枣的甜味和眼泪流到嘴里的苦涩味道。

闹日本

1937年日本鬼子打入了母亲的家乡，那个时候，我们家乡人把日本鬼子闯入村子的事情，叫闹日本。

早在母亲没结婚的时候，就经历了闹日本的事情，日本鬼子飞机飞的很低，从地面上都可以看到飞机上的日本鬼子。母亲说第一次听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母亲很小，当时只要八岁。一天，流河庄那边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母亲说那枪声就像爆豆样个响个不停。后来从那面逃难的人说哪个庄子被日本鬼子杀死了100多名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村子自然是一片恐慌。村里的人扶老携幼纷纷逃离村庄。我姥爷家当时还算富裕。套了两辆大车装上值钱东西和一家老小随着大批逃难人群向着南边逃去。车上有姥爷的父亲，姥姥，母亲，还有我的二姨（二姨比母亲小两岁，当时只有六岁。）姥爷他们在外面一躲就是好几天。当听到别人说，日本鬼子已经离开村子，他们才敢回去。逃难期间，当时姥姥正值生病，一路颠簸和惊吓，加上又没有及时的医治和很好的休养，姥姥本来虚弱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经过这么一折腾，使得病情更加严重，回到家里没两天，姥姥就去世了。

日本鬼子来到华北以后，时常到母亲居住的哪个村子来骚扰村民，有时候，村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日本鬼子就进村了。好在我们姥爷有间壁墙，得知日本鬼子来，赶紧让女孩们躲到夹壁墙里面去。到，躲在夹壁墙也不安全了。后来有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在来村子的时候就用尺子丈量房屋里外宽度，一看尺寸对不上，他们就扒墙。有一次，有一家的妇女就被日本鬼子从夹壁墙给搜出来了。被日本鬼子给祸害了。母亲说他们时候没也躲开日本鬼子，就把自己的脸用锅底灰抹黑，这样有时也能侥幸逃过一劫。日本鬼子进了村子自然是抢粮征粮。后来又在母亲哪个村子建立起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替日本鬼子收粮征粮。

从1937年一直到解放的这十多年，母亲生活的地方一直处于战乱期间。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不安定，母亲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自然逃脱不了这个厄运。

姥爷被绑票

母亲童年幸福的生活，随着后来发生的一件大事，被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一生也随之被改变。

听大舅讲我们的姥爷是对人很谦和一位土乡绅。当时姥爷家家里顾有三个长工和一仆人。姥爷对他们都很好，每年收了麦子都让长工把最好的麦子拿回去，到收割棉花的时候，又让长工挑选最好的棉花拿回家去。每年到春节来临的时候姥爷还给长工们十几天的假期，让他们回家过年。所以那两个长工每年都愿意给我们姥爷家干活，他们觉得东家是一个待人和善的好东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人和善的乡绅也难逃命运的厄运。

母亲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秋天的一天，外面北风呼叫，村子的杨树叶被刮得满地都是。那天天色已经很黑了，一早上就出去到县上收钱款的姥爷，还没有回家。母亲和二姨在家里吵着她们的爷爷面前要找爸爸。老姨也在母亲的继母怀中喊着要找爸爸（姥姥去世后，姥爷又娶了一房妻子，这时候母亲的继母已经给我们的生下了老姨）。正当一家人着急万分的时候，土匪派人传来信说，我们姥爷竟然被他们给绑票了，让姥爷家里三天之内送去来一千块大洋取人，同时威胁道不准报官，否者就撕票。一家人摊上这样事情，自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对母亲的爷爷打击很大，十年前自己的一个儿子就已经不幸去世，没想到自己的二儿子，现在又突遭横祸被土匪绑票了，及急火攻心一病不起，而母亲的继母也也不过是三十岁的女儿，哪见过这样的大事，一时也是六神无主。母亲的赶急找人去找来我们的大舅，商议如何是好。那个夜晚一家人都是在哭哭啼啼的声音中度过的，谁也没有睡好觉。

