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县城

县城坐落在淮河以北30公里处，属广袤大中原的一部分。然而，铁路和高速公路却丝毫不在意它——它离最近的高速公路30多公里，离铁路线70多公里，这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极为罕见。

不像铁路和高速公路，域内78万人没有不在意这个小县城的。城乡统一教材让城里的阳光和月光照射进乡村，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考上大学，吃商品粮，做个不用干农活的城里人，几乎成为每个乡村孩子努力的目标。1989年8月，经过13年的拚搏，我终于如愿以偿，被派遣到县城第二高级中学。这一次不同于高中那三年，我成了小县城的居民，再也不是路过或客居。有资格成为县城的一员，客观地说，有天赋也有自己的努力，甚至运气：合并村办初中，我和两位同学从60多个同学中脱颖而出，被挑到镇中学；两年之后，经过人生的第二次重要遴选，我又和11位同学从100多位同学中杀出重围，考入县城一高；苦读三年，我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涉险升入梦想中的大学。包括后来的工作分配，本来我已经分到乡下的中学——分配方案都已经张贴在县城的十字街头了，县城二高两个班缺英语教师，我又被临时召回。

永远都忘不了我一次来县城时的情景。为了省下从老家到县城的那六角五分钱车费，我借了辆自行车，骑行三十公里，中间还淋了一场雨。那一年我十六岁，来县城参加中招考试。还没进县城，人就怯怯地从车子上跳下来，推着前行，眼睛拘谨得都不知道该看哪儿。阔大的马路给我的感觉是严肃的，拒人千里。外面加了很多条状柱子的剧院，因为造型特别让人感觉格外傲慢——后来才发现再没有那么中规中矩的建筑了。还有县城人不南不北的口音，带着令人讨厌的优越感，似乎刻意与外来者拉开距离。

我对县城还算了解，最熟悉的地方要数农贸市场、书店及图书馆。在农村，读高中的我已经是一个棒劳力了，假期里不时会用自行车驮些豇豆、茄子、萝卜赶县城的集。农贸市场有两个，一个藏在小巷子里，我是跟着同村的大人才摸到的——现在我偶尔也会去这个小市场买菜，每次看到那些蹲在市场最外围仰头和人家讨价还价的乡下菜农，我都会想到我自己。那个时候，我的视角注定让我成为县城的仰望者，并不冷眼的旁观者——大一点的那个市场要好找一些，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往东不远的一条向南的街道里。这辈子我都觉得集贸市场是县城最世俗最生活的场所。讨价还价，挑挑拣拣，还有眼看就要罢集时菜农高声贱卖的吆喝声……

书店在十字路口的那条竖线上，向北不到二百米的距离。我经常会趁周日下午没课的空当跑去看看自己暗暗相中的一本书，生怕在我攒够钱之前被谁买走。读书在那个年代还是一件很流行的事，但说起县城的图书馆，恐怕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每次上语文课（两节连堂），我都会借城里同学的自行车，从书店北边拐入一条小道，穿过那个藏在小巷子里的集贸市场，钻进图书馆。图书馆并不大，只有三间房子的藏书。阅览室也是三间，里面摆满了各种期刊。正是这个小小的图书馆，抵消了高中语文课堂带给一个喜欢读书的学生的失望。

因为一时腾不出来房子，我和另一位同年毕业的物理老师暂时共住一间理化实验室的准备室。我反复让后勤主任确定，房子漏不漏雨——多少年后那个后勤主任还笑我，二楼怎么会漏雨呢？他不知道，我是被漏雨的房子吓怕了。老家的房子七漏八淌，一到下雨，所有的盆碗都要拿出来接水，地上床上粮堆上，都是。赶到晚上，更糟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蜷身的地方，水滴声又此起彼伏，像吵人的摇滚乐，扰得人根本无法安睡。房子打扫干净，我又从仓库回办公桌，藤椅，老式木床，包括床上的箔。看这阵势，除了老婆孩子，恐怕今后我的生活需求只须向学校申领就行了。

