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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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
前些天，在微信圈浏览一篇文字，看到“家族记忆”四个字，仿佛突然间，一扇心灵的窗口被打开，家族记忆中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犹如惊涛拍岸的海水，连绵成浩荡的涛声。思维，就像随浪花飞翔的海鸟，再也没有停歇的意思。但是苦于工作性质使然，也只能在血液里奔腾不息。今夜，元宵节之夜，我终于可以静静地坐在电脑面前，任键盘敲击的声音，把时隐时现的记忆，转变成启迪未来的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加强家风建设。我认为，所谓家风，无非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传承或普遍存在的思维观念、行为习惯或作风。建立在这个理解基础上，家风与家族记忆的关系就密不可分，如果“风”是“根”，“家族记忆”就是从根部长出的“花朵”；如果“家风”是一条在血管里流淌的“河流”，“家族记忆”就是在这条河流上盛开的“莲花”；如果说迁徙，让我们逐渐忘却了从哪里来，那么，家族记忆却完全可以牵引我们走向何方，并且决定我们留下的背影。至于我，落地生根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家族记忆自然也由此追溯，由此延续。
一、沛县，我落地生根的地方
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地方，甚至没有标注，却因为一个叫刘邦的人，名扬四海，享誉中外，被称为“大汉之源”、“帝王之乡”——它就是沛县。在沛县的西北十公里处，有一个乡镇叫朱寨镇，镇西南两公里处，有一个村叫张楼村——四十年前，我就出生、成长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成了我的籍贯、我的故乡，那里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困惑和青年的迷茫。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张楼村特别宁静祥和。那里没有山川，也没有大河，有的是一马平川的庄稼地和灌溉庄稼的沟渠，是典型的平原地带；没有电，也没有机器的轰鸣，有的只是煤油灯的温馨、村头每天早晨播放“东方红、太阳升” 的广播喇叭声，还有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和下地干活的号子声；没有你追我赶的匆忙，也没有绞尽脑汁的竞争，有的只是按部就班地挣工分，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整个是一幅千年不变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静态生活图。所以，整个村庄显得特别的静谧、安详和舒缓，并没有一点荒凉、萧杀、冷寂的感觉。
白天，男人们去父亲的砖瓦厂挣钱，女人们去田地里干农活挣工分，傍黑时，才陆陆续续回家。我们小孩子是没人管的，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家都有不少的小孩，我们自己三五成群的自由组合，想着点子让自己过得快活。所以在记忆里，我的童年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春天，我们会到河沟里摸鱼、挖泥鳅；夏天，我们会捉青蛙、逮知了；秋天，我们会掏鸟窝、捉麻雀，还会到地里爬瓜（就是偷瓜）、偷花生；冬天，我们会堆雪人、打雪仗，没雪的时候，捉迷藏、玩游戏、搞恶作剧，反正一年四季都不闲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唱的歌谣：什么“咱俩好，咱俩好，咱俩对钱买棉袄，我穿穿，你穿穿，穿脏让你娘洗干干”，什么“咱俩好，咱俩好，咱俩对钱买狫狫（猪的意思），我牵着，你赶着，拉了屎，你舔喽”等等，让人忍俊不禁。
