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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学员

散文
201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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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告别

1 

过去上学,跟现在孩子钢琴考级似的,要经历很多台阶。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县里,从县里再到外面,一步一步走向离家更远的大世界。

小学毕业时,美一下子考进了镇上的初中。我呢,还留在村里上初一。我和美同班,她长我一辈,和我父亲同一个爷的兄妹。乡下的女孩子,做事都认真,放学回来不是洗衣做饭,就是做作业,父母便处处拿她当我的榜样。美在我面前却一点儿也没有预料中的骄傲,依然很谦虚地夸我聪明,叹惜自己只知道死抠。

我自觉美的话很客观,她还算诚实,知道自己不聪明,只有靠老老实实中规中矩这些虚泛的美德来装潢自己。我是那种不守规矩的坏孩子,美正好做了我的一面反光镜,照出了我的放浪。所以,免不了对她心生怨怼。美当然莫名其妙,一辈子不跟你玩了。这是美常说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年龄,似乎都喜欢说一辈子。一辈子爱看电影,一辈子不想干活……一辈子,绵远,悠长,藏着未知的神秘,意味无穷。

一年后,我也通过考试被选拔进镇里的中学。某种程度上讲,美是驱动力。我得让人家看看,我并不比美差。有我在后面追着,美比先前更勤奋,只是成绩总上不去。两年后我考到县城的高中,美落榜,回村里做活。

来年春上,我刚从学校回到家,妹妹便讨好地把我拉到里房,说是要告诉我一件大事。美死了。

二十多年前的好多事我都忘了,但那个晚上我还记得很清楚。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村当时还没用电,里房里早已漆黑一片,连站在对面的妹妹都看不到。

跟咱三奶在地里斗嘴,回来就喝药死了。

我好像始终没有讲话。妹妹可能以为我对这事不感兴趣,有些失望,撇下我走到外间。

我在黑暗中呆了好久。美,真的一辈子不跟我玩了?我这个年龄,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寂寞啊,空虚啊,经常挂在嘴头上。当实实在在的孤独与无助袭来时,我很无措。黑暗使无限漫无终点,它分隔了人的视线,也分隔了人与人的空间。黑暗与死亡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成为我人生的一种经验。

第二天一早,母亲发现一只小鸡儿死了。我们这里,春上家家户户都要孵一窝鸡儿。喂到秋天,小公鸡八月十五正好宰了过节。今年这一窝算是比较多的,23只。小鸡儿并没有死透,身子还绵软着,母亲让我去敲葫芦瓢。这是乡下公认的挽救小鸡儿的方法,葫芦瓢罩在小鸡儿身上,轻轻地敲。敲着敲着,小鸡儿就兴过来。小孩子都喜欢接受这样的活儿,它有着典型的游戏色彩,轻松,还有成就感,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小生命的死而复生。我性急,敲几下就想掀开看看小鸡儿是不是有了动静。

葫芦瓢下果真有了动静,小鸡儿兴过来了。妹妹跑过来看,小鸡儿已经睁开了眼睛,有点儿惊惶,像是做了一场恶梦。妹妹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跟母亲说着什么。我的心思依然在美身上,美可不是小鸡儿,敲敲打打就能回到尘世。

我心里反复模拟着美和三奶的争吵。我能够想象到美对母亲的失望,我死了你们就好过了。孩子们都喜欢用这样的话来刺激父母,奏效得很。碰巧三奶也强势,争吵中言语难免恶毒。死去吧,死一个我少操一份心。有痛心,也有失望。美姊妹六个,父母操不完的心。农村里,母女、婆媳都是这样,吵架的时候恶狠狠的,过一阵子,又好成母女或婆媳了。美还小,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母亲抗衡,一气之下只好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做赌注。

抢救服毒者的过程要比敲打葫芦瓢粗暴得多。朝嘴里灌粪水,让她吐出药物。这种方式太肮脏,下作,让我根本无法和整洁干净的美联系在一起。我正想像着美最后的挣扎,反悔,三奶来了,借锄头。三奶一如既往,从她脸上看不出与美有关的过往。美输了,三奶没有痛彻心扉,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她的眼睛从我身上漫过,虚虚地瞭向空中。这倒是很意外,以前三奶总是老远就叫我的名字。我敢肯定,三奶从我身上看到了美,我更容易勾起她的心酸。三奶不愿意向自己的女儿低头,倔强地掩饰着自己的伤悲。我猜,三奶可能正用毕其一生的力量撑着自己早已废墟一般的身体——人已经走了,示弱给谁看?美没有良心,父母养了十几年,就这么走了。这是三奶对女儿最直接地评价,尽管小心翼翼,悔意还是不小心泄露出来。

