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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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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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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焰火

那天中午,他坐在办公室沉浸在品尝新到的毛尖茶的喜悦时,三姨从乡下老家打电话来知会他的母亲:“俺妈又病了,很严重,可能快不行了。”晚上下班回到家,母亲告诉他:“你姥病重,我要回去看她。”但她并没有着急动身的意思,说再等等。直到次日中午三姨再次打电话过来,母亲才让他给她和父亲买回去的车票。

他给父母买了两张高铁票,那是他们第一次坐高铁。父母刚来北京营生时,京广高铁还没有开通,从老家到北京一千多公里,普快列车是他们出行的首选。老家县城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他们就坐班车到临近的潢川县,从那里坐一辆编号为K1454的列车。这趟车从江西赣州始发,到潢川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途径阜阳、亳州、商丘南、菏泽、聊城、清河城、衡水、肃宁、任丘,霸州之后,在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到达北京西站。他的父母从来都是买硬座。没有座位的时候,就买站票,站在过道里、连接处,抑或洗手间、茶炉旁,一站就是十二个多小时,等到夜深人静车厢睡熟的时候,才能挤出一块地方坐下来歇一歇、缓一缓。虽说村子附近的县道上有直接到北京的大巴,但价格是火车的三到五倍,他们舍不得。加上母亲晕车,宁愿多花一些换乘时间,以此节省一点生活的开销。父母经历过的这些,他也都经历过。

二〇一八年他大学毕业后,漫无目的地也来北京找工作,和父母住一起。那时候的他有点儿自负,想当然地以为凭借自身学识和能力就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投出去了几十份简历,收到回应的却只有几家。一家图书机构联系到他,面试的男人给他开一个月三千八百五的工资,临走时让他第二天拿着证件来报到,还特意嘱咐:“明天能来吗?别不来啊。”他说能。回到家,他跟母亲说。母亲听了,低头择着菜,半晌没有说话,好像眼里只有菜。他问母亲:“你也觉得少是吗?”母亲缓缓地说:“少啊。”接着没再说话。她把撇断的菜杆子扔到面前的塑料篓子里,发出叽里咕噜沉闷的声音,似一连串的话语砸在他的心上——上了大学也就是这样,还没有我干保洁挣的多。次日,他没再去那家机构报到。当然也没有人联系他。

九月份,他去了一家小公司,在那里做文字编辑。领导和同事都很和善,对他分外照顾。那天中午他正上着班,母亲打来电话跟他说姥姥的情况,只是说人病重,没有说快不行了,让他抓紧给她和父亲买车票回去。一种油然而生的沉重感像大水漫灌那样把他围了起来,愣过半晌,他才打开手机订购两张高铁票。一是他想让他们早点回去看姥姥,二是他觉得自己现在能够挣一点钱,给他们带来一些享受也无可厚非。车子是下午两点半出发,四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市区,速度是普通列车的三倍。到那里后,他们还需要坐两三个小时通往县城的班车,从县城再打车到姥姥家。

他没有觉得姥姥会走。从母亲的口吻里,只是觉得像往常一样病了,只是这次更加严重一些。

姥姥有基础病,上了八十岁后,偶尔会在睡熟时,通常是半夜或者临晨,浑身抽搐不能自控,咬住自己的舌头,力道之狠,足以被咬破从嘴角渗出鲜血。大舅是瞎子,打小就看不见,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他听到姥姥屋里的异响,就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又犯病了,起床去找住在附近的三妹,也就是他的三姨,让她打一二〇急救,送往县城的人民医院。大舅发现得早还好,姥姥的舌头不会被咬得太厉害,如果睡得死一点,发现晚了,姥姥就得多受一些罪。有一回姥姥发病,大舅发现得晚,姥姥痛苦地从床上翻下来掉到地上才惊醒大舅,床上地上都是鲜血。这是姥姥病得最严重的一次,舌头被咬得溃烂,好几个星期不能咀嚼,只能喂一些流食。