至于贫穷，那时是一点不觉得的。各家几乎都一样，没有多少贫富悬殊。在家里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只有他，一年到头几乎都能吃到白面馒头，其他的人，只有收麦前后，才能吃几天白面馒头。一般情况下，春天吃花卷子（各种不同粮食面做的，要是现在讲究营养均衡，可是好东西），夏天收麦后，吃几天白面馒头，到了秋天，红薯下来了，就开始吃窝窝头（现在也是好东西），秋末入冬了，就开始吃玉米饼（都是现在的好东西）。而肉类除过年过节来客人外，一般的家庭平时是很难吃上几顿的。那时，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地拿上一块父亲吃的白面馒头，蘸上刚炼好的猪油，那可就是心满意足的美味了。
记得我的小伙伴坡子，他家的羊死了，把羊肉卖完后，他娘专门留下一点羊油，烧了一锅所谓的羊肉汤。谁知吃完中饭后，都找不到坡子了，坡子的家人和我们小伙伴满庄乱找，最后在庄后的小河沟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河沟里打滚。一问才知道，他一气喝了七碗羊肉汤，撑得受不了啦，又不敢给家人说，还怕小伙伴们知道后笑话，只好躲到这里来啦。
那几天，小伙伴们可没饶了坡子，天天拿这件事和坡子开玩笑，还自编了歌谣一起唱: “坡子家烧了羊肉汤哎，好嘞！坡子喝了七大碗哎，棒嘞！撑得坡子直打滚哎，羞嘞！”弄得坡子灰头土脸了好长时间。实际上，小伙伴们心里那个馋啊——要是坡子能匀一碗给咱喝该多好啊。
那时候，小伙伴们真的特别盼过年。过年时，村里早就在麦场地里，支好了大锅，杀好了牛，杀好了猪，村干部们一块一块地把肉割下来，用秤秤好，用报纸垫着，一块一块地放到地上，画上圈。这时村民们早就围拢过来了，等肉分完都放到地上了，村干部开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喊，这是你家的，这是他家的，然后，点到谁，谁就拿着肉赶紧往家走。
我的父亲当时是窑厂负责人，每当逢年过节，村干部们就会把生产队分剩下来的肉，拿到我家来聚会，在院内支起一个大锅做饭，村会计是做饭高手，有一次他炖了满满一锅红烧肉，飘得一个院子里都是肉香味。我嘴里滋滋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锅看。村会计掀开锅盖，自个尝了一块后，拿起碗，一下子盛了大半碗，说：四能子，你尝尝熟了没？当时的我也不嫌烫，拿起筷子吸溜一声就下去了一块，接着一气就将大半碗红烧肉吃个一干二净，竟然一点也不腻！舔着嘴说还要吃，大人们都指着我笑。——那可是我记忆上再也没有吃过的美味！
要说迷茫，就是随着一点点地长大和只言片语传进耳朵里的传说，激发了我对自己家族来路的探寻。
在我的记忆里，张楼村大概有八百来户人家。村子中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乡村土路，村北面路西处，一排溜几家是我们徐家；村北面路东处，一排溜人家是范家。两边显得特别工整和整齐划一，仿佛对联一般，似乎隐含着某种渊源。
我家住在这一区域的南部。住宅仿佛北京的四合院，面南朝北的房间共计六间，中间砖墙隔开，靠东边的三间叫“堂屋”，一间是父母的卧室，两间是相当于现在的“客厅”；西边的三间叫“配房”，是二哥、三哥居住的地方；另外还有三间西屋，最南端的一间是爷爷的卧室，内用砖墙隔开；接着的一间是储藏室，靠北的一间后来就成了我的卧室、书房和习武的地方；三间东屋，其中东屋的南间是厨房，东屋的中间叫“过垱”——是进出的通道，还有一间还是储藏室，院子南边是南墙，把整个院子包裹得严严实实。
“客厅”中间墙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油画像，两边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草书对联；“配房”中间的墙上，大概是一幅“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工农兵画像，两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行书对联；西屋中间墙上，大概是一幅山水画，两边是“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的隶书对联。所有这些，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又隐隐约约地昭示着我家不平凡的家道变迁。