女朋友来城里不方便，周末都是我骑着自行车去她工作的乡中学。一年后我们结婚了，她爸极力反对，我家穷，房子七漏八淌的，个子又矮，要是没考上学变成县城里的人，恐怕连老婆都娶不到。喜宴就摆在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实验桌当饭桌，厨师请的是学校的一个工友。好像还有一个小仪式，学校团支书是我们的证婚人。之所以记忆很模糊，是因为我们疲于应付比仪式更重要的事——招待来宾的费用……不久，学校照例分给我们一间房子，顺带一间小趴房做厨房。房子在西北角，是学校最早的教师宿舍，一间挨一间，走廊公共。一到吃饭的点儿，每家门口前的走廊上都摆出小饭桌，跟我在老家张湾没多大分别。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工作在县城，家安在了县城，这才算在县城扎了根，这才有公家人的样了。

儿子就是在这间小房子里出生的。他后来填过的各种表格里，出生地一栏都是县城，完完全全脱离了农村。也就是说，他比我少奋斗了十几年。我们家又多了个孩子——我自己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我几乎每天都要进城转一圈，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酷冷的冬天，好像不这样人家就不知道我也是这2.9万个县城人之一似的。县城其实很小，四条街道井字形散开。东边的那条竖道，南面紧贴着一高——我的母校，北面连着县人民医院。西边的那条——现在叫中心街，贯穿县城南北，是主街，由南向北依次有油厂、中医院、剧院、新华书店、粮食局、卫生局、一小、一中。化肥厂和二高在郊外，分别挂在中心街延伸线的两端。井字上面的那条横线，最热闹，是条商业街，有商场、外贸局、商业局、汽车站、麻纺厂、物资局、电影院、戏院。那两年，竞赛似的，外贸商场、正阳商场、正阳大厦、购物中心争先恐后地建起来，让人恍如置身的是一个商业大都会，而不是小县城。井字下面的那条横线，东半拉有两座四层的大楼，县委、县政府。再往东，就是人民医院。

我喜欢逛街，永远也逛不够似的。走在大街上，听着远处商店里传出的“跟着感觉走”，那种主人的自豪，不自觉地都写到了脸上。

有一个巷子我特别喜欢，我有两个高中同学都住在那儿。它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椿树巷。比起人民路富强街开发大道之类的，椿树巷是我最钟意的地名，简单明了，意蕴悠长。与农村的张湾、闵庄、张后相比，显然更有文化味儿。

冬天，我喜欢在县城的商场游荡。这时候的县城，像乡下过年的集市，比平时热闹得多。地里的活忙完了，乡下人开始有心张罗相亲结婚这样的闲事了。大街上经常有这样的适婚男女，走在前面的是男生，脸有着藏不住的欢喜，眼睛和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女生扭扭捏捏，保持着几步远的间隔。陪着准新娘的往往是她的嫂子或姐姐，脸上总是挂着戏谑的笑，明显有着局外人的大方与坦荡。有时候，这样的三个人会蹲在商场的拐角处，争论着冬天的衣服是不是要多备一套，皮鞋要什么牌子的，被罩什么花色的好看。旁边，放着一个艳俗的笨重箱子。

我喜欢远远地观察他们，那种欲迎还拒，欲语还休，透着人性之初的认真与纯粹。我的心里充满着对他们的怜爱，要是没考上大学，我也会跟他们一样，大街上隔着一尺让外人看的距离，心里却恨不得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

北关医院里面叶姓同学的家是我那几年去得最多的地方。第一次去，我还在上高中。叶姓同学为了打消我的顾虑，极力夸他妈妈待客的热情。近门，一个果然很好的中年妇女从摆在当门的缝纫机后面抬起头，眼睛翻过垂到鼻尖的老花镜框，招呼我，来了？我嗫嚅着，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城里人家里做客。手足无措，吃饭都憋着，不敢弄出声响。我还记得那顿饭吃的是饺子，端上来却不是盛在碗里，而是集中到一个大盘子里。每人面前放一小碟，碟子里面是醋和香菜。我学叶姓同学搛起一个饺子在小碟子里蘸了一下，真别致的味啊，没想到饺子还可以那样吃。自此，叶姓同学开始婉转地接济我。衣服虽然是他初中时穿过的——他一米八多，但仍比我身上的任何一件都要好；夏天我没有凉席睡在教室的桌子上，他以他早读老睡过头为由让我去他家陪他以便叫醒他……

在我老婆调到县城之前，我懒得做饭，去叶姓同学家蹭饭由习惯变成理所当然。他父亲是离休老干部，母亲是家庭妇女，饭菜丰盛不说，还总是变着花样。

1995年，叶姓同学举家搬迁到陕西渭南。那是真正的城市，下辖几个县城和一个开发区。人往高处走嘛，我为朋友高兴。可搬家的大卡车装满东西就要离开时，我还是很难过。且不说舍不下那些蹭吃蹭喝的福利，关键是，到哪里再找到一个如此贴心的朋友？尤其是，他还是县城的原居民。

