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帕

            手帕

 如果我和你说，我年逾九十的奶奶，最近迷上了韩剧，你会不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就连一向嫌她唠叨的大姑也说，最近姆妈太沉迷电视剧了，话都不多了呀！

 就着这黄梅小雨的湿润，我泡了杯豆奶给奶奶——她一向不喜欢喝牛奶，嫌牛奶腥。抿了口豆奶，奶奶招呼我坐下：“小燕呐，你看这小伙子苦啊，真可怜相啊！找不到家人被人家收养，蛮好呀，谈了个小姑娘也不错，可是那丈母娘是他的仇人呐！你坐下来看看。”我应承着坐下，说的似乎是关于记者的故事。我不明白，不太识字的奶奶是如何看得懂这些纷杂的剧情的，然而世间之事，莫过于男女之情，长幼之情，朋友之情，想来她那么大年纪了，一个人，无需语言，一个眼神，她就能看懂他的心了吧？

 奶奶拿起小曾孙女送她的小公主手帕，时不时在地在眼角抹一下——她说是从前月子里被风吹了落下的毛病。我默然。

 我一向觉得，音译的“罗曼蒂克”这个词语，应该是专属于奶奶那一辈的。父母那一辈人，亲戚朋友介绍个满腔的热血的对象，革命的友谊，革命的爱，婚姻就成了。我们这一代，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一言不合就爱了，一言不合就分了，未免太过奔放，太过草率。而奶奶那一辈人，男子们依旧带着些许残留的封建思想，行动上，行头上却已是新派的了，短发，长衫；或是披肩长发，西装，留过洋的，或是在各大场合跑惯了的，遇见了女士，还会摘下帽子，略一屈膝，轻轻扶起女士的手。

 我想，也许奶奶就是被这样的“罗曼蒂克”迷住的。透过她手里的蓝布小格子手帕，我能听见曾祖父的声音了：结了婚，你可以一起去上海，哪怕我们有地，我也是盼着外孙外孙女们能去国外留洋的，你要知道，我们家仅有这么多的地——也对，村里的伯伯们说，后来十年里，曾祖父被评为“小富农”，他们说，就那么点地，只能算“富农”。

 我想，也许爷爷是被奶奶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打动的，在上海滩见惯了长旗袍，长卷发，涂口红的顾盼生姿，妖冶可人的女人们，乍然见到穿着蓝印花布小袄，灰色布鞋，剪着学生式短发的奶奶，他是心动的。——也许他从来都是这么想，那边的女人们，不过逢场作戏，假如能娶到一位富家千金，最好。然而富家千金们都是看着政客们的公子哥的，有谁会看上这位乡下来的卖布的小老板？奶奶这种老家的少女，是最适合他的——丈人有地，嫁妆会丰厚一些，奶奶在私塾粗略的学过一些东西，今后可以替他算一些简单的帐。

 我一直觉得我对于什么都寡然不喜应该是受了奶奶的遗传，自小，人家孩子挖蚯蚓钓鱼钓龙虾，爬树抓知了捉鸟蛋，我也会，可是我没兴趣干这些事儿，感伤的时候想着，龙虾啊鱼啊知了啊小鸟啊，也是生命，我们凭什么去左右他们的生命？然而真正吃起来，又顾不得想那么多了，吃过以后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所谓偶像，那时候歌星出现一大堆，可是我并没有真正迷上哪个歌星，直到中学里听了周杰伦的《止战之殇》，《外婆》，我深受感动，那种对于战争的无可奈何，那种外婆年纪大了后需要的爱，让我热泪盈眶。我想从前的奶奶或许也是如此，战争发生的时候，她还是个懵懂的少妇，她该如何独自一人面对这样的战火？

 婚后奶奶去了上海约莫有七八个月吧，无从考证，我只是猜的，因为婚后不到一年，她就带着四五个身孕回乡下——上海那边的布店里忙，布店虽小，生意不少，就请了个学徒工，她这个老板娘可以安心回乡待产了。

 从前的乡下，不像如今这样的人挤人，隔了百来米有一户人家，再隔了一两百米，又一户人家，这其中的地，都是各家各户的，另有宽广的田地在别的地方，顺着麦田里的田埂往前走，左侧，零星的散着一两户人家，右侧，孤零零的散着两三户人家。我不知道那时候奶奶是怎么度过那么长那么长的岁月的，那样孤独的，看着远方，看着看着，也许就老花眼了；看着看着，渐渐的，就看不出了......