那两天,我没有主动向任何人提起过美。没有问过她们母女的争吵,没有问过抢救美的过程,甚至连美葬在哪儿都没敢问。揭开伤疤,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残酷的。况且,我还不具备问事的权力。我们这个大家族,我爷兄弟仨,我父亲那一辈男丁十一个,我虽是我这一代的老大,可辈份最小。

回到学校,我的脸上还写满了失落。那时候,我们都小,蓬勃,也意气。我正痴迷于文字,日记中对美的纪念连篇累牍。“美储存了足够的能量,还未来得及绽放便遭遇心魔的袭击。她死于极端的纯洁,死于自我的坚持。她因此而完美,而永恒。”死别,似乎痛不欲生。

后来,我也想到过死,在高中院墙外的油菜地里。好像是因为钱吧,家里拿不出我继续读下去的费用,我惆怅地躺在油菜地里,痛楚被无限放大。可我下不了决心,父母,学业,理想……都成为牵绊。

现在想起来,那种矫情,可爱,也可笑。能够承载它的,也只有青涩的青春。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自杀了。也是在一个黑夜,他钻进了一座废窑,再也没有走出来。家人找到他时,他很安详,屁股下是几块废砖,双手放在膝盖上。一个周以前,他还来我的单身宿舍吃过饭。印象最深的是,他吃素,当场留了一首小诗给我。同学中没有不为之遗憾的,他那么有才,读过的书甚至比我们见到的书还多。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叫他Q,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像阿Q,功课优秀,尤其是那张嘴,校长都讲不过他。

我尊重自杀。自杀者,要么思想坚硬,非得活出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比如美。要么才智超出了时代,找不到合声。比如Q。他们生就一颗骄傲的头颅,孤独地逆风穿行。你要是让他们低头,就等于强迫他们走向毁灭之路。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利,死总可以吧?无助的反抗者,唯一可以任由自己处置的,只剩下低贱的身体。

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历过无数次的夫妻反目,亲人死别,理想破灭,现实不堪……但我做不到他们的决绝。更重要的是,我是个俗人,不尖锐,少才智。喜欢功名,追逐利禄。

岁月流逝,美留下的印记越来越少,唯有死,成了她最成功的告别,像偏了色的照片,模糊但隆重。到我大学毕业,我们这个家族已经在县城里有了一席之地,大大小小十几人哩。清明节,一同回去扫墓,浩浩荡荡。美的哥,也是我叔,朝我努嘴,去,给你小姑添添坟。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美最终的归属。当然,我也已经,有勇气面对死亡。

美的小屋,掩映在金黄的油菜花中。她生前肯定不会想到,这片她劳作过的菜地会是自己最后的归宿。坟墓犹如一个巨大的感叹号,感慨美在尘世的生活。坟墓又像医生被白大褂白口罩遮掩着的身体,让人无法洞穿里面的黑暗。我心里默声念着,小姑,我来看您了。虽然她裹挟在土地和木料的黑暗中,我相信她能看得见我。我长高了,但没高多少。我们比过高矮的,她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很惊讶自己还能想得起她的样子,大眼睛,由于青春而略显膨胀的身体。已经是夏天了,可春天还没有完全放手,坟上纠缠着五颜六色的花。草也郁郁葱葱的,跟她当年的秀发一样旺盛。我清理了一下,算是帮小姑梳头吧。女孩嘛,都爱美。跪下烧纸的时候,我很虔诚。我大学毕业了,有老婆孩子了,在城里高中教我并不热爱的英语。我想让美知道。不是比,是向她汇报。一个当姑的,怎么会不希望侄儿好呢?

以后的每一个清明,用不着谁再提醒,我都会记着去给那座孤孤单单的坟添土,烧纸。每次来,我都很平静,没有悲伤,像是又回到了少年时代。那个世界里,有她一辈子爱看的电影吗?

没有美的竞赛,我的人生懈怠了许多。

2

我生活的小城,离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发源地梁祝镇很近,二十公里左右。小时候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特别喜欢最后一段,梁山伯死了,祝英台哭得云天蔽日。梁墓裂开,祝英台纵身一跃,遂了心愿。热闹是热闹,不免多了点夸张的神话色彩。

那个小镇原来叫马乡,前几年被研究魏晋的专家考证后改为现在的名称,梁祝镇。由于经济原因,梁祝墓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保护,只留了两个大坟堆,两块碑文。梁祝故事的真相也不是电影中的合葬,那个时代,再开化也不可能将一对未婚男女合葬在一起。祝英台伤痛致死后,家人感慨于两人的爱情,将其葬在与梁山伯相望的路对面。两座坟,彼此守望。