叶姓同学走后，我进城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一个周一次都保证不了。那段两公里的进城路，有一截是上坡，骑车会很吃力。当然，这不是理由，因为县城已经有载客的三轮车了。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县城已经搬过五次家。第三次搬家，是因为学校有老师要搬到校外，腾出一套房子。房子很小，只有51平方米，但是楼房，三楼——那是学校当时唯一的一栋教师宿舍楼，每户集资两千元。我听闻风声，紧追校长。住楼房，那可是我们家几辈人都没敢想过的。

再回老家，我更有底气了。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下乡这个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是个城里人。一个下字，充满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于我这样的乡下孩子而言，下乡其实就是回家。但我更喜欢下乡这个词，一下子就撇清了我与农村的关系。我这个家族，有不少人在城里谋着大大小小的官，我一个教师在他们面前有点自惭。不过，走在家乡的土路上，我的身上照样涂满了乡下人的艳羡眼神。

老家人进城很少来找我。学校在县城北关，离真正的城区还有两公里，我们像是在郊区——事实上也是。九十年代初，县城还没有三轮车，来去都不方便。我老婆周末从乡中学赶过来，还有一段夜路要走。那一段路黑沉沉的，没路灯，她害怕，我也担心。这个时候，我隐隐会生出一种被县城疏远的自卑情绪。

二爷一家也进城了。二爷有两个儿子都在县城局委领着不薄的俸禄，他们比一般人更敏锐地意识到县城发展的前景。跟着进城的还有我叔，他在县城编藤椅，顺便找了个媳妇，在城乡结合部安顿下来。

我趁机回去劝父亲。为时已晚，老家的宅基地上正热火朝天，三间平房的地基已经打好——这是父亲为尚没有女朋友的弟弟所做的最后努力。

我在县城的第四个家，是老婆单位的集资房（她已经调入县教师进修学校）。筋疲力尽地凑齐那五万元集资款，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这辈子再也不用操房子的心了。1998年，我们搬进一百零八平方米的新居，三室两厅，有书房，两间大卧室。最让我满意的是，新家向南挪了将近一千米，几与县城连成一片。

县城缺山少水，喝酒是这里最主要的消遣方式，而且，酒风粗砺。每一年，都会有三两个人被喝死。变化发生在1997年，似乎一夜之间，以前颇显荒凉的南环路突然热闹起来。那是井字上边新添的一条横线，酒店、舞厅一家挨一家地排在它南北。适时兴起的交际舞、卡拉OK，把人们的兴趣从酒上转移开来。

陪舞的小姐顺应而生。据说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政府明令公安不得擅自去酒店执法。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街头两位老者的对话。

风气日下啊，搂搂抱抱的，像什么话？

哪来这么多小姐呢？

是啊，我们那个时代怎么没有呢？

现在的年轻人，真他妈的好。

我捂着嘴笑，他们这是羡慕呢还是嫉妒？

那两年，小县城的开放就是男女都可以肆意妄为。“打闷棍”由此而生，先是某公司经理，接着是一家工厂的副总，某商业公司的会计，某单位小头目……直至有人被打死。凶手的目的并不是打人，而是垂涎与男人躲在黑暗僻静处的女人。闷字形象贴切，背后袭击，不声不响。至于男人的死活，全凭凶手下手的力道与方位。

如《皇帝的新装》中的两个骗子，他们是武骗子。倘若没有失手打死人，受害者哪个敢报案暴露自己与婚外异性不能示人的阴暗关系？

恐怖和艰辛都没能阻挡人们进城的脚步。户口破天荒地开始了买卖，过去只能凭汗水和荣誉换来的非农业户口，物化成了八千块钱。兴许是受了放开的粮油市场及公房改革的影响，响应者并没有预期的拥挤。价码因之下降，六千五千，到最后，我们奋斗十几年才换取的非农业户口只值区区两千块钱。

新旧世纪之交，县城人口达到4.5万。

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我几乎没出过县城。深居小县城并不是为了写作体验生活——我那时候对这行还没起心动念——这是我无法改变的生活。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憎恨它，憎恨这种自己不得不日夜“体验”的生活。