姥姥发病没有规律,少则半年冇一次,多则数周、个把月就一次,也有好几天连续发病的,弄得大舅经常是晚上不敢睡太死。母亲也被姥姥折腾得够呛,每次犯病都要坐车回去看她、照顾她。次数多了,她感到烦躁:“为什么这样折磨人,死也不死,活又活得不安生。”大姨和三姨听了都睁大眼睛瞪她。三姨攘攘母亲:“可别这样说,等到俺们老了的时候,谁又知道会得啥病呢。”医院没有给出具体的病因,只说是血栓、血管硬化之类。姥姥不懂什么血栓,好了以后向串门的讲述自己的病因时,都说是血脂稠、血液粘稠,把血管堵住了。大舅也如是说。

晚上下班回家,两间房里空无一人,父母已经离开,他估算着时间,他们应该正坐在从市区通往县城的班车上。再上班时,他和坐在对面的同事说他有家人病重了,可能最近要请假回老家去。同事说公司最近活动有点多,假可能不太好请,问他是什么亲人。他说是他的姥姥。同事说那应该回去看一下,也是比较亲的人。他没有应答,等待母亲给他回复。

隔天中午,母亲打来电话:“你姥已经过逝,下葬了。”

他感到震惊,拿在耳边的手机似乎突然有了重量,要把他坠到地面。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人突然就走了,还已经下葬了。他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早点他,为什么不让他回去看姥姥一眼。母亲说:“走了就走了,俺们已经回来了你还回来干啥!”他感到诧异。在母亲看来,回去看姥姥似乎变成了一种程序,一种过场的流程,不管这个人是他们家的谁,只要不缺席葬礼,就算是完成了这套流程。他觉得多少有点可悲,更多的则是遗憾。

母亲挂断,他拨通大舅的电话,向他表达歉意:“没有回去看俺姥,我心里确实过意不去,她把我养这么大,走了都没有回去看一眼,我感觉多少有点对不住她,俺妈没有跟我说俺姥走了,我以为她只是跟以前一样又病了,我要是知道她走了,我肯定回去看她啊。”他几乎是哽咽着说完这些话的。大舅宽慰他:“老奶奶上了年纪,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你也不用太难过,家里都把她安顿好了,你刚工作,在那儿上班不容易,好好工作,你爹妈都回来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

大舅豁达,已经六十好几,活得倒也通透。但他未曾甘心,他只是想回去看姥姥一眼,送她一程。他听到电话那端嘈杂不已,像菜市场的叫卖。他能够想象得到,姥姥家的门口坐满了人,子女、亲戚、朋友、乡邻……一个男人接过电话,声音清晰洪亮,顿感十足,男人说喂。他嗯了一声。男人说我是你的……。至于是什么亲戚他忘记了,毕竟好多年也不曾联系,不曾见面。男人说:“你姥已经叫安顿好了,今天早上出棺的,你刚毕业找到工作,不容易,搁那儿好好工作,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挂念,都安顿好了啊……”

他确定电话里的男人喝了酒,似乎脸色通红,坐在凳子上,跷着二郎腿,手舞足蹈地向他说这番话。他也从电话里听到了父亲和一些女人谈笑的声音,很轻松,好像姥姥的葬礼没有发生,姥姥的死已经远去。他又一阵诧异,不禁猜想,是大家对生死已经看淡,还是自己对死亡过于凝视呢?

晚上躺到床上,他的思绪被拉到了那个遥远无名的小村庄,拉到了那间没有任何特色的砖瓦房里。他回想着有关姥姥的一切,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那些画面像幻灯片一样一帧一帧地闪过他的脑海。

他看见了姥姥带他赶集的画面。逢集那天,姥姥会早起,一如既往地逮鸡,把鸡从鸡罩眼里一个一个地掏出来,放到屋子西边的鸡圈里。鸡逮完后,把鸡罩拿到门前的空地上晒一晒。姥姥上了年纪,拿鸡罩的样子让他感觉滑稽。她把鸡罩别在腰上,像保护自己心爱的玩具,大腿微微抬起,努力托着,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去。铺在鸡罩下面的垫子上落满了鸡屎,她挨个抖搂一下四个角,把鸡屎往中心掂了掂,抓起垫子,拎着倒在粪堆上。垫子是姥姥自己缝制的,两个完整的化肥口袋剪开,拼凑缝到一起,四四方方的,正好是一个鸡罩直径的大小。被鸡挠开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些补丁,黑色的布,白色的线,和口袋缝合在一起,像生命的禁区,神秘、幽深,让人畏惧。