如何营救我姥爷的这些事情，自然都落到大舅的头上。面对土匪提出的赎金，只能大舅去想办法，先将家里金银首饰变卖换成大洋和家里的大洋交给土匪，然而土匪还嫌不够，后来土匪还是不让人，家里卖土地，换成大洋。经过这一来二去，就把家里一百多亩土地都买光了。只留下几亩没人要贫瘠的土地。家里值钱的东西也都变卖了。我们姥爷也没有被赎回来。母亲的爷爷也因此去世。母亲家境一下子天上跌落到地下。这样我们的母亲在解放时候评成分时候反而只评了个中农。否者的话就得评个地主的成分。

母亲结婚

母亲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母亲十四岁的时候便嫁给我的父亲。父亲当时的家境败落了，家里有十几亩薄田维持生计。母亲哪个村子和父亲的村距离不远。对我们父母来说当时那个年龄来说不存在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回事。父母们一生总是在磕磕绊绊度过的，一路走来有怨恨也有亲情，随着儿女们的长大，他们的亲情逐步增加了。

母亲结婚那年是1943年，日本鬼子侵占华北已经有五六年，连年的战火，使当地的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生活在战火之中人们对时时听到的枪声，生活在恐怖之中。父亲所在的村庄是河北省青县马厂乡。马厂乡属于战争期间的拉锯地区，日伪军，国民党的军队，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都在那一带住过，时常是今天你占领，明天又是他占领，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忍受战争的苦难。日本鬼子抓丁征粮，更是闹得老百姓鸡犬不宁。

母亲嫁到父亲家之后，自然是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父亲从八岁起就和我的曾祖父一起下地干活了。到父亲十四岁时候，已经跟着曾祖父干了六年庄稼活的父亲，早就从祖父哪里得到了真传，梨耙锄铲，插禾种菜，农家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通。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母亲也不时到地里去同曾祖父和父亲一起劳动。繁重农家活也练就了母亲的一身好体魄。为母亲后来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感到不吃力。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在父母结婚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我们老家快解放的那一年。当时十八岁的母亲的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母亲故事我们那个是个女孩。女婴还在月窠里就得病，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多久女婴就死了。

1947年6月14日终于盼来了青县解放。从此人们终于能够免于战争带来的灾难，享受和平安静的幸福生活。

到天津要饭

人们说幸福的日子人很难记住，而困难的日子，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从1947年母亲的家乡解放，到1958年，母亲的生活过的平静如水。我多次问母亲讲一讲这一段时间事情，母亲总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 倒是后来饿饭的日子，却使母亲记忆犹新。

1958年农村裁掉了每个家的锅台，在我们老家也开始吃起了农村的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时期，我们老家一时也搞得红红火火。大哥进了村小学，大姐被送进了村子里的幼儿园，母亲也参加了集体劳动。

一开始集体食堂是随便吃的，人们吃不了的食物就倒掉了，粮食的浪费也很严重。后来粮食就紧张起来，集体食堂是每人饭食也有了定量的。这可就苦了我的父亲。父亲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身体，母亲说父亲当时一米七五的个头，体重就有一百三四。一家人五个人的口粮，却不够父亲一个吃的。母亲说过当时父亲一次能够吃掉一扁担长的窝头。到了1959年家里实在没有吃的了。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母亲只好领着八岁的大哥牵着五岁的大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二姐来到天津。投奔我们的姑姥姥家。到了天津一看，姑姥姥家吃饭也管不了几天，好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而已。所以说，以其说是投奔姑姥姥家，其实就是到天津去要饭。于是每天早上一起来，母亲就带着大哥大姐抱着二姐，在天津的挨家挨户沿街乞讨。要来存不住食物，母子四人就吃了，能存放食物，就背回姑姥姥家，晾干晒干，等待存放一定数量的时候，就送回老家给父亲吃。一次在火车站五岁的大姐一不小心掉到火车道上，此时一列火车正徐徐向站内开来。火车站上的一名列车员看到这种情况，眼明手快一把将大姐从站台下拉了上来。列车员刚把我大姐拉上来，一列火车就从我大姐掉下的铁路上驶过。真是太险了。接过列车员送过来的孩子，母亲对列车员是千恩万谢。后来，母亲和我们说当时要不是那位列车员手疾眼快，一把将你大姐从火车道下拉起来。恐怕你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每当说起这些，母亲眼睛总是红红的。