不要说县城以外，就连学校都很少出。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太过枯燥，就像一个人的餐桌，盘子里永远是猪牛鸡鸭、萝卜番茄之类，总让人疑心是头一天的剩饭。课也是，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循环往复，一下子就能看到二十年以后的自己。我还没有远离尝试新生活的冲动年纪，我需要变化。变化什么呢？我跳不出小县城。要扔掉几代人望眼欲穿的铁饭碗，不要说父母亲朋不支持，我自己也割舍不下。要不然，九十年代初的教师离职潮早把我冲到南方了。改变是必须的，思忖良久，我决定搞创作——我其实早在初中时代就是一个像样的作家了，学校黑板报上经常有我的作文。

第一篇的顺利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我。那是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散文，《教师手记》，先是刊发在《教师博览》上，很快又被《青年文摘》转摘，光稿费就挣了600多。我信心大增，从此把自己当成了作家，上完课就回去读书，写作。

我给城市的白领们编一些爱情故事，加上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熟悉的时尚符号，星巴克，立交桥，酒吧，舞厅，KTV……很快，我的名字后面缀满了各种报刊的名字，我成了传说中的写手。县城报刊亭里的杂志我几乎都上过——那是我开始写作时的梦想。

县城虽小，作家却不少。两三篇豆腐块挤上报屁股，都会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碰上人家高兴，还会慷慨地再送一个形容词，著名的。我却越来越心虚，怕在县城被人随随便便地称为作家，更不用说那个酸味十足的形容词了——总感觉有嘲笑讽刺的意味。

动力总是来自外面的世界。央视七套记者来做一个农村贫困生的节目，县电视台借用人家的策划，套拍。八月初的太阳火辣辣的，人一动就一身汗。为拍好一个学生从田埂上回家的镜头，央视记者反复了七八遍。对比鲜明的是县电视台记者，他们只跟着拍了一遍，就跟我们一道躲到阴凉地里。我得出结论，决定我们成败的不是我们的技术或平台，而是我们的态度。偏远安逸的小县城极易令人心思涣散与世无争，但敏感警觉的人总能接收到来自远方的刺激，这种刺激让他们不敢太放松，不敢懈怠。身临其境，我感受尤深，这种原始的、不求上进的生活经常会让对我充满了期望的人失望——我不该住在这儿。可是，不住这儿住哪呢？难道回我的张湾？

做写手几年之后，我父亲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倒没觉得他有多么重要，他走了，我好像突然就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里，茫然，浑噩。一个相熟的编辑在QQ里劝我，你的语言这么好，为什么不写纯文学作品呢？我嘴上犟着，心里却在翻腾：是啊，总不能老写那些垃圾文字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作家！还好，第一部中篇小说《我一直在演一个我自己》顺利发表。两年后，我已经在很多老牌文学刊物崭露头角——权威期刊《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小小说选刊》等均多次转载过我的作品。我不敢说我在这个小县城写得最好，但我绝对敢说，我是这里最勤奋的作家。

必须分出点笔墨给一个县官——他是怀着凌云的壮志上任的。县志上说，李新中是建国后此地第二十任县长（2006年代县长，2012年离任）。该县官大学中文系出身，博古通今，出口成章。我猜，来之前他肯定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要不然，也不可能从此地差不多2000年的贫瘠岁月中打捞出黄宪黄叔度这个人物。黄叔度，东汉人，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淡泊名利，被远近奉为圣贤。李新中力排万难，将一直占着黄叔度墓的教育局拆迁掉，原址改建为黄叔度公园，并在步行街及广场等显要处，向市民推介此人。以至于，黄叔度很快成为县城文化人引以为傲的一个点。然而，他离我们真的太远了，就像我们面对老外反复絮叨古代的四大发明，心虚是难免的。

县长也喜欢文学，要调我去文联——其时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短信。我还算冷静，年届四十，在政界已没有发展空间，工资也会从高级教师降为普通办事员，少五六百块钱。考虑到写作的需要，我最后同意借调。

儿子的命运可能也因此改变。他本来已经坐进了高三复习班的教室，我呢，冲着他的踌躇满志，也接受了复习班英语教师的授命，爷俩正合力向高考做第二次冲刺——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的目标是北大。借调的机会到来时，我自私地让儿子上了一所三本院校——学校还不错，是他钟意的。就这样，刚满十七岁的儿子离开了县城——也可能是再也不回来了——急不可耐地冲进他自己的生活中。

