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元美

张运涛

1

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是正往县城赶，上午骑电动车赶集摔倒了，手腕老是疼。我不敢怠慢，赶紧联系县医院的医生。我是了解母亲的，不是痛到无法忍受她是不会进城找我的。

要开单子拍照，医生问我母亲的名字。我愣怔在那儿，嘴里涩涩的，发不出声。代元美这三个字，我当然不可能忘记。我曾在无数的表格里填过，毕业登记，晋级考核，出国签证……问题是，这三个字我还从没有读出声过。对于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来说，父母的名字特别神圣，小辈人不能随意乱叫。要是哪个玩伴们大声地叫了谁父母的名字，那就是骂人，就会引来一场捍卫父母尊严的“战斗”。不像现在，大人经常以小孩子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而自豪。也难怪，名讳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据说早在夏商时代就盛行了。《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皇族国戚有名讳，镇守一方的小官小吏也不例外。一个小小的北宋太守田登，甚至禁止州内百姓提到与“登”相关的任何文字，留下遗笑千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还有司马迁，因为父亲名叫司马谈，整部《史记》里没有出现一个谈字。

我的名字就曾经费了一番周折。最初叫讲新，上学的时候老师严肃告诫父母，必须改名，江青是中央领导，我辈不能乱叫。其实也只是读音相近而已，敏感时期，还是改了。第二个名字没叫多久，春节串亲戚时有人发现与我三奶名字中的一个字相同，于是改成现在的名字。

社会进入人权时代，名字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称谓，老百姓借此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标新立异，不惜顶上反传统的“罪名”，李A，王贺西亚……还有人梦想永垂不朽，把名字镌刻在墓碑上，或捐出万贯家产换取用自己的名字给桥梁或学校冠名的机会……

知道代元美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在母亲的一生中，那只是她短暂少女时代的记忆。后来，像嫁出去的所有女人一样，母亲只剩下一个虚泛的符号——代女子。我们那个地方，长辈叫已婚晚辈女人都是某女子。代女子这个称谓跟了母亲大半生，是母亲这辈子用得最长的一个符号——远远超过代元美这个她身份证上的法定名字。

2

女人嫁了人就失去了自已，这也是我们国家男权社会的一个缩影。

代元美的惯性还没有完全停下来，母亲隔三岔五就会和父亲生一场气。因为远离自己的娘家，母亲无处诉说，只好去屋后的小树林里哭上一番。我好奇，偷偷跟过去听过一次。母亲反反复复地哭诉自己可怜，远离自己的娘家，没人为她做主，没人为她撑腰。后来我们搬回到淮河岸边的老家张湾，离母亲娘家近了，也就一公里的距离。但母亲再有委屈的时候，还是躲在家里哭，娘家不回，屋后也去不成了——新房子后面没有小树林可以隐身。有一次碰巧三奶来串门，母亲终于有了倾诉的对象，哭自己如何委屈，如何辛酸……三奶不停地安慰母亲，代女子，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三奶的劝慰下，母亲反而哭得更长久。她哭她在父亲瘫痪时不离不弃的坚贞，哭她为这个家起五更睡半夜的辛苦，甚至哭她为了省卫生纸，把我的废旧书本撕下来揉几揉夹在卫生纸中间充卫生纸的辛酸。我那时候当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现在想起来，母亲身为女人的生活何止辛酸啊。

母亲和父亲的抗争好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主题大到一个家庭的外交，小到油盐酱醋。他们不断地争吵，每一次仿佛都要分崩离析。然而，每一次又都以重归于好结束。他们那一代人的感情，我们似乎很难理解，就像现在孩子理解不了我们一样。

然而，母亲终逃不脱女人天生的附属感。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有人敲门父亲不在家时母亲会条件反射般对外喊一声，屋里没人……

母亲有一次向我讲述过他们结婚前后的事。父亲那时候在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拉二胡。父亲上过几年学，略识文字，前程似乎锦绣。再加上年轻，面容清秀，自然会受到姑娘们的青睐。刘姓大队干部要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父亲，父亲没同意，于是招来百般刁难。父亲正无措，公社把会算帐的他挑选去做了某处工地的司务长。姓刘的不死心，反复向上级诬告父亲的“劣迹”，终致父亲被辞退。1974年，父亲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几至瘫痪。母亲和二姑用架子车推着父亲去求医，医生偷偷跟母亲说，回去准备后事吧。回去的路上，母亲和二姑哭了一路。但是母亲没有放弃，又带着父亲去市里……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父亲从没拉过二胡，我甚至怀疑母亲是借音乐来提高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那把二胡却证物一般确切地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房梁下。虽然是装在严严实实的套子里——禇红色的套子，但二胡的形状还依稀可辨。上面长年累月积着灰尘，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动它。再后来，它就不见了，像舞台上的群众演员，亮相和退场都是悄无声息的。