她开始扫地,眼神不好,扫帚只是在屋地里有规律地划拉,从里到外,从四周到中心。堂灰四起,像刚打完仗的战场,闻得见的呛鼻气味跟听得见的骂人话没什么区别。扫在一起的垃圾,姥姥用一把快要磨平了的木掀将它们撮起,粪堆依旧是它们的归宿。姥姥把扫帚和木锨放在门后,便会去翻那本挂在东屋墙上的日历,日历是年末的时候在集上买的,她会打扑克,认得数字,但不怎么看阳历,数着阴历过日子。她趴在墙上,端详着日历,一页一页地翻着,嘴里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清明、什么时候谷雨、什么时候入伏、什么时候交九,她都算在心里。日历一天天地翻着,她也一天天地老着。

姥姥打扫屋子时,大舅在厨房忙碌,准备他们的早饭。他要早起上学,骑自行车,到三四公里以外的村镇上去,那里有市集,姥姥赶集也是在那里,她吃完了饭就会出发,比他先走一步。他骑自行车能在路上遇见姥姥,看见她提着空空的提篮,身体左右摇摆,像企鹅。放学时,有时也能遇见,姥姥的提篮里装满了菜,他看见了会主动要驮着。姥姥把重的东西匀一些给他,放在车篓里;不重的就自己拎着。

秋天,姥姥要卖稻,大舅把几口袋粮食扛上架车,让他拉着去集市上卖。卖完后再跟着姥姥赶集,他说想要一副手套,在两种类型的手套面前犹豫。一种是包裹住手指的;一种是开放的,半截手指露在外面。全指的暖和,但写字不方便,半截的便于书写,但会冻手。他思虑良久,还是选择了半截的,想在冬天写字时一直戴着,即使冷一些也没关系。他帮姥姥卖稻,姥姥奖励他带他去超市,说想吃什么就自己拿。他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也怕拿了太贵的东西姥姥不给他买,只在面前的货架上拿了一包虾条和薯片。回去时,架车上没有重物,他觉得轻松,把薯片挂在车把上,边走边吃,到家的时候,刚好见底。

有人骑车到村里兜售小吃,姥姥会买一些,通常都是馓子、麻花之类。麻花放在柜子里,他晚上放学回来饿了吃。他喜欢吃麻花,喜欢在嘴里咀嚼时嘎嘣脆的声音,喜欢它们被唾液裹挟后化开成糊状的感觉。但他不敢多吃,一次只吃一块,最多两块。姥姥当然也会买其他的什么东西,不过买来不会给他看见,她会在晚上入睡前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偷吃”。

他是在姥姥不在房间的时候偷偷溜进去发现的。东西被放在一个大木箱里,有时上锁有时不上。箱上散落着一些杂物,一个竹编的筐最为显眼,看样子年代久远,筐沿有几处破损,像是被老鼠啃咬过。竹筐的颜色不是青绿,而是灰黑,竹篾的缝隙中挤满了灰尘,昭示着它的饱经风霜。筐里净是些乱七八糟的什物,护手霜、风油精、针线包、顶针环、破布绳之类。锁箱子的钥匙被杂物覆盖,隐匿在筐底,似乎是姥姥有意为之。他看见箱子上了锁便会在筐里翻出钥匙,打开箱子,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好吃食。如果有,他会把袋子解开,拿出一些,再把袋子系好,用手扒拉两下,企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最后再把钥匙偷偷放回筐里。姥姥即使发现东西少了分量,也不会言语。祖孙俩心照不宣,箱子也慢慢地不再上锁。筐里也有一些糖果,那是姥姥每次去人家聚会或是周日到教堂守礼拜时带回来的。