文联办公室在县委办公楼上，在这座完全可以称得上全县心脏的小楼上，一个小办事员都会活得异常滋润。除了他们手里握着的特权，他们还掌握着一些无价的信息——无价到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比如上级下来检查的具体日期啦，提拔考核啦，领导动向啦……在一个一切都讲关系的小县城，我无疑进入了权力的中枢。这种感觉，首先来自消息的传播速度上——我到文联的第二天，整个张湾几乎都知道了我的这次调动。农村人不明所以，说我从政了，当官了——在我的老家，大小是个官，不要说科长局长，哪怕是个股长，方圆几十里都会有人念叨你。我母亲呢，也自豪地跟人家炫耀，我儿子在县委上班。也是，文联毕竟属于县委领导。但老家几乎很少有人明白，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的文人。

文联处在这个心脏的最边缘，边缘到很长时间都没有主席、副主席——也就是说，在同级别的官员中，没有多少人会对这个部门感兴趣。我周围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文联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的，我只好耐心跟他们解释。办公室在顶层，四楼——这个楼层也多多少少证明了文联是一个多么无关痛痒的小单位。除了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副主席仍在主持工作，办公室还有一个股长，一个借调人员。

马姓股长也是一个滋润的人。不过，他的滋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烟抽得厉害，茶沏得也酽，还喜欢杯中物，不喝到微醺不尽兴。他先前是个画家，但已经很长时间没作过画了。不过，他的狷介自守倒是在那两座楼上很是闻名，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县城的行政干部中。别人偷偷地洒酒他会当面批评，政协开会那么短的路程还要大巴接送他实名举报，喜欢跟人较真，跟人抬杠……典型的魏晋名士风范。年届五十，他还只是个股级干部，在那个容易进步的地方实属罕见。我的好几篇小说里，都有他的影子。

如果说之前在学校的那二十年我是在坐井观天的话，那么文联就是井口。我发现，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精神上，我从来都没有离县城这么近过。县城似乎突然间就不一样了，谁谁谁跟县委书记有关系，谁谁谁被双规了，谁谁谁不会混事竟然顶撞起局长来……我暗生骄傲，日常话题再也不是昨天哪个老师被学生的问题难住了，今天早读谁又来迟到了，月考哪个班的成绩最差……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称谓。似乎没有顶官帽介绍人的身价也会大打折扣，我因此经常被模糊地介绍为主席——作协或文联，你自己猜。我领了介绍人的好意，在一个官本位严重的小县城，帽子如其说是你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中间人的脸面。后来，有个正科级官员补了文联主席的缺，他可能意识到主席或副主席都是一个正规的职务，开始介绍我为作家。相比暗杂着揶揄的“主席”，我当然更喜欢作家这个实实在在的称谓。

县城长胖，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就像每年我们发现护城河边的柳树突然就吐新芽了。先是环城路，然后又有了规划中的二环。向南，与先前荒凉的化肥厂连成了一片。化肥厂没了，变成了集团公司。产业集聚区里集聚了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向西，规划到了新高中——县城像一个势利小人，一直努力地朝着高速路、铁路的方向发展，以至于整个井字的西面多出了好多横横竖竖的笔划。各乡镇也都在路边设立了工业园，几间房子包围着园内的荒草。在这个以工业文明为唯一指向的时代，小县城既往的农业文明无疑是落后的。领导们雄心勃勃，试图把一个农业大县跃进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我得承认，身为一名教师，我的眼界不够开阔，看不清这个飞速前进的社会的走势。

房价开始飙升，最初在每平方米三位数上慢跑，到了2009年，迅速突破到四位数。上升是必然的，要不然，10万常住人口都住哪儿？买不起房，我只好在环城路边上买下一块地，自建——到底是农村人，我们越来越艳羡别人家带院子的房子。地是县城郊区某村的，成排卖。我联合了学校的几位同事，但还凑不够。没办法，只好自己多要了一片。开工之前，临时决定将其分成两块，两栋一起建。

所谓自建，只是自己买地自己设计而已，真正的建筑工作，都承包给了县城周边的包工头。这让我想起了30年前老家建房，沾亲带故的都来帮忙，拉土垫宅基地，和泥垒墙，上梁上瓦……房子建好后，左邻右舍又都来祝贺。房子的一土一瓦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如今呢，房子商品化了，这边交钱那边交给你一套造型统一的商品房。

