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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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住院治疗的这些日子，我总是忍不住往医院跑，尽管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分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去看看，看看她肿得牛大腿一样粗的小腿，皮肤已失去了应有的保护力，已超过了皮肤的张力，没办法，有的地方已经鼓泡，开裂。看看肿得发亮，面包一样的脚背。还有那已肿掉了的指甲，肿得没有缝隙的指头上不断滴落的黄水，心痛得不行呀，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总希望她能恢复到往日的正常。
就是这样子了，姐夫从未放弃，总是细心入微地服侍，为二姐洗擦，按磨，扼腿，搓脚，用盐水泡脚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二姐的痛苦，买各种有可以治好二姐病痛的药物。姐夫的执着乃至是到了傻的程度，这种精神，这点点滴滴，总是会感动我。
那晚，我又来到二姐身边，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盯着她那变型了的两脚看，看着到裤管也湿了，我感觉她的小腿也开始流水，征询姐夫的同意，我将二姐的腿上勒得很紧的裤管给剪开一半，发现小腿有水泡，还有被裤子勒的一道道痕迹。姐夫用手不停地摸摸二姐的左腿和右腿，手上沾满了二姐腿上渗出的液体，心疼不已：“早该把裤子剪开的，勒了一条条印。”
弄完这些，姐夫到开水房洗我带去的樱桃，叮叮叮叮电话铃响了，我对着在外面的姐夫喊："哥，电话响了！”姐夫没反应。
也是呀，二姐被确诊为要命的病这十多年里，姐夫受尽了精神，经济，人情冷暖的煎熬，耳朵已有些失聪，心情好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些，心情紧张或憔虑的时候，与他交流非常困难，看着他眼睛盯着我的样子，我知道他没有听清楚我说的什么，我心疼痛不已。“床上的病人，床下的罪人”，这句话一语道尽了家有病人的痛苦，更何况有一个重病的人呢！
二姐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不是电话，是我要吃药的时间到了，他定的提醒铃声！”
预“药”铃声， 我百感交集，心存感谢，这是温暖，无奈，苦心，疼爱编织的铃声，是何等的爱啊！
今年以来，二姐的疼痛一天天加重，以前一天吃一次止疼药，后来是一天两次，现在的三次四次五次，药效半小时后才能发挥作用，为了减轻二姐的痛苦，每次在二姐预感到疼痛要来临之前，提前半小时将止疼药喂她吃了，以此减轻痛苦。
姐夫为了能让二姐按时吃药，在手机上设置了提示铃声，提醒自己按时喂二姐吃药，这良苦用心，是细心与责任的交织。
抽屉里，大大小小的药盒，消炎的，抗生的，止疼的，五花八门的治病药物，我真的分不清，姐夫却分得清清楚楚，那个时段吃那种药，他从没有马虎过，到点了，就倒好开水，试试水温，拿来药片放在二姐手上，看着二姐吃下他才放心，每一次递给二姐药片的时候，那眼神里，充满希望，希望二姐能好起来。
自从去年正月，疫情正重的时候，二姐在厨房拿东西摔倒，造成脑血管出血，在医院抢救几天后，在原有的病情上雪上加霜，原来生活还能自理的二姐，从此失去了自理能力，再也没能站起来，一切生活起居都靠姐夫照料，那时候姐夫还没退休，他一边为大班额的学生上课，下课后第一时间奔回家里料理二姐的吃喝拉撒，那种生活，不是心力交瘁所能形容的。腰抱疼了，就买一条护腰带，每次抱二姐上卫生间时，事先就将护腰带紧紧地缠在腰上，手腕疼了，就带一只护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全能的男护工，学会了许多医药常识，也学会了洗衣，做饭做菜，想尽办法做二姐喜欢吃的鸡、鸭、鱼、肉，这些在二姐健康的时候，基本不需要姐夫伸手的一切事务，现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尽管如此，姐夫总觉得自己很愧疚，他说：“你二姐和我生活了三十六年没有住到一间好房子，几千元的手镯我看了很久没钱给她买。”我说：“你有心了就行，二姐和我们都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
为此，他用退休后那点工资，将他们的一点老屋进行修善，换掉了屋面古老而破落的黑瓦，墙面因漏雨留下一道道泪痕，曾经本来就很简陋的吊顶也是东边一个洞西边一条口子，残破得如二姐的生命。姐夫请人换了新的，我说叫他到时候用彩条布挂一下用用算了，他的话让我泪奔，他说：“你二姐在我面前做了一世人，我不能让他像叫花子一样在里面度过她人生的最后几夜，怎么也得让她体面点走！”
“ 一旦物体承受了超负荷的压力，没有不破碎和变型的。”这是物理学的一般常识。这十多年里，姐夫已被生活的重压，真的压变型了。耳朵成了最不听使的部位，他造反姐夫过度地透支自己的精力和身体，强烈抗议他的过度焦虑。可是，姐夫有什么办法呢，但他从未放弃，每次我夸他做得好，他就会说：“这是责任，我只是做了一个丈夫应该做的。”
责任，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姐夫这样有责任，那个预“药”铃声，一直感动着我，感动于心。（作者：王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