姥姥有信教的传统,堂屋的正中央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受难图,两边贴着一对楹联,其他地方贴满了教会发的日历,在村子里传言这样做会被象征和教会信仰的虔诚度有关。日历贴得越多,说明守礼拜越勤,越能得到上帝的庇佑,越能使人们消灾去难。日历上的宗教术语每年都会更换,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以马内利”。日历从二〇〇三年一直贴到二〇〇九年,此后,姥姥患病,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每周日便不再去教会守礼拜,自然日历也是终断了的。

姥姥发病后,自己诚惶诚恐,开始的头两年,每次病好后都会请人来家做礼拜,参与的人员多是同村的邻居或是十里八乡信教的教徒,大舅也会参与其中。主持礼拜的是隔壁村一个瘸腿的男人,是个木工,按辈分算该他叫表舅。印象中,他有很多表舅,不是瘸腿就是断臂,还有瞎眼和耳聋。人们在房屋里集会,从里向外依次排开,一直坐到门前的空地上。他们唱赞歌、说祷词,他在里屋安静地听,觉得庄严神圣。他能从表舅的口中听到“亲爱的主”“阿门”之类,像是真的在和上帝对话。那一刻,他觉得那间屋子充满了某种神秘的仪式感,一种说不出来的虔诚与归顺。

很小的时候,他和姥姥去过几次教会。那是一间普通的平房,里面排满了长椅,男女老少到了之后,就开始唱赞歌。他听不懂,觉得无趣,就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等到快中午,温度渐渐升高,他开始不耐烦的时候也差不多就结束了。他会从姥姥那里搜刮到一袋奖赏,里面有糖果和红鸡蛋,糖果有硬糖、酥糖和软糖。他在里面翻找出奶糖,像信徒一样剥开、咀嚼,满足的表情和礼拜的人无异。

父母从老家回到北京,没有和他谈论关于姥姥死亡的任何事情,母亲似乎丝毫没有表现出丧妣之痛的苦楚。一时间,他不知道是电影里演的更真实,还是现实里的生活更纯粹。

姥爷走得早,母亲也从来没有讲过有关他的故事,只提及自己小时候吃不饱饭,会满锅台扒吃的,吃剩饭、吃锅巴,被发现后,会被姥爷拿着树枝条抽打。母亲告诉他,小时候吃稀饭就腊菜是常有的事,如果能吃上一顿菜干饭,就算是过年了。他吃过大舅烧的菜干饭,就是在米饭的水被烧开后加入黄心菜,放盐和猪油,搅拌好后再把米饭蒸熟。他喜欢吃锅巴,就让大舅把火烧得旺一些,米饭粘在锅上,铲出来有米香、菜香和油香。不过他离开姥姥家已经很久了,觉得自己不像是在怀念姥姥,而是在怀念小时候姥姥家的味道。

姥姥会给他讲一些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她十几岁的时候见过解放军。她不懂事,看着行军的队伍密密麻麻地走来,站在家门口,不知所措。她说解放军走得很远时就和她们打招呼:“老乡,你们别怕,俺们是解放军,只是路过这里,不会打扰你们。”

他觉得姥姥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从一穷二白到车水马龙,从战火纷飞到小康复兴。姥姥的生活好了,吃得也好,每天都有荤菜。他每个星期放假从学校回家,姥姥会多准备一些菜,变着花样弄给他吃。姥姥吃得也不少,三姨说她就是大鱼大肉吃得多,吃完就睡,不运动,才导致的血栓。三姨囿于是自己的母亲,不敢当面这样说她,只是会在背后与大舅和旁人絮叨。

大舅不像姥姥那样,每天虽然吃得多,还会喝点,但吃完后干得家务事也多,每天晚上还会到路上遛弯,撑着他那根竹棍,在黄昏里摸索。他看不见,有没有光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夏夜遛弯回来后,大舅喜欢在坐在门前的空地上纳凉,姥姥会在这个时候首先洗澡,她要在天还没有黑透时洗,这样不用开灯,多少可以省一点电。端一盆水,进里屋关上门,擦好身体后就出来。她偶尔穿背心,衣服松松垮垮,前后长短不一,宽肩带变成了条状,胳肢窝下面的空隙已经可以看到腰;偶尔也不穿衣服,坦胸露乳地,端着那盆刚洗过的水走出来泼掉。