 孩子生下来有八九个月了，然而看了多少次远方，等了多少次口信，上海那边的布店老板还没来接她们母女俩。

 我记得奶奶说过，爷爷是有好几个兄弟姊妹的，然而因奶奶生了女孩的缘故，都不大愿意跟她往来，甚至连曾祖父曾祖母都被他们哄的不去看望她——喝！那时候重男轻女到这地步！

 爹爹说过，他小时候的房屋就两间，一间堂屋，堂屋里有一架老灶，还有吃饭的一个八仙桌，有时候阴雨天气，西侧里屋暗暗的，奶奶就会把藤椅搬出来，放在堂屋做针线活，里屋就是一张床，小小的。屋后是一片竹林，约有五六十米长，三四十米宽，周边一圈也都是树，走进去会觉得阴森森的。竹林虽小，里头却是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的，地面上怡然地扭着身子，吐着信子的蛇，空中叫着“比谷谷”的鸟儿，还有奶奶养着的十几只鸡，五六只鸭和三五只鹅。我的大姑在我小时候经常跟我说起她在屋后的竹林里用手抓着两根竹子，翻筋斗的事，我一直以为她是吹牛的，直到是我上了小学，学校里比赛爬竹竿，看谁先拿到竹竿顶的大红花，我竟然打败了所有同年级的孩子，夺得了大红花，我才怀疑，也许这种能力，是我们家族与生俱来的。

许是刚开始的炮声着实吓到了曾祖父他们，他们连夜赶到奶奶的堂屋，要求她和他们先一起住一阵子，然而奶奶那个倔脾气，也许她觉得这是个过于偏远的小村子，日本人不会打到这里来；也许她还在为他们疏远她的事情而生气；也许她仅仅只是想呆在这里，等候她上海的丈夫坐着轮渡归来——话说回来，爷爷在自己家找不到娘子，总会想到去曾祖父那边找吧？然而无论如何，奶奶要呆在自己家里。

 正是黄梅天，我能看到奶奶趴在家里潮湿的地面上，透过猫洞向外看，只见到无数双穿着雨靴式的高筒靴，迈着整齐的步伐，一会儿就不见了，就像梦一样。她忽然想起从前少女时，也是这样躺在床上，透过天窗看天空，一颗一颗流星一闪而过，像梦一样。

  这只是战争开始。这只是战争的开始！有时候远处会有枪声和炮声，奶奶后悔了，也许该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然而远在上海的丈夫，他什么时候能赶回来呢？如果那时候有微信，有视频，奶奶会不会感到绝望？她不知道，她从来都不知道，长江那边，十里洋场，他在舞女们的欢笑声中醉酒；长江这边，麦田尽荒，她在孩子们的啼哭声中泪流。

 也许那个人是躲在竹林深处鸭圈旁的厕所里，来追寻的日本人有三两个，尖刀也是带着的，她听见日本兵们踩在干枯发黄的竹叶上的悉悉索索的声音，几里哇啦的对话声，他们走过去，又折回来，往返多次，许久，脚步声渐渐远了，她抱着孩子，躲在屋里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是谨慎的。

 半夜，秋风吹的竹叶沙沙响，奶奶哄睡了孩子，蹑手蹑脚的走向竹林深处。——在这里生活了多年，每一根竹子的摇曳，每一片竹叶的落下，及至干枯发黄，她都看见了。

 他倚在那座老式的灶台旁，左边的小腿上有血，一块肉翻了出来，她手足无措，他笑了笑：“伐要紧的。”他拿着她缝衣的绣花针，一针一针的把伤口缝起来，她看着他皱着眉，咬着唇，满头大汗却不吭一声。孩子在里屋睡着了，她觉得站着尴尬，不站也尴尬。为他泡了碗红糖水，她一声不吭地把碗推到他面前。他端起碗，咕哝着说了声“谢谢”，叫她“大姐”，显得她年老；叫她“妹子”，未免也轻佻了些。于是他低着头，吹了下碗里扑腾而出的热气，又说了声“谢谢”。两三口喝完了水，他想和她谈谈打日本鬼子的事——他曾经伪装成卖茶商人，去县里送了一份重要文件，就在日本兵的眼皮子底；他也曾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踪，伏卧在雷雨下的茅厕里大半天——他没上过战场，可是他有一份爱国的赤子之心！满腹的话，他不知道从何说起，憋了许久，他只说了句：“我去屋外睡。”她觉得过意不去了，让一个这样爱国的伤员去外面睡，外头那么冷，她说：“要不，你睡在灶口吧。”灶口暖烘烘的，晚上毕竟会凉。她拿了条薄被和她的手帕，未说一句话，轻轻地放在他身旁。