去东北谋生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村子里就出现了有饿死人的现象。挨饿日子实在是不好受，一直这下去，无异于等死。在天津要饭的时候，母亲就听到人们说，当时东北正在大量地招招募工人，只要招上工的人马上就发十斤粮食。于是母亲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一想，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我父亲和母亲一商量，在一晚上，背上干粮，带着三个孩子悄悄地离开了我们的老家，连夜赶到了在唐官屯火车站当站长的舅老爷家里。一找到舅老爷，我的父母就将他们想去东北当工人的想法和舅老爷说了。让舅老爷想办法把他们送到东北去。当时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连购买去东北火车票的钱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舅老爷二话没说，当天舅老爷把我父母一家五口人，送上了一趟开往东北的闷罐火车上。

也不知道火车走了多久，终于在一个车站停下来。当时我们父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们认定有招工的地方就行。我父母被火车站的人撵下火车，一打听原来已经来到了辽宁阜新的地界。这时有一位好心人听我父母说是从关里来的，准备到东北招工，就忙对我父母说阜新煤矿正在招工，男女都要，他愿意带我父母去哪里，父母对此自然是千恩万谢。来到招工地点，我父母一起被录用。立马为我父母每人发放了十斤粮食，并安排了临时住处。同时通知我父母第二天到某处报道。当我的父母想再次感谢哪位好心人时候，哪位好心人早已经不知去向。看来，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当时父母都被分到矿山的物资装卸队，就给火车装沙子，水泥和煤炭等物资。装火车是一个重体力活，一般的人还真吃不小，然而父亲八岁就随着曾祖父干农活，早就练就一身的好体力。此时的母亲也早就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古家大小姐了，生活磨砺早已经把母亲变成了一个身强体壮的中年妇女了，早些那年，自从嫁给父亲，就开始参加劳动，自家里种庄稼，也少不了母亲这把手。后来乡里又成立人民公社，参加集体劳动，母亲也是一名好社员。这样的工作自然也难不倒母亲。母亲和男职工一样走在两米多高的跳板上无论是推车挑担，如走平地。一点也不逊色于男职工。母亲说当年她在煤矿装卸队里和男职工领着一样保健豆。

可是开始好景不长，母亲在装卸队还没干上一年，正赶上当时全国工业项目大下马的浪潮，工厂一时需要不了那么多的工人，很多工厂开始减人。母亲也和那些被精简的工人一道被裁减了下来。听母亲说，当时住在我们家傍边的邻居，张叔叔一家就是那次被精简回到老家农村的。万幸的是父亲没有在被精简的队伍中。使我们一家人总算留在了城市里面。

在我父母在阜新工作的时候，老家的人们已经饿得不行，我的父亲的继母在农村饿的待不住了，就来到阜新来找我父亲。我父亲自然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我的奶奶吃。由于我父母刚到阜新，工资也不是很高，也就是基本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住的是临时的板皮房，四处透风，当时正值寒冬。晚上我的父母和三个孩子挤在破棉絮中睡觉。看到这种情况，父亲的继母在住了一些日子就离开了阜新回到老家。

到家属队工作

当时家里毕竟是一大家子人，母亲被裁减下来以后，就只有父亲一个人在上班，家里毕竟有五张口要吃饭，于是父亲便要求去煤矿井下工作。来到阜新矿务局兴隆矿一段当了一名采煤工。虽然父亲到井下工作工作有所提高，但必定是新工人，工作还是高不到哪里去。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结结巴巴。还在当时矿里解决一些家庭的事迹困难，同时也是发挥妇女的作用，在煤矿成立家属队。家属队的工资虽然很不多，但必定能补贴家用，于是母亲就报名参加了阜新矿务局兴隆煤矿的家属队。

母亲是一个不惜力的人，干什么活都是抢着干，从不叫苦叫累，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就被上级领导任命为家属队的副队长（后来家属队改为“五.七”连，母亲就成了“五.七”连的副连长。）