他坐在门口乘凉,可以看到姥姥下垂的乳房和小腹的赘肉,没有平坦与光滑,只剩丰腴与饱满。他确信,那是时光打磨的痕迹,是八十载光阴对她的数落,无论赞赏与批驳,她都毫不避讳地接受,在四季轮转中成长、成熟、老去。大舅看不到。他更不敢多看。

等到姥姥睡下,夜深人静时,大舅才会洗澡。他也不开电灯,不是为了省电,大抵是为了省心,不被外人看见,无所顾忌。锅里还有热水时就洗热水,没有就洗凉水。他把脸盆放在地上,脱下内裤,挂在洗脸架边。内裤耷拉着脑袋,毫无生机和韧性,原先的腰带已经失去活力。姥姥买来松紧带,沿着内裤的腰边一针一针地缝上去,屁股处也有几个破洞,像打在墙壁上的弹孔。大舅蹲在地上擦洗,用毛巾蘸水擦拭身子,在无边的黑暗中,他可以尽情地扑腾。盆端走后,地上会留下一圈干晌的圆,印着月光,皎洁如水,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周边被打湿的地慢慢浸润着它、侵蚀着它,屋前的空地上只留下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夜晚,光着膀子,独自纳凉。

姥姥一周年祭时,他要求和母亲回去,母亲觉得他没什么事,也应该回去。那时的他已辞职近一年,即将重返校园。他想继续深造,父母没多说什么,向来是尊重他的意志。

子欲养而亲不在。没有回馈到姥姥的养育之恩始终让他心有愧疚,备受煎熬,没有安生。他觉得再不能亏待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回去时给自己和母亲买了两张卧铺车票。那也是他的母亲第一次坐卧铺。走进安静的车厢,他期待她能说点儿什么,但是没有。母亲看起来很平静,和坐硬座时没什么两样。买的中铺,很快她就脱鞋上去,睡下。列车缓缓驶离北京西站,城市的高楼、车流相继离去。这条京九线,他不知道坐了多少次,往来了多少回。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扛着大包小包挤在过道里艰难行进的人们,没有看见坐在座位上歪头而睡的人们了。在进城与返乡中,改变的不是列车,而是列车上的人们。

他瞥了过道一眼,一个女列车员正在换票。他转头看着车窗外的夜景,回想起小时候坐在硬座车厢里喝过的一杯热牛奶。那是父亲从老家接他到北京过寒假,早上睡醒时,暖阳普照,洒落在华北平原无尽的麦田上。车厢里比他想象得活跃,人们有说有笑,打牌的、接水的、吃面的、嗑瓜子的无所不有。卖早餐的乘务员推车而过,父亲叫住他,问牛奶怎么卖,乘务员说一块钱一杯,父亲要了两杯。乘务员拿出杯子放到台面上,端着一个长嘴不锈钢壶开始往里倒,白花花的漾起浮沫的牛奶流出来,冒着热气,香味飘进他的鼻孔,让刚睡醒的他瞬间清醒起来。他捧起那个纸杯,觉得烫手,随即放下。父亲让他等一会再喝。他看着那个杯子,像个猎人盯着猎物。父亲对他说:“你看火车行驶得多稳,牛奶一点都不会洒,火车是跑得最稳的交通工具。”他接受着父亲的言辞,最终喝下了那杯牛奶,热流穿过他的喉管,顺着肠道,滑向胃里。他感到温暖、满足,觉得那是他长这么大以来喝过的最美味的牛奶,此后的任何一次,都没有那种香、醇、热的感觉。他始终怀念那个味道。