新家离县城更近了。出门就是街，这才像真正的城里人。这是我的第五个家——我汲取了教训，没敢说这一次会一劳永逸。小县城发展如此迅猛，不要说十年二十年，一年两年之后的事谁能预知？巧合的是，新家离我高中时代的女朋友的娘家很近。偶尔我还会想起过去，想起她家附近的那个清澈池塘。说不清当年我的恋爱是冲着她的菜农身份还是冲着她说“我们院”时的那种优越感。

两栋房子卖了一栋——房子不愁卖，人像疯了一样，到处找房，更何况还带个大院子。就这样不经意间，我也当了一回房地产商，白白赚回一套新房住。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开发商们大批涌入小县城寻找商机。有一个段子说，一个从大中型城市抽身出来的房地产开发商一到县城就给自己的同伴发短信：钱多，人傻，快来。

机敏的领导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能开发的都开发了，油厂、酒厂、麻纺厂、水泥厂、磷肥厂、球铁厂、蛋白质厂、皮件厂、针织厂……房地产业迅速成为县城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时，政府开始严格控制私人小块土地使用证及准建证的发放。说白了，也就是保证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2011年，小县城的一块土地挂牌竞拍，成交价竟高达每亩221万。这一纪录没能保持两年，县城又出现了每亩303万的新纪录。政府名利双收，欢欣鼓舞，犹如大跃进时代放了一颗卫星，不同的是，后者是弄虚作假，前者则是实打实的数字。这种拍卖最直接的结果是，小县城的房价如风助火势，2015年4月已接近每平方米4000元。

财富的神话在小县城沸腾，烧得人心里哔哔剥剥的，按捺不住。县城的新贵们也不甘落后，正做得风生水起的饭馆不做了，一直前途光明的钢铁生意也不做了，日进斗金的洗脚城也关门了，他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房地产行业中。此番景象，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市民争相排队购买股票时的盛况。我身边就有两位胆大勇敢的同学，几年间不停地换车明证了这个行业的一本万利欣欣向荣。

伴随地价上升的是楼房的高度，最早是四层，然后是五层六层，最近几年更是隔级蹦，八层，十二层，十八层，二十层，二十三层……据说，有开发商正在筹划建一座二十八层的大楼。

传言开始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追逐。那些来淘金的房地产商与赵姓县委书记的亲密关系，赵姓书记喝酒只喝茅台、抽烟只抽大中华……更有一则传闻说，小偷在县委书记住室偷走了97万元现金，但赵姓书记不承认，说被盗的款数只有几千元。这些被挡在大道之外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让人不敢相信。

县城是这个大时代的缩影，紧身裤，一步裙，挑染的发色，传销，融资公司，虽然总比大城市慢了半拍儿，但毕竟都没有漫过我们这个县城。这里也有农民工——农忙的时候他们又成了农民，有下岗工人，有包工头，还有政客，暴发户。白天我与他们打成一片，晚上我再用心地把他们记录下来。

第一次在县城经历亲朋好友的死亡，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二十二年。死者叫红，高中时的同学。红同学父辈就是县城中人，微胖，慈眉善目，面容祥和，为人处世也透着县城人的大度与宽宏，表里如一，菩萨风范。他先是单位的保卫科长，后荣升银行副行长，据说马上就要异地扶正，却猝死。心梗。他老婆——也是我们同学，两人的婚姻是我们高中时代恋爱的仅存硕果——哭得惊天动地。我忍着痛，没有落泪。但从殡仪馆出来，回头看到墙上挂着的“沉痛悼念红同志”横幅，白底黑字，年轻的名字竟在这种庄重肃穆的场合出现，终于没忍住。

同年秋，我被鲁迅文学院录取——我还记得2008年我站在鲁院大门前跟我的一个学生说过的话，什么时候我能来鲁院读书就好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从县城到北京这样一个能够举办“奢华奥运”的一线城市并没有让我多激动，相反，我倒是有些茫然。那四个半月，我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样，趁此机会游遍北京。北京太大了，你走得越远体会越深。到处都是人，地铁站刚送走一批，旋即又被填满。但我却无来由地生出一种无助感，倦怠感。