后来，我才知道，“徐范一家”的招牌曾经在方圆百里的地面，享誉几十年，在民国及之前的清朝后期，“徐范一家”曾经是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大户人家”，张楼村南北走向的土路，仅仅是“徐范一家”大院的过道；我家的住宅，仅仅是徐范一家 “马圈”的一角。
由此，家族记忆开始像元宵节的长明灯一样，次第飘进我的视线，也像沛县，毫不客气地以故乡的名义，跟随我浪迹天涯。
二、幻化为传说的记忆
放在历史长河里，迁徙，仿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经之路。而家族记忆，在迁徙过程中，有的如枯萎的花，凋谢得不留任何痕迹；有的丰满成鸟儿的羽翼，振翅向前，美好向善的愿望，即使虚妄，也能幻化成一种记忆，流淌在子孙后世的血脉里。
爷爷老了的时候，我还很小。模糊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广大普通老百姓手里的大概就是社会主义。长大后，向父辈询问家族的历史，父辈们竟讳莫如深。几十年了，寻根，成了我心中的结，解结，成了我愈来愈强烈的心理暗示。
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要有意识地与上了年纪的父老乡亲促膝长谈，从过往的故事中，试图对一个家族的根的延展，勾勒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链接过去、接续未来的轮廓，以此昭示一个家族立身处世的曲线，安慰心灵，甚至是坚定信念。
村上的老人告诉我，你们徐家并不是沛县的本土居民，而是从山东郓城迁徙来的。而隐隐约约中，我的先人们似乎也充满骄傲地告诉我说，我们最早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来的，只不过我们的迁徙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徐家的先人是明朝开国大将，和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布衣之交，徐家的姑奶奶还是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她为了协助朱棣稳定中原，恢复生产，主动号召娘家人响应政府号召，举家北迁。这样才使徐氏家族遍布中原，散落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自然，迁徙涉及到太多的层面，肯定既有被动的迁徙也有主动的迁徙。给自己祖先的迁徙，增添一点鲜亮的颜色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我翻遍家谱，也没有发现主动响应号召的痕迹。总之，我家先人的一支几经辗转，流落到山东郓城一带，到了清朝末期，黄河发大水，再加上山东地区连年的兵患、匪患，我家高祖与住在黄河对岸的女婿范家一合计，决定举家南迁。这样，徐家和范家携家带口，一路逃荒要饭，来到了张楼村。一路颠簸流离，徐范两家人又累又饿，都不知道路在何方，又加上我家高祖不幸病倒，两家一合计，决定请求张楼村一饶姓大户人家收留。
此时，饶家又刚刚买了几百亩地，为了种地，又从马贩子处购置了十几匹好马，其中有一匹性子很烈，之前还没有人能制服，已经踢伤了好几个人。饶家老爷慢吞吞地说：留下可以，也不差你们这几个吃饭的，但是能不能留下，得看你们自个本事，你们中如果有人能驯服这匹马，就可留下来。
据说，我家老姑奶奶给范家生了六个儿子，此时大儿子、二儿子已经初长成，人高马大、身强力壮，武艺精湛，范家老大来到马厩前，距离这匹枣红色的马还有几步远，这匹马就开始四蹄翻蹬、哞哞地叫，范家老大瞅准一个时机，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只手揽住马的脖子，一把就把马头掀翻在地，这匹马扑腾几下之后，见毫无作用，才开始慢慢地静下来。此时范家老大用手轻轻抚摸马脸，并和马耳语了一番。结果这匹马竟然抽抽鼻涕，乖乖地站了起来。
饶家老爷看呆了。连声说：好好好。我刚买了地，正缺人手，你们范家人有能耐就做大领吧，你们徐家人可以跟着做二领。就这样，徐范两家终于得以落户张楼村。
三、一个灵魂支撑起两个家族
我小的时候，庄上的老人一提起徐范两家，都会晃起大拇指，争先恐后地说：你们徐范两家，都好在你们徐家的老姑奶奶手里。老人家可是个厉害的角色，她料理徐范两家几十年。