列车员走近了他,他主动出示车票,又唤醒母亲,提醒着她换票。

回到老家,已是次日中午。他见到了大舅、大姨、二姨、三姨,没有四姨,四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服毒自杀了,留下了两个女儿,姥姥对这两个外孙女也是格外照顾,隔三差五地来时会好好地招待她们。姥姥总共有五个女儿,只有老大和老三留在了村子里,有事时也是她们最先帮忙。

阔别几年的他再次回来,感受到了许多别样,尤其是姥姥的房间。曾经的木床、木箱、衣物都已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大舅堆放的许多杂物,唯一值钱的就是一个空调和一台冰箱。没安空调之前,姥姥会到三姨家用她的。那时三姨还在外务工,她想着空调不使也是坏,就随姥姥用去了。后来,母亲想着给姥姥单独买一台装在她的房间,她怕姥姥热,怕她热得不行了再次患病,给姊妹几个添麻烦。母亲提议和她的三姐凑钱买一个新的,装在姥姥睡的屋里,三姨自然是没有不同意。冰箱是他家的,因为要出去打工,母亲觉得不用也是放坏,不如丢给姥姥使。冰箱买时是一千六百块,母亲只用过一个夏天,她从集上批发雪糕装在冰箱里在村子里卖,买的多是几岁的小孩。冰箱的冷冻层只有三格,除了放自家的冻肉外,塞满了小布丁、老冰棍、绿豆和香蕉味的雪糕。除了这几样,他想不出来还吃过别的什么口味。

母亲一到家就开始帮她的小哥打扫屋子。茶几上落满了灰尘,她用抹布蘸水擦了一遍,又用清水涤了两遍,一边擦,还一边咋乎:“小哥啊,咋住了?全是灰。”大舅也能说道,为自己开脱:“我也擦,每天早上都抹抹,只不过没有你这擦得这么细致嘞。”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每次回来,都会帮大舅把屋里屋外都清理一遍,锅碗瓢盆也要用热水消毒清洗。筷笼子里的筷子已经黑成焦炭,大舅舍不得扔,她就偷偷地换掉。她会到几块地的菜园里松松土、除除草,茅缸里的屎尿要是满了,就帮着舀一舀,挑去浇菜。每次看到这些,他都在心里想,不知道是兄妹俩本身关系就好,还是大舅帮助母亲带大了他而心怀感恩,母亲由此特别关心呢?他觉得不应该这样随意亵渎这份亲情,自己的芥蒂之心太强,深感汗颜。

姥姥的屋里放置了一张可折叠的凉床,是他上初中住校时买的。他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出租屋里,苦读一年,考上了县一中,结果对他自己来说不是很满意,但在外人眼里看来还算差强人意。晚上,母亲睡在三姨家,他被安排睡在姥姥屋。三姨问他:“你一个人睡这,害怕吗?”他自信道:“那有啥怕的哟!”

夜晚大舅照旧在门口洗澡,蹲在地上,把死气沉沉的内裤挂到洗脸架上。他听着门外撩水的声音,是那样熟悉,和此前姥姥在屋内洗澡时的声音并无二致。他早已洗好,坐在凉床上吹空调,玩手机。上高中时,已经有了4G网络,但村里信号没覆盖,他只能用3G,流量还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得到固定的地段才有,譬如三姨家的楼顶、某棵树下、某个田埂上。大学时暑假,他回来过一趟,村子西边的稻田里立起了一座信号塔。修建之初,遭到过村里一些人的反对,说这个东西有辐射,村里老年人多,时间长了对身体有影响云云,但最终不了了之。

大舅洗好后也进来凉快,只穿着内裤,由原来的三角变成了平角,是母亲许久前给他买的。他看到内裤依旧松垮,下摆摇晃,如同少女的裙袂。大舅在凉床旁坐下,一条腿抬起来,抱着膝盖。他和大舅讲述自己毕业后工作,工作后又准备重返校园的经历。大舅好奇地听着,不时发问,像一个将将上学的孩童,求贤若渴地汲取知识。他明白,对于看不见光亮的人来说,一切超越个人经验之外的说辞都是新奇,他们可以在脑海中将故事还原,依照自己的意愿,不受约束、没有中伤和挫折的,使故事永葆善良和美好。