我经常感慨,梁祝式的爱情应该是当代人不可逾越的一个神话。一千五百年后,情感在婚姻中不再是决定性因素,金钱房产汽车几乎能决定一桩并不看好的婚姻。闪婚,闪离,一夜情……这些界定男女关系的新名词不断涌现。还有失去贞操的女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寻死觅活了,而是急着想知道,能因此获得多少赔偿。不过,同生死的誓言,依然经常回旋在热恋中发烧男女的耳旁。不同的是,它更像恋人之间的一句玩笑,轻巧得如同相约去吃饭。中学语文课上把这种表达方式归结为修辞之一,夸张。也不能完全怪罪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你只要看看拉到小区里现挤现卖的奶牛,街道边当场研磨辣椒面的手推车,就知道这个社会诚信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同生死,谁去当真?

接下来要说的另一起自杀事件,当事人我并不认识,甚至不清楚这对年轻男女的姓名。我回曾经就职的高中,巧遇一家小报的记者。记者很强势,说是学校死了两个学生,得负责任。

我已人到中年,熟知死亡,尽管它经常露出陌生的峥嵘。对这两朵过早凋谢的花,除了点滴的唏嘘,我没有过多的悲痛去表达。他们不像美,和我的生活交织,又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撕扯开,除了留下被强硬分开的伤痛,还有很多无法弥补的缺憾。

我从记者的叙述中发现了被其忽略掉的情感故事。两个学生都是今年秋天刚入学,十六、七岁的年龄,人称花样年华。男生四天前退学,想去深圳打工。女生两天后也退学回家,割腕自杀,未遂。第二天又服毒,同时给男生发短信,永别了。据说男生还没走到深圳,看到短信当即返回。到了家,女生抢救无效,死亡。女方家长追问原由,男生一语不发。当晚回到自己家中,男生也服毒身亡。

记者最后没有捞到什么能要挟学校的材料,只好草草收兵。两个孩子都已经死亡,又没有留给亲人片言只语,自杀的原因成了谜。从常理上判断,两个青涩男女虽然还小,初中同窗三载,心生爱慕之情也属正常。男生赌气远去深圳,女生顿觉人生暗淡,遂产生轻生念头。正是意气的年龄,男生疚于自己的偷生,于是前赴后继,同赴黄泉。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其中的逻辑关系。

关于自我终结的方式,要是让我选择,我也首选服药。自挂东南枝,过程太痛苦,在空中无助地踢腾,还有透不过气来的绝望;跳楼也好不到哪里,死相太惨,身子都不囫囵。再说,高楼也只有大城市才有,小城镇的楼房太矮,不足以致命……

我还记得记者对那女生职业化的描述,白净,脸盘跟月亮似的,眼睫毛也长。不足不奇,人们总是不吝把更多的褒义形容词放到死者身上。现实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许相貌偏下,可观众们更愿意相信电影戏曲中的那对俊男靓女。我急于想知道的是,女生对死亡的态度。记者对此不感兴趣,漫不经心地敷衍我。发现的时候女生还有一口气,赶紧送到小诊所。其间,女生一直清醒着,却不显难受表情,从头到尾甚至连低声的呻吟都没有。眼睛懒懒地闭着,像是不愿睁眼再看这纷繁的尘世。伤痛的白,像一张封条,急不可耐地封存了她在尘世的最后生活。

在黑暗即将永远与她为邻之前,这对小情侣是否讲了很多平时羞于出口的热辣语言,我们不得而知。我猜测,双方年龄还小,正处于懵懂年代,尽管早有爱意,没有勇气表白也不是不可能。此番人之将死,哪还有心管什么忌讳?终于诉出衷肠。然而,仍有许多遗憾。理论上讲,女生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期待,比黑暗光明的未来。忐忑不安的新娘化妆,将喜庆拉长的宴席,甜蜜的洞房,甚至再远些,含饴弄孙……还没有披上洁白的婚纱就披上了寿衣,这样的选择,莫不是对来生有着更为宏阔的希冀?

相比起来,男生就走得有些落寞,没有祝福,没有心爱的人最后时刻的陪伴。也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样的黑夜更适合年轻男女的爱情,当然,也适合年轻男女的告别。自杀者总是选择这样的时间告别自己,父母,曾经缠绵的恋人……世界漆黑一团,更助长了他们的绝望。

我好奇的是,两个年轻男女曾经的热烈誓言。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同生死……还有,当女生电话再也无法接通时男生一肚子的衷肠诉向谁呢?电话铃不停地响,男生是先生了恐惧,还是悲伤?