也许是因为不好意思，母亲故意略去了恋爱的那一部分。但从母亲仍然闪着光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年轻父亲玉树临风的形象。毋庸置疑，母亲那时候肯定是认定了年轻有为的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押到了父亲身上。好在，父亲坚守了他们的爱情，不惜牺牲“锦绣”前程。这应该是他们能够经受得住生死考验的爱情基础。

关于父母，我其实还有好多疑问，但我到底没有追问，怕扯起母亲的伤痛，也怕我自己不能自制。后来便有了我，好多事我也算亲历者，不需要母亲讲述。父亲大病之后虽然行走自如了，但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慢性病，根治不了。父亲的关节就像气象台，天阴下雨之前都会疼。即使晴好的日子，父亲也不能再沾水，不能干重活。

有一段时间，许是田地里的活太重太紧了，父亲累倒了。医生说，是营养跟不上。八十年代的农村，都是省吃俭用过日子，哪家的营养能跟上？没钱买鱼买肉，用开水冲生鸡蛋喝也行。母亲得到这个偏方，每天冲两杯鸡蛋茶，加少许白糖，一杯给父亲，一杯给我。我那时正上初中，母亲说，学生用脑子，营养更得跟上。

坚持了一段日子，家里的鸡蛋却坚持不下去了。鸡蛋金贵着哩，油盐酱醋都指望它。没办法，母亲只好停了我的那份。我已经尝到甜头了，突然停下来，有一种不被重视的失落感。可我从来没想过，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繁重活计的母亲为什么不给她自己补充一点营养呢？

3

我跟母亲话不多——跟父亲也一样。我们表面上都很生硬——躲不过去的话，也就一、两句的交流。这种状况可以追溯到我的少年时代，他们从未对我有过亲昵的举动。农村的父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照顾我下面的弟弟、妹妹，伺弄庄稼……我的成长氛围让我养成了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偶尔打一次电话，很家常地问母亲吃饭没，在做什么。想好的问候总觉得拗口，说出来反而远了，有矫情做作的嫌疑。因为电话少，以至于母亲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很紧张，不停地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一次母亲节——城里早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我鼓起勇气拨通家里的电话，想学外国人说一句“我爱你，妈妈！”但我突然意识到，母亲一个乡下妇女，哪里知道这样的一个洋节？三八节还好，可惜是公历，乡下人只知道与农事紧密相关的农历。

我心里很清楚，我们之间的亲情只在地下奔突，滚烫且羞怯。我天性如此，不喜欢夸张的热情，不喜欢浓烈的表达。也许，我们都怕被烫着吧。

平时回老家我一般都不敢提前告诉母亲。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像待客一样弄几个菜一个汤。毛巾也换上新的，生怕我责怪。有次回家，家里的毛巾用得都看不出颜色了还挂在洗脸架上，我很生气，一条毛巾能省几个钱啊！母亲记住了这事，每次我回去她都会提前换上新的，像城里迎接上边的领导下来检查。要是我哪天不期而至，母亲在厨房的忙碌中还不忘抽出身从里房里拿出一条新毛巾给我用。

工作20多年，每一年的春节我都是在老家度过的。有一次我跟儿子站在当院比身高，我老婆瞄了瞄，说儿子已经超过你了。母亲也在旁边，她坚定地支持她的儿子，哪啊，还是他爸高一些。婆媳俩谁都不让，差一点吵起来。

一眼就能看出高低的简单问题，为什么她们还会有分歧？面对皇帝的新装，两位母亲谁也不愿做那个“无邪”的幼童，尽管她们都曾嘲笑过皇帝大臣们的虚伪。

节后某日，母亲打来电话，问我在做什么。我答，晚上有学生来家做客，正在超市采买。反问母亲，母亲答，没事，在路上晒太阳。我感觉母亲好像有话，她不会打电话就为了告诉我她在晒太阳。果然，母亲说，别忘了，今天你过生。

我总是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因为是农历。农历是农事的参照，我在城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早已习惯了按公历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母亲忘不了，每年的这一天都会给我打个电话。