 有时候我惊异于包括奶奶在内的许多老年人的节约：一粒米，掉在桌边，他们必定是要把它捡起来吃掉的。放眼望去，如今有多少孩子能这样？从前夏天乘凉的时候，奶奶会抱着我讲“挑灯草星，挑石头星”的故事，或者是自然灾害时期，他们吃草，吃树皮的事——“短短几十年，现在的人，竟然那么多都不宝贝小麦啊，稻啊！我们那时候饭都吃不到，现在的人啊，才几十年，就这般浪费！”奶奶总是说。

  我经常会在看了那个年代的电视剧后泪眼朦胧，后悔于自己的浪费粮食之举；可怜于他们的忍饥挨饿现象。泪眼朦胧中，我也许能看见奶奶带着小姑走在长长的河边，一两只鸟儿发出微弱的“比谷谷”的叫声，往南飞去，“这是不是屋后头竹林里的鸟儿？”奶奶抬起头。爷爷已许久没有从长江那边托人送口粮过来了——也许送了，被人克扣了呢？她想。生了孩子，却养不活她，生了有什么用？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可以自食其力了，这丫头那么小，我就陪着她一起吧。大河水涛涛，奶奶转过身，瞧见他远远地飞奔而来，干枯的土地被他蹬得尘土飞扬。“你走了，你的孩子怎么办？既然生了他们，就要对他们负责任！”他吼。她想，听说他做了文化部里的干部，应该说话文绉绉的呀，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呢？她又茫然，不懂什么叫责任，爷爷每次从长江那边匆匆而来，给她留下三个孩子，却不陪他们长大。如今，这些孩子的生命依她而来，她却不能负责任的让他们长大——吃的什么都没有了，怎么负责任？他看着她的愁容，想挽住她的肩，不让她再往下一步，手抬起，又放下，顿了顿说道：“我们好不容易来这世上一趟的，下辈子，如果有下辈子的话，不知道是做了一只猫还是一片树叶了。既然孩子来这世上了，你不能让她懵懂的跟你走。你走，可以，孩子交给我，我帮你送到上海去。”奶奶站住了，孩子在后娘手底下的生活，她不敢想。抹干了泪，她拉着孩子，抽噎着接过了他手里的一小袋米，低头道：“谢谢。”“村子里，我不去了，免得人家闲话。”他说，“下个星期，我托人再送些过来。”

  我总以为国人对文字方面总是有着很深的研究的，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村妇老妪，譬如生了个女儿想再生个儿子，丫头就叫“招弟”；譬如从前国运不好，换个年号。我的奶奶也是这无数国人中的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她的骨子里生根发芽。小姑滚烫的身子被她擦了一遍又一遍，每擦一遍她就嘟囔一句：“菩萨保佑啊，小囡天亮就好呀。祖宗保佑啊，小囡天亮就好呀。”奶奶手心里捧着的小囡，在她虔诚地念叨了几十几百次以后，天亮时分终于退了烧，睁开眼，轻声说：“姆妈，我想喝粥。”奶奶喜极而泣。这是六九年的冬天，爷爷因为是个小生意人，被打成了“投机倒把分子”。小姑不发热了，奶奶唤大姑看好小妹妹，她出去一趟。两条金项链，三对耳环，两个玉镯被她用小手帕包起来，她带着这些东西，拎起一个装着十来个袁大头的小篮子，把鸡蛋和馒头仔仔细细地铺在上面，到她的远房嫂嫂家里去，嫂嫂家是贫农，世代贫农，红卫兵们都很敬畏她嫂嫂。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文化部里工作的他都被下乡了，她觉得生无指望。然而忍着忍着，就那么过了，听说他官复原位，她忽然心里松了口气，也许是七八年冬，也许是七九年春，她带着小女儿去嫂嫂家要从前存放的东西，嫂嫂叉着腰站在门口，嗤笑道：“你去我家里搜搜，这种东西，能藏的到现在？”—— 直至如今，奶奶有时候还会拉着我的手说：“那时候的手帕做工好，厚实，我自己织得布呢！”是啊，小时候贪玩，常拿着那种蓝布的手帕做小老鼠玩，可是现在，一条都找不着了。

 爷爷年纪大了，他终于关了上海的店，回乡下，陪她，陪孩子们一起长大。她忽然笑了，有些东西，不过身外之物而已。

 有时候会有明信片从远方寄来，寄方的地址却写得不甚清楚。奶奶往往带着老花眼镜，和爷爷一起在阳光下翻来覆去地看。

 很多时候，我对奶奶这一辈人，是心存敬畏之心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

 她于他，是恩人。他于她，是神圣的革命伟人——即使走过十年，也是如此。（听说他在乡下做农活，因为腿有伤，手脚不利索，被某个小娃娃当头浇了一桶粪。奶奶曾想去看看他，却因孩子们离不了她的关系，最终还是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