鲁院的同学几乎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省会大城市。我密集地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听外教上课，第一次吃韩国菜、日本菜，第一次吃披萨，第一次……最为典型的是苏州的朱姓同学请我去喝卡布其诺，反正自己也不出钱，我连喝了两杯。回到房间，半夜里还睡不着，肚子发胀，只好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散步。第二天讲与他们听，一个个都笑翻了。

话题也都是新鲜陌生的，移民，证券，热钱，融资……我被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他们一点也不像小县城里的人，促狭地关心你头天晚上跟谁吃了晚饭，喝了多少酒，是茅台还是五粮液，也没人在乎你和你邻居的周末生活。他们绅士般地离你不远不近，维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这种距离既不会让人过于亲热，也不会有争吵。我在努力适应，努力保卫着自己的无知，努力补课。但我必须承认，我开始没出息地怀念起我的小县城，也许这是大城市的新鲜感消失之后的正常反应。小县城虽小，却充满了人情味。

年底回县城，远远看到那个竖在县界处的广告牌，巨大的红字让我羞愧不已：“北京有个正阳门，河南有个正阳县。”就像天南地北的两个人，落魄者踮起脚尖终于找到与显赫者之间的联系——头上都长着五官——而沾沾自喜。莫名其妙的广告语，看着让人卑微心酸。

县城突然就不像县城了，几个十字路口都装上了红绿灯，禁止左转。是的，车多了，好车也多了，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宝马奔驰宝时捷法拉利……我一时有些恍惚，还在北京？周围的乡音却提醒我，不，这是我的县城——这个偏远的小县城也染上了大城市的流行病，空气污染，堵车，楼房都长得一个样……还有了步行街——县城哪条街不是步行街呢？大城市成了小县城趋之若鹜的理想，不信？你再读一遍那个巨幅广告牌上的广告语。

2012年，对我这个心向文学的人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7月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资格审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作协会员，二是被中国作家协会确定为“探索人生” 第四轮中美青年作家文化交流活动的中国作家代表之一。

中美青年作家文化交流的第一站是上海，美国作家到中国来访问。

上海市作家协会在巨鹿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内。一进大门，就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小楼，细腻的海派韵味与小县城粗犷的原始形成鲜明对照。上海作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栋大楼是民国时期上海的豪门望族刘吉生送给青梅竹马的妻子四十岁的生日礼物。建筑师邬达克，匈牙利人。花园里的那座大理石女神雕像，是邬达克在意大利订制后送给刘家的。女神裸露着美丽的胴体站立在水池中央，双手举着飘扬的绸带，高雅而略带惆怅的面容向着天空，仿佛向世人宣示情爱的真谛。女神的形象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普绪赫公主，她最终与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邬达克想以此来象征刘吉生与妻子纯洁的感情。

按说，县城的历史并不输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四千多年前，县城就是古慎国，废国设县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前）。然而，县城又是没有历史的，除了近几年发掘出的一些远至商周的墓群，县城没有留下什么古迹。不像上海，世事沧桑都写在一座座老建筑上。作协公办大楼里面的楼梯是弧形的，黑铁的扶手，有点像王安忆笔下《长恨歌》中王琦瑶租住的房子。内里的房间高大宽阔，老式的铁框窗户并不显土气乏味，反倒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室内从罗马柱到门楣的装饰，做工都透着上海人的精细，以及欧洲十八世纪的巴洛克风格。特别是天花板上的缠枝纹与卷草纹浮雕顶饰，以及硕大的水晶枝形吊灯，繁复缠绵，又不失简约端庄。真正的艺术，就连美国作家们都赞叹不止。

10月底，我们一行五人又飞到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芝加哥。狭隘的我还是不太习惯，那里的天空像小县城拥挤的街道，被划成了很多块。芝加哥一向有“摩天大楼的故乡”之称，四十层以上的楼厦大约有50座，十层八层的到处都是，摩肩接踵，你勾我连，把个城市的地上空中塞得满满的。最有名的要数西尔斯大厦（Willis Tower）了，它坐落在市中心偏西，顶上两根巨型天线直刺青天，深褐色的铝质外壁和青铜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璀璨发光。这座大厦如果算上两个线塔，高达520米——保持了20多年世界最高建筑的纪录。楼在空中形成高低错落伸缩形节奏，类似中国民族乐器中的“芦笙”形象，不但造型变化丰富，而且有种稳如泰山的效果。