4

2003年春天，父亲被查出直肠癌。虽然我们对直肠都不太了解，但癌症的后果我们还是清楚的，何况又是中晚期。

从那一天起，母亲和父亲再也没有怄过一次气。

现代医疗的进步并不能终止癌症患者的绝望。父亲的状况越来越糟糕，癌细胞从直肠转移到肝，人渐渐萎缩，直到又一次瘫痪在床。最后半年，父亲根本无法自理自己的生活，全靠母亲护理。

有一次我回家探望父亲，母亲怯怯地递给我一小片纸。那是从一本时尚期刊的夹缝中撕下来的一则药品广告，说是可以化解所有癌症。我受过这么多年教育，当然不信。但我不忍拒绝母亲满怀期望的眼神，照着广告上的地址邮去了几千块钱。十五天后，父亲依然躺在床上，没有像广告中所说的那样精神起来。我当着母亲的面打电话质问对方，人家改口说五剂见效。我看着母亲依然怯怯的眼神，只好去邮局汇去了第二笔钱。

老实说，直到父亲咽气，我都没有多少他危重的记忆。没有深夜里不能自制的咳嗽，没有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喘息，没有痛苦的呻吟……母亲的尽心尽力，得到了左邻右舍由衷地称赞。我们都清楚，母亲并不是为了这些赞扬。

让母亲觉得神奇的是，父亲的生命竟然又多坚持了一天一夜。父亲完全昏迷时，我远在千里之外出差。晚上没有车，我只好一程一程地倒车朝家里赶。一路上，不断接到母亲的电话，问我到哪儿了，说父亲一直看着大门口，等着见他最亲的人。我伤痛欲绝，几乎一天未进水米。车到村口，一棵小树一般的黑影迎上来。母亲反复说，你爸不见他最亲的人舍不得走啊！我搀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那一段路，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近过。母亲轻飘飘的，像是随时都要摔倒。

只剩下36公斤的父亲可怜地蜷在当门的稻草上——这是我们老家的习惯，垂死的人都要从床上挪到地上，身下铺着稻草。父亲果然眼睛向着门的方向，恋恋不舍。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语不成调，只知道一声接一声地叫爸。半小时后，木乃尹一样的父亲如释重负般咽下最后一口气。母亲呼天抢地，不能自制。我太熟悉这哭声，想一想都让人断肠。它让我悲痛欲绝。

你爸没良心，死在我前面。这是母亲平静下来后说过的一句话。母亲除了怀着对父亲的眷恋，似乎还有对我们这些子女的不满。我是负担了父亲的医药费，但他病倒的这一年，我没有给他喂过一匙饭，没有给他翻过一次身，没有抱他出来晒过太阳，更不用说擦屎端尿了……我后来不断反省，我是不是因为自己出钱给父亲看病就在母亲面前漾出过居功自傲的神情？

葬礼稍显奢华，有欲盖弥彰之嫌。包括接下来三年中的所有祭日——周年、七月半儿、清明、十月一儿，我都小心翼翼，恪守着乡下的各种习俗，以期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愧疚，安慰活着的母亲。

张湾从此于我又有了更宽泛的感知。除了生我养我的土地，除了母亲和弟弟一家，还有一座坟。

是谁说过，故乡，其实就是有你最亲的人的坟墓的地方？

5

父亲走了，我们家的房子塌了一个角。这个世上也从此少了一双关注我的眼睛。很多事情父亲已经做完了，把我们扶养成人，起房子，给我们娶媳妇……也有他未完成的，厨房里的地锅还没有砌，东坡地里的稻谷等待收获……无论我活成什么样子，他都是我的父亲，他未完成的活我会一件一件地接下来做完。包括，照顾好母亲。

男人再不济，也是撑家门的柱子。乡下都是这样，母亲永远是家属，是代女子。有的地方甚至唤作，谁谁谁家里的，做饭的。父亲没了，母亲还背着代女子这个称谓，还是没活回代元美。孤单单的，被人介绍为谁谁谁的母亲。

这个失去了靠山的老人，看人时总是一副躲闪不定的眼神。她还不到60岁，身板也早早地佝偻下来。我多么想让母亲也像城里人那样，昂首挺胸，充满自信。可母亲是农民，她的一生都在弯腰劳作，割罢麦插秧、播过种锄地。稍有闲暇，又得去积粪。可怜的母亲，当她兴奋地跟我讲她在路边意外捡到几块新砖时，她不知道我有多么心酸。