所谓的老姑奶奶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是当时徐范两家的魂。村上的老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给我的记忆留下了时隐时现的家族记忆，也不能不对所谓的老姑奶奶从心底肃然升起敬意。
他们说，我们徐家高祖有四个儿子，相对都比较文气。高祖年岁大了，加上长途跋涉，定居下来后，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家曾祖老大老实木讷，不善言语，身体又弱，打理整个家庭精力不济；老姑奶奶所生六个儿子相对都比较霸气，虽然都是徐家外甥，但本身都是饶家的大领，徐家是二领，表兄弟在一起短时间问题不大，长期恐怕也管不好。据说老姑奶奶是个特别善于持家之人，一边是自己的儿子，一边是自己的侄子，加上自己有主见，不偏不倚，时间不长，徐范两家的事务就自然而然地都交给了老姑奶奶打理。据传，老姑奶奶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人。每天晚上，打大领归来的儿子都会把一天的工钱全部交给她；打二领归来的侄子也都会把一天的工钱全部交给她。每月一次，她把手里的钱再分成十份，在次月月初的第一天早上再分别用她自己制作的小布包包好，挂在事前钉在墙上的钉子上，各人只准拿自己的包，不准打听谁拿多少。据说每一个打开包的人都喜笑颜开。这种分钱法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老姑奶奶去世。
再说饶家老爷，出了个不孝子，一不小心，吸上了大烟，不几年就家道沦落，打大领、二领的工钱，给不起就用地顶。据传，不几年就给了徐范两家几百亩地，徐范两家在老姑奶奶的管束下，都是勤快人，有了地，家道开始殷实起来。加上老姑奶奶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省下来的钱，攒下一罐钱就置地，置房产，不几年，饶家的大半个宅基地和大半个房产都成了徐范两家的。到民国初期的时候，张楼村方圆几十里都有徐范两家的地产，可谓家道兴旺。据说光在徐范两家打长工的就有上百口。为了解决住的问题，老姑奶奶盖起了前后六排的楼房，拉起了院墙，长达近百米的过道是徐范两家的分界线，东面住的是范家、西面住的是徐家，还是在一个大锅里吃饭。
回头再说说我们徐家。整个徐范两家在姑奶奶的打理下，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但是，我们徐家高祖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坏下去。当张楼村西南一百亩地刚刚成为徐范两家的时候，我家高祖就含着万般遗憾离开了人世。
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家高祖有四个儿子，怎么会有这方面的遗憾呢？
话还要从范家说起。范家的六个儿子先后娶妻生子，人丁兴旺，我的四个曾祖却子嗣不旺，大曾祖结婚多年直到高祖去世时尚无子嗣，二曾祖只有一个儿子，三曾祖一生无后，四曾祖也是结婚多年直到高祖去世时尚无子嗣。四个儿子只有一个孩子，情何以堪？！
老姑奶奶哭罢后，立即冷静下来。她是徐范两家的主心骨，她不能感情用事。她花重金聘请当时有名的“刘半仙”，为我们徐家高祖选阴宅。老姑奶奶亲自陪同，去刚买的地里看。
没想到，刘半仙一眼就认准了此处是绝佳好地，背靠高岗，前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远处是生生不绝流畅不息东西走向的河流，正符合多子多孙的卦象。
刘半仙把拿在手里的棍一插，说：就这里了，保管子孙兴旺，还出贵人！
老姑奶奶按照刘半仙的吩咐风风光光地把我的高祖下葬在这里，接着又在高祖坟的周围栽上七十二棵松柏树（据说，这些松柏树长势茂盛，到文化大革命被砍伐时，都有洗脸盆口那样粗细），最后老姑奶奶坚定地说：从今以后，这块地就是咱徐家的祖坟了！
高祖去了，日子还是要照样过。从此，老姑奶奶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家教，据说，吃饭的时候，谁只要发出声响，老姑奶奶的龙头拐杖就会砸到谁头上。
接着，老姑奶奶又派她的四儿到长江流域做起铁矿石生意。在起盖另一座楼的时候，老姑奶奶的四儿因长江起大风，运铁矿石的船翻了，命丧长江。老姑奶奶说是选的盖楼新址不好造成的，就把打好的地基给坼了，不再盖了。