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久久无法入睡。一通郑州打来的电话，让我意识到自己身处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来的更远的异国。对方通知我参加下周就要举行的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签约仪式。好消息真是接二连三，我都有点懵了。说实话，我那时候甚至还不知道文学院的院长是谁。

不知道是我的时差还没倒过来，还是城市太过奢华，乘游轮在芝加哥河上观赏时，总有一种在梦里的感觉，直到我们到了另一个城市，爱荷华。

说是市，爱荷华其实很小，小得不及县城的一半。整个爱荷华市的人口还不到七万人，相当于我们县城2008年的常住人口。严格来说，爱荷华只是所大学，大学城。这里汽车并不多，甚至红绿灯都少。有天早晨我起了个大早，从北到南步行用了不到十分钟。饭馆也好找，就那两个地方，不像在芝加哥或北京上海。因为小，能让人迅速熟知它的每一个角落，药店在哪儿，书店在哪儿，哪个饭馆的饭菜好吃……我要的不多，爱荷华这样的小地方已经足够。

天宽地广，出了城就是玉米地——我们去的时候玉米刚刚收过，秸杆被机器打成捆，还留在地里，远看像中国的石磙。我们县城同样天宽地广，秋收过后，县城外面的庄稼地也是空荡荡的，偶有还未放倒的秸杆，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响，像小县城的旗。一万多公里外的爱荷华，让我这个农村出身的人陪感亲切。

每次从外面回到县城，我都有种怪怪的感觉。如果说从北京回来感觉粗鄙的县城像突然套了件华奢的外衣的话，那么，从美国回来我则像从绵软的太空中落到了坚实的地面上。美国那么虚幻——北京上海也一样，虚幻得像一场电影里的布景——相反，县城却真切得让人踏实。

县城其实平凡无奇，房子乱七八糟没有规划，道路拥挤不堪，三轮车肆意拐弯、停车……可它又那么亲切，一草一木似乎都与我息息相关。有人问，既然小县城这么好，你为何还拚命地朝北京上海芝加哥那样的大城市跑？我想了想，发现自己拚命地朝外跑，不过是想找个同类聊聊我的孤独。还有，文学。

我承认我有些虚荣，之所以如此热爱文学，因为它给了我在其他场合得不到公平。我喜欢他们在非正式场合作家长作家短地叫我，不管本意是赞赏还是讥讽，但面子上的随和与亲昵还是让我充满了成就感。

同样得到正义和公平的还有我的小县城，尽管有些迟。2013年8月，赵姓县委书记被纪检部门带走，一时轰动全城。早晨我去单位，连路边卖油条的都在议论此事。很快，先前有关他的所有传言都得到了证实——乡镇书记或局长的官帽最高卖到120万。房地产业也遭重创，几个卖地的村官被抓，开发商关的关，跑的跑。

也是这一年，我儿子大学毕业了。我当然希望他回县城，这个像融进了我的血脉的小县城，我尽我的力量能让他如鱼得水。你不是说那些公务员考试易如反掌吗，我激他，回来试试吧。儿子的拒绝很坚决，我要的是更多的可能性，你那个小县城有吗？

儿子背影坚定，义无反顾。我无法理解他为何背弃这个我已为他打下江山的小县城而选择外面的那个大世界，这可一点也不像我和我的父亲——我们的理想出奇的一致：进城。儿子的选择于我也是一个刺激，人要活得自我，活得畅快。2014年元旦，我结束了在文联的借调工作。这虽然是一个与文化攸关的部门，但照样脱不了官场的气息。就像再优秀的官场小说也还原不了真实的官场一样，我也没有能力来全面总结我的感知（这段长达四年半的借调生涯，今后我还会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讲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感谢——如果说之前小县城在我面前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的话，那么无疑，文联这几年，它掀开小县城的面纱，峥嵘也好，凡淡也罢，让我得以从另外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世界——这对于一个作家多么重要。况且，除了李姓县长之外，这个阶段我还遇到了另外几个生命中的贵人，王静娴，邵奉公……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麦收季节。虽然县城人口早已高达12万，但大街上还是多少显得有点冷清——行人稀少，很多商店都关了门。县城是离乡村最近的地方，生活免不了会受到乡村生产的影响，更何况一个农业大县。我心里空荡荡的——我指的不止是县城，还有我的内心。我只是小县城的十万分之一，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没有几个人读过我的文字，就像没有几个人能感受到我心中的热爱。

据说，全国一共有2856个这样的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