他看着屋里堆放的杂物,询问大舅这几年的状况。他想给他一些说话的空间。屋子逐渐冷却下来,大舅也有了凉意,便回东屋睡下了。他关了灯,躺在床上,努力地入眠,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姥姥在屋子里走动的身影。他看到姥姥坐在床边,对着他头顶处的那扇窗户,眼神直勾勾地望着天空;看到姥姥打开木箱,用一根棍撑着箱盖,低头从里面取出一些好吃的递给他;又看见姥姥收回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垫着脚把它们撑在竹竿上的样子。他摸出放在枕边的手机,打开灯,照了照屋子,什么也没有,只是大舅堆放的杂物。灯一关,闭上眼睛,那些画面又像潮水一样涌来。他感到压迫、窒息,反反复复地开灯、关灯,直到鸡叫、天明。其间有好几次,他干脆拉开电灯,让亮光填满整个屋子,让平和填充他的内心。

早上母亲过来,他悄悄对她说自己一夜没睡。母亲问他:“咋了,你姥吓你了,有没有吓你?”他说没有。母亲说:“没有你怎么睡不着?”他说:“我老是想俺姥,一想就睡不着。”母亲半笑说:“你看看你这孩子,你想她干啥,她都走了哟。”边说便忙着厨房的事宜。

今天是要去祭拜姥姥,二姨和二姨夫也从自家赶来,各骑一辆三轮车,带着两个孙女。车箱里还有两盒烟花、一卷炮和一大袋纸钱。二姨家离乡镇集市近,买东西方便,这些事就让她操办了。二姨夫多年不见,看见了他,连声喊着外孩,喜滋滋的面容溢于言表。二姨夫喜欢他,喜欢读书之人,认为他有学问、有见识。

吃过午饭,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二姨就嚷嚷着赶紧去烧纸。倒不是她耐不住性子,而是她的一个孙女吵吵闹闹,急着要回家。大舅说要去就去吧,什么时候去都一样,就是那回事。二姨夫骑车带着东西走在前头,母亲、三姨、二姨和她的两个孙女走在当中,他牵着大舅走在最后。正是晌午,烈日当头,没走几步便觉得汗盈满头。二姨体型丰硕,是几个姊妹中最胖的一个,脖颈上挂了一条毛巾,不时地撩起来擦脸上的汗。走到大姨家,三姨敲了门,喊两声大姐。开门的是大姨夫,他头发蓬乱,面目黧黑,嘴角叼着一根即将燃烧殆尽的烟。大姨夫打开门,转身喊着大姨的名字。等了一会,大姨和大姨夫出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

姥姥的坟就在大姨家门前不远处的空地上。过了门口的小渠,朝里走几步就可以看见松柏掩映,一处一处的坟堆散落其间。有的有门,修的和土地庙一样,供着蜡烛和飨食;有的用水泥包裹,光滑得像一只倒扣的碗。来到姥姥的坟,只看得到泥土的纯粹,南边几棵不知名的树,高大,遮荫。坟头处种着两棵新栽的翠柏,不到一人高,连日暴晒,显得干枯、萎瘦。大舅从后面走上前来,绕坟一周,用手里的棍左试右探,俯身去摸周边的土和草,像是在看草的长势和坟的状况。母亲拿出纸钱,试着捻开。旁边的男人过来帮忙,他手法娴熟,像女人揉面、包饺子一样。纸钱在他手里被制伏,妥妥帖帖,整整齐齐。母亲将捻好的纸钱堆好,点燃。火烧得旺,站在旁边的他感到炙烤,热度比太阳还要猛烈三分。三姨也拾起一根树枝,在钱堆上挑了挑。大姨和二姨则是远远地望着,二姨已经将脖子上的毛巾展开披在头上,上身的红色短袖格外显眼。大舅站在烈日下的田里,拄着他那根盲杖,一言不发,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母亲回头看了一眼大舅,朝她的二姐嚷嚷:“你也不看看俺小哥,不帮他拉到阴凉的地方,让他搁大太阳底下晒。”大舅动了动身,说:“没事,就一会儿就好了。”