九十年代以来,乡下的自杀者日渐稀少。这应该与改革开放有关,与经济发展有关。生活好了,过去烦恼人生的贫穷问题不复存在,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要说,感情问题应该不会有多大变化。可爱情观变了,因情而自杀的人也就少了。这样说,倒不是要宣扬这种狭隘的极端,我只是觉得,当下的社会,太缺少感情的坚守者。

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用生命换来我们对誓言依然铿锵的信任,它偶尔还会在有爱情的地方回荡。

3

我有三个姑,最喜欢的是大姑。除了父母,大姑是最疼我的。

大姑和大姑夫,都是那时候的大队干部,生活相对优裕。我很小的时候,应该生得还算很好看,洋娃娃似的。大姑家客人多,我一去,大姑就会把我扯过去,让人家看。我侄儿,多俊啊,我们张家的碗面子呢。

我还不知道碗面子的含义,但我隐约感觉到,那是大人对自己孩子的无私赞美。

我上小学时,父亲突然瘫痪,南北求医,家境可想而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渴望着拥有一个文具盒,铁的,上面印着南京长江大桥。课间,放学或早到的时间里,我无数次地去学校旁边的代销点里凝视它。文具盒光明正大地摆在货架上,闪着金属的凛冽光芒,把我艳羡的眼神逼得躲躲闪闪。

文具盒的里外我早已熟稔,我的同桌就有一个这样的盒子。翻开时,铿锵有声,像老师外兜里插着的钢笔,是知识与文明的象征。盒子的内层印着九九乘法口诀,从一到九,一排比一排长,像一架梯子,等着我们去攀缘。当然,我从小就很自尊,绝不会借大姑对我的疼爱而伸手。是大姑主动给的钱,一张崭新的五角票子。我没有停留,一路飞奔到代销点,四角七分钱买下那个南京长江大桥。

下雨天,我没有胶鞋,大姑让表哥带我上学。表哥比我大,正上初中,个子已经长到一米七几。遇到小水沟,他背我过去。我小学还没毕业,我们家就从余湾搬回到淮河北岸,远离了我引以为骄傲的表哥。后来初三复读,学校离大姑家很近,我趁放假又回余湾,大姑给我买了双皮鞋。这个礼物超出了我的预料,那时候,城里孩子穿皮鞋的也少。不过,我并没有多意外,大姑给我的总是超过我的期待。

可是,我们却辜负了大姑。

一九八九年春节,表哥和表弟来拜年。表哥表弟都是新婚,还都新添了女儿,表哥的女儿刚满月。按理说,到舅舅家拜新年,表哥表弟应该全家都到的,热闹。我们那儿的规矩,拜新年的新婚夫妇到哪儿都为大,得坐上席,走的时候主家还得封红包。再加上他们刚出生的孩子,算起来,表哥表弟给他们的穷舅舅一共省下了四个红包。

那一天是农历初八,表哥人还没进家门就笑言,本来昨天想来的,不是有句老话嘛,七(哩)不出门,八(哩)不回家。年龄大了,曾经愤世嫉俗的表哥也知道遵守农村的习俗了。

我送了把刀给表哥。藏刀,小巧,漂亮,颇具民族风情。新疆的同学带给我的,表哥一见就爱不释手,我做了顺水人情。

晚上陪客的人很多,我和女朋友只好坐在厨房里。厨房是土坯墙,还是表哥亲手搭建。那时候,表哥刚退伍,我父亲身体不好,和泥,起墙,脱坯,都是表哥一人操刀。墙垒得不太直,毕竟不专业。表哥还自嘲,等下次吧,下次就有经验了。

酒足饭饱,表哥他们来到当院。外面黑漆漆的,星星吊在头顶上,明晃晃的。走,好长时间没有试试手脚了,我去会会那些小屁孩。表哥一贯的豪情满怀,再加上酒意,言语更粗犷。

村里搞了个录像厅,每天哼哼哈哈的,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有几个邻村的常来闹事,表哥说,正好去会会他们。表哥一米八多,身高体胖,一表人材,又有一副好身手,三两个人不在话下。我和女朋友正缠绵,没把表哥的话当回事。

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父亲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手伸到箱底摸钱。你表哥,伤了。

我跟着跑过去,表哥躺在村诊所门前,身上一个劲儿地流血。小诊所止不住血,有人说,怕是不行了。我忍不住骂了句,放屁!心里却虚虚的。

我和表弟相跟着朝镇上赶。漆黑的夜里,只能听到前面杂沓的脚步声,表哥的呻吟隐约其中。表弟说,录像厅里人太多,都是他们的人。我哥一出手,好几个人围上来。我哥腿上被扎了一刀,他说不好,让我快走。这好像是表哥的临终遗言,让弟弟不要再做无畏的牺牲。