我让年届花甲的母亲选择，是愿意跟我进城还是在乡下跟我弟弟住在一起。我刚刚在县城边起了新房子，三层小楼，一个大院子。母亲到我们家，无非是做饭，连洗衣都用不上她。

我有啥选的？你弟弟他们出去打工了，孩子谁管？母亲仍是怯怯的，不看我们。

到年终父亲的生日，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母亲庆祝过一次生日，我们的生日她倒记得清清楚楚。不知道其它地方的农村是不是也这样，孩子们只知道给父亲过生日，忽略了母亲。

我问过母亲的生日，母亲笑着说她也忘了。我知道她不愿说，怕劳烦我们。我问妹妹，妹妹也不知道。身份证上倒是有，可农村老人的出生时间，大多都是随便填上去的。

我想设法补偿母亲，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甚至想尝试一下电视上的教导，给母亲洗洗脚，抱抱母亲，趁她还健康的时候。临了，又嫌矫情。无论怎样，见到我，母亲总是很高兴。她不缺零花钱，不缺吃穿，但她脸上，偶尔也会露出小孩见大人时的怯。村里人说我孝顺，我内心很惭愧，我这哪是孝？至多算供养。我好像从来就没有俯下身子贴近过她，没有真正关注过这个叫代元美的女性的精神空间。

元宵节，可以算作是农村女人唯一的节日。我们当地的风俗，正月十六是女人回娘家的日子。以前因为穷，母亲很少回娘家——这也是父母经常生气的一大因素。我给母亲备了礼物，嘱母亲去姥姥家看看。母亲说，一看你舅那个样子我就难受，还不如不去。话是这么说，母亲还是乐意回娘家的。我舅快50岁了还单着，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不成人。年轻时老是赌博，家里大到架子车小到铁锨都输给人家了，女人谁愿嫁给他？

母亲回来跟我说，等到你姥做不了饭了，我把你姥接过来住一段。怕我反对，她解释说，粮食关那年，你姥自己饿得要死，省下口粮给我们姊妹几个。要不是你姥，哪会有你们？

不久，弟弟家又添了个侄女。小侄女才四个月大，弟媳妇就撇下她出去打工了。我知道照护一个婴儿的麻烦，没日没夜的，怕母亲身体受不了，极力撺掇弟媳妇把侄女带到一岁再出去。母亲反对，你弟弟连个房子都没有，还不让他们趁着年轻出去挣点钱？

6

弟弟不在家，我回老家更勤了。每次在村东头碰到母亲，我都以为母亲自己在家呆不住，来东头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小侄女大了，知道学话了。她奶声奶气地告诉我，奶奶说你要回来，给我带好吃的，我们在路上等你……

有一次，母亲神秘地拉住我，惴惴地问，可否帮我买一辆电动车？在我愣怔的当儿，母亲又补充，不用你再出钱，我平时积攒的就够。

我拒绝了。理由很多，你一个老人能上街几次？再说了，电动车速度那么快，根本不是你们老年人控制得了的。最关键的理由我没讲出来，母亲住在弟弟家，我怕弟媳妇怪她乱花钱。

后来，电动车还是买了。母亲惴惴地解释说，买了一个冰箱，人家加送一个电动车。我知道这只是托词，没有责怪她。我不也继承了母亲的基因，与生俱来地热爱所有新生事物？十几年前，我家里连台洗衣机都没有却花了将近一年的工资买了一台音箱。还有摩托车，哪一件搁当时不是超前消费？

对新生事物充满了渴望，这其实是一种年轻的心态。对那辆电动车，我寄予了隐隐的期望，期望它能把母亲带回到她的代元美时代。

好在母亲那次摔倒并没有骨折，有惊无险。我怕母亲再骑电动车赶集，跟她讲了很多老年人骑电动出事的案例。当然，都是我临时编的。母亲怕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终于同意把电动车锁上，再也不骑它了。

2012年秋，我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之前的准备工作耗去了我大量时间，几个月没见母亲了。走之前，我想回老家看看。电话先打过去，我问，家里需要什么，我随车给你带回去。米啊、油啊，你上街不方便带……母亲打断我的话，啥也不缺！

晚上从家里返回县城的时候，我仍不放心，转回身又问母亲，还要啥不？

你猜，母亲会怎么回答我？

要你！母亲竟然冒出这样“妄为”的话。

邻居笑了，你妈是想让你多回来几次。

坐到车上，我也不禁笑了。这两年，母亲好象偶尔又活回到她的少女时代，活回到她叫代元美的时代。她是父亲的妻子，在父亲的影子下活了几十年。她也是我们的母亲，在我们的依赖中活了几十年。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她是代元美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