说也奇怪。自从我们徐家的祖坟奠定之后，徐家的人丁竟然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大曾祖、四曾祖先后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竟然生下了我的亲祖父和三祖父，并在我亲祖父和三祖父很小的时候，我的四位曾祖就接二连三相继离世。此时，老姑奶奶就成了徐范两家真正的魂。她自言自语地说：只有钱是不行的，要想家道长久，后世必须文武兼修，文人撑门面，武人保平安。
于是，她亲自负责我的两祖父的抚养和教导。她专门为她的这两个孙子分别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她让我爷爷学文；她让三爷爷学武。到徐范分家时，我爷爷早已成为清末最后一届秀才，还开办了学校，成为远近有名的教书先生；三爷爷也学武有成，成为当地有名的武师。记得我上初中的一年暑假，我天天到三祖父那里干活、吃饭，缠着闹着学拳。最后没有办法，三爷爷特别疼我，就答应了。让我第二天五点钟来，结果我到六点才到。三爷爷气得说回去，明天来。第二天吓得我一夜不敢睡，谁知快到时间了，竟然又睡着了。三爷爷气得要命，说：你不是学武的料，说啥也不教了。最后在我的死缠烂磨下，只交给了我几套拳路。当时，三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棒得还像一头牛，没有人敢惹。村上的人都说老爷子太厉害了，年轻的时候，几百斤重的碌磙，他一使劲都能抱起来。可惜，我没能继承他的武学。
再说范家。随着时间流逝，老姑奶奶的儿子也相继辞世，老太太的孙子七郎八虎都不止，长子生的儿子任侠使气，成为方圆百里的豪杰，他的名言是：凡是进入沛县的好汉，报他名号的，吃饭、住宿全记在他账上。
随着象麦子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的人丁，家族越来越大，矛盾自然也越来越多。渐渐地，范家的这些表兄弟，对待我们徐家，也开始时不时地瞧不起，而我们徐家对这些外甥也时不时地表示不满。
老姑奶奶精力已经不济了，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她开始实施一生中最后一次伟大的决定：徐范分家！
1936年，已经99岁的老姑奶奶主持了分家仪式。范家由长子一脉统管，以老六家分；徐家由长子一脉统管，以老四家分，把地产、房产、攒下来的铜钱全分掉。据说我二爷爷对分家有异议，赌气迁出了张楼村。
从此，徐范一家变成了两家，各起炉灶。分家不久，老姑奶奶就平静地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开人世，当徐范两家发现老祖宗安详离开的时候，天上正飞舞着漫天的雪花。
四、家产散尽成中农
据说，徐范分家时，时局已经混乱不堪。而此时，范家长子的豪杰名气已经遍布南北；徐家长子也就是我爷爷的名望也已经名满周边，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土匪、杆子帮的头，据说都是爷爷的学生。所以无论哪股势力路过沛县，都要到张楼村拜码头。
1938年5月，日本人占领沛县，在沛县设置22个保长帮助他们管理事务，这些保长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被称为“汉奸”的人，鉴于爷爷当时的声望，日本人三番五次地请爷爷出面，最终爷爷也成了其中的一名保长。爷爷所受的教育，决定了爷爷最低的底线是不害人。在接下来的保长生涯中，爷爷一方面帮助日本人维持治安；一方面利用保长身份，掩护和资助那些国民党、共产党甚至杆子帮、土匪的人安全离开沛县；还随时救助逃荒要饭流落到沛县的外乡人，给他们吃，给他们住，还分给他们房子和地，让他们安居生活。
这样，当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沛县的时候，全县民愤极大的21个保长全部被枪毙（包括爷爷的亲家、我大姑姑的老公公），只有爷爷一人被阎长官亲自从关押处接出，并隆重接风洗尘，说爷爷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对保乡安民作出了大贡献、对抗战作出了大贡献，并仍然让爷爷担任乡长职务，但是爷爷说啥也不干了，只愿意教书。