纸钱燃烧得差不多,二姨夫搬来烟花,他胆子小,不敢点,让大姨夫过来点。大姨夫走过来,嘴里依旧叼着烟。烟燃烧得不多,看样子是新点燃的,他用手夹着,猛抽一口,烟头的火更旺了一些,接着拿烟,朝引火线点去。呲呲啦啦几秒钟后,焰火喷了出来,直冲青空,像是对着烈日宣战。炸裂声传遍整个村子,在闲静闷热的白日午后,异常响亮。两盒烟花放完,大姨夫将鞭炮取出,从坟头处开始铺展,绕坟一圈。几个姊妹躲得远远的。他也捂着耳朵,背对着坟。接着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掠过村庄。响毕,开始磕头,从那个中年男人开始,紧接着是他,之后是姥姥的两个外甥孙女。男人趴下,对着姥姥的坟,磕得笨拙,许是年岁大的缘故。听男人声音,他越发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年前在姥姥出棺后接过大舅电话安慰他的人,可是没人告诉他这个人该怎么称呼。临走时,母亲和三姨对着坟说了一些安慰姥姥的话,叫她在那边吃好喝好。二姨也凑上前来,说:“妈啊,你在那边好好的,别挂念家里,别想俺们噢!”三姨听后,面向母亲,脸上做出不可名状的表情。

回到大舅家,母亲杀了一个西瓜,各自品尝。他将西瓜皮扔进鸡圈,公鸡和母鸡一窝蜂地围上来,他看着它们争抢啄食。

二姨一家人离去后,母亲对三姨嘀咕:“你看俺二姐,跟装鬼一样,穿了一件红衬衫来。”三姨附和道:“她不就那样,你听听她在俺妈面前说的都是些啥话!”母亲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大舅正从热水瓶里倒水,手摸着杯口,小心翼翼地,水将杯子里的茶叶冲得翻飞。他将木塞塞上,把水瓶放在茶几上的搪瓷盘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起老奶奶走,你二姐就头疼、胳膊疼,吃药也没见好,老奶奶死时,她来,过后一次也没来。”大舅顿了顿,继续说:“不过她家里活也多就是,喂了那么些牲口,天天还送孙女上学。”

原来二姨是把身体上的异常归结为姥姥的去世,她怕姥姥的魂灵找上她,所以才做出那些反常的举动。

晚上,他没有再在姥姥屋睡。不知先些什么时候,母亲把他昨晚一夜未眠的事悄悄地说给了三姨听。吃完晚饭,三姨过来找他,让他去她家睡。他简单推辞,但想到二姨的话语,又让他心生畏怯,只得顺从。大舅不知情,没有说什么。一间屋的中间用布帘遮住,里面依旧是一张可折叠的凉床,他睡在里边,听着母亲和三姨叽里呱啦的对话,一只持续到深夜。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第二天傍晚时分,他和母亲再一次离开了家。昨日在归途,今天在家乡,明日踏上去路,他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离与合。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也最让他担心的,就是有一个六旬瞎眼男人将在那个小屋里独自一人度过余生。

死生契阔,天未可知,他除了让苍白的无奈情绪去袭击下他的心房外,别无他法。

多年以后,在一天夜里,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一个人睡在三姨家,屋地中央躺着一具无名尸体,尸体旁有两个陌生男人在安抚,一个男人走进屋去料理后事,另一个头也不抬地望着尸体。他惊恐地从三姨家跑出,回头看时,那个男人正抬起头看着他,脸上露出诡怪的笑容。他加快速度走上大路,来到姥姥家,看见大舅在压水井旁洗衣服,姥姥坦胸露乳,手里拿着蒲扇不停地摇动,和他在某个夏日夜晚看到的一样。他跑上前去,扑到姥姥的怀里,吸吮着她的乳房。姥姥抱着他,抚摸他的头。他开始感到平静,慢慢地,忘却了世间所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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