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记忆力很好。在一年时间里，母亲就对家属队一百多号人谁是谁，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母亲在点名的时候，很多名字中一些字是不认识的，但由于母亲平时对这些人就熟悉，连猜带蒙，母亲也就能够把大家的名字点下去。

母亲对家属队的姐妹，十分关心，我记得在家属队有一个叫杨姨的，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家里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十分困难。母亲有时间都要她家里看望她，帮助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当时我们家情况也不宽裕。母亲却不时地接济她们家。我还记得我跟随母亲来过杨姨家，母亲帮助杨姨忙上忙下。当我们离开东北到大西南来的时候，杨姨抱着母亲抱头痛哭，十分不舍母亲的离开。

作为副连长，自然就是领着大家干活的人，所以在劳动中，哪里活重，哪里危险，母亲总是抢在前面。

当时日子虽然很清苦，而母亲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乐观和希望。常常对我们说生活会好起来的，只要我们到了四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的台词：“面包会有，一切都会有的”使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而事实确实像母亲说的那样，我们到四川以后，我们的生活马上就真的好了起来。

参加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一部气吞山河、波澜壮阔的史诗。所谓三线建设，是针对我国地理区域而言的。一线地区主要包括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二线地区泛指中部地区；三线地区分为两大片：一是云、贵、川三省以及湘西、鄂西地区，二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以及豫西、晋西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而我国的很多国防工业、工矿企业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制约了国家建设和发展。

1964年，三线建设拉开序幕。其方针是“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人们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们，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从四面八方会集三线。据统计，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建设者（不含家属），就多达400万人。1964年至1978年，在三线建设中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成10条8000公里的铁路干线。成千上万的企业和工厂，陆续在西南、西北的深山当中建成。与此同时，涌现出各种特色新兴城市，如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铜城和银城白银等。可以这么讲，三线建设举全国之力，这种力度和速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总体上讲，三线建设的实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防能力、改善国民经济布局、推进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五十年。

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力量办了很多大事，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无与伦比的优势。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在西北、西南广大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5年父亲所在阜新矿务局兴隆煤矿一段全体职工被调往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由于当时遵循的“先生产后生活”建设方针，只能是建设职工先过去，家属还留在原单位。从此母亲带着我们留在辽宁阜新。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还要上班，那艰难的程度不是现在年轻人所想象的。总算熬到了1971年年底，我们终于等到可以迁家到渡口的通知。母亲自然高兴的不得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

到了渡口母亲依然闲不住，在家里呆 了不几天就在“五.七”连报了名。当时大姐刚初中毕业，不想继续读书，也想上班，就和母亲一起报了名。当时“五.七”连还不能解决太多的家属上班的问题，要求一个家庭只能一个人到“五.七”连。母亲只好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大姐。

在攀枝花的日子里

我们刚来攀枝花的时候，当时攀枝花还不叫攀枝花，而是叫渡口市。当时父亲所在的单位名称叫渡口市4-16。也就是渡口市煤炭指挥部太平煤矿。当时煤炭系统叫4号信箱，太平煤矿就是附16号。当时我们去现在的煤炭集团公司，人们就会问：“你去指挥部吗？”，这些名字早已经淹没于历史的烟尘中，只有那些年纪大的人还记得这些名字。

刚来渡口的时候，吃菜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的菜店蔬菜品种很少。最常见么过于土豆了，叶儿菜很少。母亲看到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想着要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父亲知道母亲的想法之后，就给老家的弟弟写信，让他邮寄些蔬菜种子过来。于是母亲除了我们一大家做好一日三餐，还把门前屋后的土地利用起来，此时母亲又恢复自己原来农民的身份。把那些土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有三月瓜，瓠瓜，黄瓜，小白菜，豆角，后来还种上了牛皮菜。有些北方的蔬菜，在攀枝花母亲种过几次都没有成活。记得那年我们家种了菜瓜，到菜瓜成熟的季节，我们家里收获了整整一大筐的菜瓜，大家吃起来特别地开心。母亲也露出喜悦的笑容。