此时的爷爷对时局的体察更为深刻。随着时局的变幻，国共两党开始抡起拳头打内战。他认为：土匪是长不了的，军阀也长不了，国民党也长不了，最后的天下肯定是共产党的！他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能够把千千万万的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谁能阻挡？！
再加上爷爷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乐善好施远近闻名，他开始逐步的变卖家产，把土地一点点地分给佃户，把给他打工的人资助钱财，自立门户。据传，淮海战役时，他把几乎所有的家产都送给了解放军。这样到1948年沛县解放的时候，徐家积累了几世的家产，竟被爷爷变卖殆尽，我们徐家实际上已经成为贫苦大众。
回头再说范家。范家长子喜欢结交豪杰，南来北往的所谓豪杰纷纷投奔，不几年偌大的范家家产被他挥霍殆尽。据说因为义气还为朋友杀了人，得罪了沛县的杆子帮，在家呆不下去了，在爷爷的帮助下，投奔了爷爷的学生、接管丰沛县的国民党阎长官，在阎长官手下当了一名军官，驻地在丰县。有次阎长官带部队去剿匪，留下他看守驻地。不想消息被杆子帮获悉，杆子帮趁阎长官出城，围攻丰县县城，他和另一名军官死活不投降，最后被活活烧死在城楼。从此范家和徐家一样，家道败落。
没有家产的好处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不久，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随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划成分。他们庄严地在村头垒起了一米来高的土台子，动员老百姓相互揭发地主老财们的罪恶，也揭发看看还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坏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还真的有人揭发我们徐家。
据说，第一个揭发我们徐家的人姓张。他带着老娘逃荒要饭来到张楼村时，已饿得两眼发昏，走路打晃。我们徐家看他娘俩可怜，及时救助。据说他一下子吃掉十几张烙饼，才稳住饿得昏花的神。接着，我们徐家又安顿他娘俩定居张楼村，给他活干，后来还周济几亩地，他才有了生活的着落。
当他老娘看到他上台控诉我们徐家时，气得在台下哭着大骂：“你个挨千刀的，没有徐家，你能活到今天？！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台下的老百姓纷纷往台上扔脏物。
没想到，他从台上下来后就浑身哆嗦，嘴歪眼斜，不知怎么就中了风，竟然从此再也不能说话了。
第二个揭发我们徐家的人，竟然是过去我们徐家的护院。据说这个人猴拳了得，平时蹿房越脊如履平地，连我的三祖父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才让他护院。但是这个人手太长，经常到邻村偷东西，被我爷爷说过几次，竟怀恨在心。趁这当口，他一下子跳上土台，指控我们徐家解放前如何如何，说我爷爷是大汉奸、是国民党的帮凶，最后说：“徐家解放前是大地主，得划他家是地主！”
没想到，他说完从台子上跳下来时，米把高的台子竟然将武功高强的他当场摔死！你说奇怪不奇怪？
揭发会只得草草收场。
最后，根据群众意见和徐家现状，我们徐家被划为破落地主。
谁知划过成分没多久，已在共产党部队中担任大官的徐家的世交吴长官带队来核查成分。当他看到徐家被化成破落地主时，当即拍了桌子：“简直是乱弹琴！划成分要看他的现在而不是过去，即使看过去也要看他的财产是怎么来的、用在哪了？！不错，徐家曾经是大户，但是这个大户是他的祖祖辈辈出苦力、省吃俭用挣来的。徐训廷（我爷爷）继承了这些家产，他把这些家产都用在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事业上，用在了扶贫济困的善事上。日本占领期间，徐训廷是当过保长，但是他没帮日本人残害一次中国人，相反还利用保长身份救助过我们的很多同志，根本不是汉奸；国民党统治期间，徐训廷是教书先生，他做的都是教书育人的好事和扶危救难的善事，更不是国民党的人。现在你们看看徐家还有几亩地几间房？我看，徐家最多只能化个中农！”
最后，我们徐家真的就成了新中国的中农。真是成分光荣子孙安哪。
五、抗美援朝的父亲做了农民
