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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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常常晚饭后搬条小小的四脚凳，到地坪里听大人讲故事、讲笑话。
那个时候的乡村吧，能讲故事、讲笑话的人不很多。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叫福叔公的人会讲。
这福叔公，非我本家，是个长江边上的湖北人，早年逃水荒逃来的。他觉得我们这地方，穷虽说穷，但水旱无忧，所以，后来水退了，也没有回去了，就定居了下来。据说，他是个老书先生，教过我父叔辈的夜书。我的长辈对他很尊重，加之他年纪较大，长辈们就让我们这辈人叫他叔公。他还会讲传——相当于现在的百家讲堂，什么《三国》、《水浒》、《说唐》，瓜子烂熟，倒背如流。其他人，虽说不会讲故事、笑话，打杂嘴的，倒是有一些，无非就是一些打情骂俏之类，上不得场面，往往还遭众人白眼。所以，讲故事、笑话的福叔公很受人尊敬。来听故事的，都是自己带椅子来，唯有福叔公的椅子，早就有人给他搬来，放在地坪中央，茶都送到他手上，有人给他点烟，有人给他打扇，如果讲得时间很长，大人还叫我们小孩子给他锤锤背、揉揉肩。
有个我称之为古伯母的老太太——现在回过头去想，我称她为老太太，是把她年龄看大了，她那时，应当也只有四五十岁，只是那时生活艰难，见年纪。这古伯母是个苦命人，孤苦伶仃，无儿无女，也无丈夫。据大人讲，她三岁就嫁到了我们这地方，她丈夫，按派份喊，我该喊伯父，在她还未成年时，被抽丁吃粮，后参加远征军，出国打过仗，但战争结束后没有回来过，不知是死了埋在印度，还是活着去了台湾。古伯母对福叔公享受这样的礼遇很有些羡慕。她看见讲故事、笑话的福叔公这么受人尊重，她也想表现表现哦。但是，她又觉得，众人眼里没有自己，所以，尽管她端过很多次的本，打过多次大队支部书记作报告前那样的干咳，或者扭动身子，将椅子扭得吱吱嘎嘎叫——以期引起注意，但最后还是将故事吞到肚子里去了。事实上，众人眼里也确实没有她，根本不知道她会讲故事、笑话，也不相信她会讲故事、笑话。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直接无视。
我有个堂哥，是个赤脚医生，多少有点心理学，看穿了她的心思。有一次，趁讲故事的福叔公去解手的时间空档，堂哥就提议古伯母讲个故事。
一开始，众人有些疑虑，接着又开始期待，只见她端正下身子，打个咳嗽，咕一口茶，——这些，都是开腔的前奏，于是，一地坪人都张起耳朵听。
只听她道：我讲个的故事给你们听下。
一地坪人屏声息气听下文的时候，她却提着椅子起身了。
正在这时，去解手的福叔公回来了，所以，众人并不十分在意古伯母的离开。
第二天晚饭后，我及众人仍然搬着椅子、四脚凳到地坪里听故事、笑话。古伯母当然也来了。
故事仍然是福叔公讲——现在回过头去想，这夜福叔公讲的应当是“传”，不是故事。我记得他讲的，是什么程咬金说，看着薛家兴看着薛家败。然后，程老金仰天打三个哈哈，死了——这应当是《说唐》里的章节。
......
福叔公有个特点，讲个把钟头要起个身，要去解个手。
仍然在福叔公解手的时间空档， 众人想起昨天晚上古伯母只开个场，没有下文的故事，于是要求古伯母把昨天晚上的那个故事讲完。
古伯母端正下身子，打个咳嗽，咕一口茶，开口道：我讲个的故事给你们听下。
说完，又提着椅子走了。
刚好去解手的福叔公回来了，众人仍然不在意古伯母的离开，大家甚至还以为是古伯母谦恭。
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单调得吓人，就吃三餐做两昼，晚上如果坐在家里，点灯还要浪费洋油，所以，男女老少，晚饭后都不约而同到了地坪里。
这天晚上，主讲故事的福叔公，因邻村有人病了，请他放“斋饭”去了。没有了讲故事的，地坪里就留人不住，大家都哈欠之滚，乏味得新鲜。众人又想起了前两次讲故事刚开个头的古伯母，于是再要求她把故事讲完。
古伯母也不推辞，重复着上两次的流程：正身、咳嗽、咕口茶，开讲道：
我讲个的故事给你们听下。
说完，又提着椅子走了。
前两次古伯母刚开腔就走了，是福叔公解手回来了继续讲。这晚没有人讲故事，你开个腔又走，不就是耍大家吗？惹发了众怒。
乡里人本来喜欢接是斗非，互喷口水，这一次，口水就都往古伯母身上喷。
有人说，她本来就是一个白肚子，一字都当扁担认，还想充昂佬讲故事；有人说，她总是哪里痒，见没有人射她，嘴痛。
做赤脚医生的堂哥说：你们说话也不能只要口里有。古伯母肚子里肯定有故事。
堂哥见众人肃静下来了，继续说：
你们注意没有？古伯母每次来听故事，都带两把椅子，但她自己只坐那把吱吱嘎嘎叫的，那把好椅子，她让个茶碗占着，也不让别人坐。
经堂哥一提醒，众人也想起这个心里也早就有的疑虑。 有一个平时经常来听故事的人说，有次自己没有带椅子来，想坐古伯母的空椅子，古伯母不但不肯，还擦了他一个钉甲子。
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
堂哥说：你们下次来听故事，不要给福叔公准备椅子，让他坐古伯母带来的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