看到取得的成果，母亲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为了当一家人吃上更多的农产品。母亲还嫌房前屋后的土地不够，还到附近的山上开荒，种上玉米。花生和红薯。当年我们就吃上母亲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在父母的带动下，我们也参加了这场劳动。记得那几年我们家收获的花生、红薯和玉米自己家吃都不完，还送给了邻居和朋友、亲戚家。

当时吃肉是要肉票的，一人每个月半斤肉，尽管这样，有的家里还吃不起肉。当然很多家是不够吃。那红烧肉，炒肉一般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我们家是一个星期吃一次肉饺子。饺子里的肉很少，菜很多，但毕竟是吃肉了。每到星期天大家都很盼望着。看到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想着总想让能够多吃点肉。于是向那些舍不得吃肉邻居要点肉票。最好母亲决定自己养猪。一次母亲和大哥徒步十多公里到同德街上去买猪崽。那天母亲和大哥一早上就去了，晚上才回到家。从同德镇背回来了两只小猪。看到两只乖巧的小猪一家人很是高兴。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终于吃上母亲养的猪肉。母亲不仅养起猪，还养过鸡鸭鹅，甚至还养过两只羊。

那两只羊是通过在一采区当区长的三舅从当地老乡那里买来的。那两只山羊正好是一公一母。买来的时候，母山羊当时已经怀上小羊羔了。没过多久母山羊就产下了两只十分可爱的小羊羔。看到活蹦乱跳的小羊羔，我们也十分喜欢那两只小羊羔。一放学回来，或者星期天我们都要牵着山羊到山上去吃草。特别是那两只小羊羔，很是惹人喜爱。当我们用拳头顶小羊羔的头，小羊羔便会站稳四肢用它的头顶我们的拳头，样子十分逗乐。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又吃到了羊肉。母亲还不忘给邻居家送点。让他们也品尝到新鲜羊肉的美味。

母亲的经典语录

母亲没有多高的文化，却能把她学习到那些俗话谚语用到恰如其分。直到现在母亲说过一些俗话谚语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在东北岁月，我认为是我们家遇到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日子虽累虽苦，可母亲的依然是十分乐观。我觉得常和我们说：“老天饿不死无眼的家雀。”使我们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在我们工作上遇到困难畏缩不前的时候。母亲就会和我们说：“世上没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我们工作没成绩的时候，母亲就会和我们说：“动锯就会有锯末。”

还有母亲常常和我们讲那句：“不吃馒头争口气”。这句话，母亲还用在教育他的孙子上，他的孙子受母亲的教育影响最终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直到现在母亲的外孙女在发朋友圈，抖音发表段子时候，常常写下这样的话语：“小时候我姥姥常说。。。。。。”

看见母亲在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下一代有多么大的影响。

在处理邻里之间关系的时候，母亲总或说“远亲不如近邻”。让我们把邻里关系处理好。看到邻居家有困难，母亲总是愿意去帮忙。

后来我们家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可是母亲依旧保持着勤劳、节俭、孝顺的品性。这是她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这一笔财富。母亲用言传身教培育了我们做人的品质。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悉心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母亲呕心沥血，一直默默地为家庭付出。我家没有成文的家风家训，但是母亲的为人处世和朴实的言语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如今我也退休，进入了老年队伍。回顾自己的读书、工作的几十年我对自己所走过的路无怨无悔。是母亲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标杆，一切以人为善，一切多为他人着想。

母亲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不仅是生命的延续，也是灵魂的继承，她孕育了孩子绚丽多彩的未来。母亲的形象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尤其是在孩子的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母亲是孩子出生的第一个情感的传递者。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的较量就是母亲的较量。”还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德国著名教育家福禄培尔也曾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由此可见，母亲意义之伟大，母亲教育之伟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母亲的素质决定着人类和民族的未来。因为几乎所有的人所受到的早期教育都来自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教育是“根”的教育，是“源”的教育。

母亲的爱，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母亲的教育，决定孩子一生的成就。作为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母亲智慧的形象将点亮孩子生命的辉煌。

对母亲过去的故事，我零零碎碎写了这些，虽然写得不好但却是我对母亲的回忆和纪念。而最后所说这些话，是我最想要说的。我的母亲很平凡，她像千百万个普通中国母亲一样，但在我心中我的母亲却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