我家的祖坟在冥冥之中对后人产生了不可言传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我的高祖有4个儿子，4个儿子只有3个孙子。但是，到我祖父辈时，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的祖父有3男4女，我的二祖父有3男3女，我的三祖父有2男4女,基本都是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平平安安地终老乡野。到了我的父辈时，伯父有2男4女，父亲有5男2女，叔伯有3男3女。真应了刘半仙的子孙满堂这句话，但是“常有贵人出”有点牵强，每代能撑起整个家族的所谓“能人”倒是都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正在沛县读高中的我的父亲，瞒着家人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并在志愿军里担任了排长。当他所在部队到达鸭绿江畔时，朝鲜战争结束，父亲被安排到山东省济宁市某中学任校长，一干就是十三年。同时还身兼八职，也不知道兼的是什么职务，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在执教鞭的同时，扛过枪、抓过特、保护过工厂。
接着，四清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运动中，父亲管辖的二百多名教师队伍中，只划了七人是臭老九还是右派还是地富反坏右，没有人记得清了。上级主管领导认为父亲划得坏分子太少，有对坏分子包庇之嫌疑，狠狠地批评父亲认不清形势，思想不坚定，会出大问题。
父亲当即拍案反驳，驳得主管领导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威胁父亲等着瞧吧。
年轻的父亲威武不能屈，当夜留下一张辞职书，卷起铺盖就回了沛县老家。
据说，当时父亲的工资已经28元/月，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四十来口人，但是父亲没有考虑这些，他回到了沛县老家。回到老家的父亲，又当起了大队干部，办起了窑场；据说，当了大队干部的父亲，还专门开大会，批斗了他的偷了大队几粒麦子的嫂子。
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因为造反派非得砍我家祖坟的松树林，也因为父亲建窑场的缘故，成为“斗资批修”对象，被批斗来批斗去。惹得我舅舅从县里带人带枪赶过来，又是镇压又是协调，才算完事。
我舅舅曾是个人物。靠造反起价，曾做过公安局长、县委常委。据说全国饿蜉遍地的时候，我大哥就是被舅舅一天一碗红烧肉养大的。
我依稀记得，舅舅是个脾气火爆、但特别疼爱小孩的人。每礼拜天，他都会穿着他的黄军装，骑着自行车到他的姐姐家来，然后是七邻八舍的邻居陪他喝酒。舅舅的酒量极大，一茶缸子酒，他就像喝水一样，一下就喝个底朝天。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范家表哥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他，他立马掏出枪，往桌上一摔，双眼一瞪：“你再敢瞎说，老子一枪蹦了你！”吓得众人立马站起来左劝右劝，最后饭局总是不欢而散。
但是，舅舅仿佛不在意这些似的，不一会就眉开眼笑，然后，一把抱起来我，往自行车上一放，就带着我去了姥姥家。
姥姥家在鸳楼。在去姥姥家的途中，路过很有名气的大沙河。冬天的时候，大沙河常常是一滴水也没有。这时舅舅就会下了车，也把我从自行车上抱下来，把自行车一放。从桥下搬几块砖，把砖放到河对岸立好，然后从腰间拔出他始终随身带的手枪，啪啪啪练起枪法来，也不管当时的我捂着耳朵吓得发抖。
回到姥姥家，他就把我抱在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喂我吃，还拿酒杯往我嘴里灌酒，呛得我大哭，他还说：男子汉不能喝酒哪成？！
父亲对舅舅的张扬霸道性格特别担心，多次劝舅舅要和气待人，不能处处树敌，形势一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舅舅根本听不进去，当他能听进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派性斗争，舅舅和县委书记同时被赶下台。县委书记没有反抗，成了享有俸禄的平民百姓；舅舅宁折不弯，还想拔枪反抗，最终被判刑十五年，为他的辉煌人生画上了句号。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某国有建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之后退休，之后在疾病的折磨中悄然走向另一个世界。
大概也是在舅舅被法办的那年，一辆精致的小轿车，缓缓驶进了张楼村。车上坐的是父亲曾经的下属，此时的山东省某地市教委负责人。
此时，已经上小学的我也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静静地听。
此人来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一是报恩，感谢父亲在当时环境下对他的照顾。父亲走后，六人先后自杀，有幸的是，他跳楼自杀时，没有摔死，只是摔断了双腿，得以苟活。恢复政策后，他成了第一任教委主任，当了官，有了权。
第二是竭力鼓动父亲重新出山，重执教鞭。他说：你的离职是被迫的，现在政策恢复了，只要你写明当时离职的原因，就能官复原职、工资补发、全家农转非、子女求学、安排工作等等。
父亲静静地听着，狠命地抽着烟。当时父亲的大儿子已经参加了工作；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儿子已经开了一个钟表修理店；三儿子在上学、四儿子刚上学、二女儿还小，还没有老五。
最后，父亲竟然淡然地说：我当时就是自愿离职的，没人逼迫。再者，我已经离开讲台十几年了，好多知识都忘记了，我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我不能误人子弟！
父亲的同事当时脸都急红了，站起来大声说：老徐哥，你知道吗？现在落实政策阶段，好多原来是国民党的人都硬说自己是共产党，到处投门子找人整证据，说政府亏待了他们，闹着要拨乱反正。你当时离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不是自愿的，你只要写一份申诉材料就成。你不为自己着想，你也该为你的孩子着想。你这些孩子就靠你种地养活吗？
父亲仍然淡然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申诉材料我不会写。我不能误人子弟。
父亲的同事一个劲地摇头，一个劲地叹息，伤感时，竟然止不住流泪。但是，最终还是没能说服父亲。最后只得说 “生活上有困难就给我写信”。然后坐上车，在众乡亲们的尾随下缓缓离去。
当天晚上，从大屯钟表修理店回来的我的二哥，听说此事后，气得大发雷霆：“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父亲？你怕误人子弟，你怎么就不怕误了我们？！”
此时的我像个小大人似的一脸正经地插话说：“哥，你说的不对！自己的路自己走，哪能一辈子指老的？！”
此时，气急败坏的二哥一听这话，一巴掌把我打得在地上滚了几个跟头，仿佛发泄了心中的怒气。从此我的二哥变得沉默寡言。
父亲的决定，从此使父亲真正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是每月享受抗美援朝的一点可怜补贴。他的人生，除了为家庭生计劳累奔波外，再也没有绚丽的色彩……
这些，构成了我的家族记忆。祖先们不畏艰难的迁徙、勤俭持家的品格、文武兼修的禀赋、与人为善的修为、千金散尽的气度、敢于担当的无悔……在冥冥之中滋养着我的人生走向，使我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里，形成了自己的家风观念或者说自己必须坚持的品格，那就是：不贪意外之财，不恋额外之色，不惹无谓之祸，不沾无聊之事，不发无名之火，不谈屑小琐事；既要有应天顺人的宽容品格，又要有人定胜天的坚定勇气；既要有乐天知命的豁达洒脱，又要有迎难而上的坚韧执着；既要有忍气吞声的矜持低调，又要有舍我其谁的才情张扬；人有能力，就应该在合适的时机为生存的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没有机会为社会贡献，就竭力使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幸福，没有能力让亲人和家庭幸福，就努力让自己幸福，如果让自己幸福的能力都不具备，那就坚韧地活着。(发表于2016年第三期《大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