表哥死了。表哥的美好人生,刚刚起步。如果有可能,表哥肯定会有很多话跟他新婚的妻子交待,跟他刚出生的女儿说。

我回去的时候,表哥还躺在镇医院的院子里。我后来无数次地想到过那个场景,表哥无助地躺在那儿,凄凉,悲壮,无声无息。回去后,我把那把表哥还没来得及收好的藏刀扔了,扔到了河里。

突如其来的悲哀,让人难以承受。第二天,父母让我住进了表舅家。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我整天躺在床上,大门都没出过,像死过一道似的。我老是有一种幻想,这不是现实,是梦。我希望,梦醒来,表哥还会站在我面前。

后来的事,我都是听别人转述。因为懦弱与畏缩,我没有去送表哥。表哥的尸体运回余湾,我父亲赎罪般地去送自己外甥最后一程。我能想像得到父亲被指责的场面,好在,还有大姑。

这还不算最残酷的。大姑的家余湾,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故乡。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踏上过余湾的土地,这是我心里一直不愿原谅父亲的原因。父亲毕竟是成人,应该能料到打架的后果,不应该放纵自己的外甥去闹事。无论如何,舅舅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外甥。

我对大姑,因此怀着深深的歉意。表哥是她儿子,也是我哥。如果表哥没死,我不知道这份姑侄亲情会浓郁到什么程度。

后来,父亲在预感大限到来之前想去看看大姑二姑。我也特别想去,父亲最终没让。我替他们租了车,希望这份亲情能在死神面前复活。

我不知道他们姐弟之间的相聚和离别有没有泪水。几个月之后,大姑二姑回访,我也趁机回了趟老家,顺便给她们买了件上衣。其实,我最想做的是给她们钱。有点俗,可对两个老人来说还是很实用的。孩子都分开了,她们缺零花钱。但她们不要,我的父亲也正需要钱,她们希望我能把钱用在自己的至亲身上。父母从余湾返回时,大姑二姑都偷偷地朝父亲的袄兜里塞了钱。

今年暑假,大姑来我生活的小城。婶子领着她走进酒店的大门,开玩笑地说,好好看吧,这儿都是你的亲人。年近古稀的大姑好像有些腼腆,低垂着头。吃饭的时候,她老是偷偷瞭我,瞭她的“这个亲人”。看到我,她是不是又想起了我那早夭的表哥?我心里发虚,躲闪着大姑一贯的慈祥。

大姑日渐苍老,我心里酸楚楚的。

4

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些凌乱。他没有为告别作过任何准备,他还不想死,也不应该死,他那么年轻。

2003年的秋天,正是我最忙的阶段。三个高一的英语课,还兼着班主任。父母打来电话,说是身体不适,想到东关医院检查一下。我走不开,上午的课排得满满的,我并不想因为父亲的小病小痛麻烦地调课。给医院的同学打电话,我让父母直接去找我那同学。

父亲的一生多灾多难,用九死一生都不为过。民间有一种说法,像我父亲这样坎坷的人,长寿。我当然深信不疑。父亲才五十六岁,前面的路还长着哩。

上完最后一节课,医院的同学打来电话,情况不好,可能是癌。直肠癌。

我知道癌意味着什么,还是又问了一句,不会错吧?

同学很坚定,基本上能确定,中晚期。

我嘱咐同学,不要让父母知道。化验单拿回来,上面潦草地写了几个英文字母。教了近二十年英语,我第一次感觉英语单词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力量。cancer,粉碎了父亲继续自己“低质量”生活的可能。我小心地收好那张纸,生怕他们看出端倪。

每每想到那个晚上,我都会有深深的自责。我竟然和父亲有了争吵。是因为父亲未尽到对表哥的义务?还是因为他一直未能把我们带出贫困?除了不愿相信至亲与cancer纠缠不清,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借口。

大夫不带恶意的预测,正在远处恐吓着我们。不,并不远,三年只是一转眼。心里纵然有那么多的怨,可面对身患绝症的老人,积怨自行化解。更何况,这个人还是自己的父亲。父亲当年的生日,我买了瓶茅台酒回去。

母亲说,你爸那病,还能喝酒?

父亲的眼神不再笃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不远,他竟然安慰起我们。谁也不可能活一万年,毛主席也不能。喝,咱也尝尝茅台的滋味。

母亲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份广告,说是治癌症的良药,陕西的谁谁谁治好了,广东的谁谁谁也治好了。明知道是骗人的,我还是邮了一千五百多块钱过去,先喝一剂,看效果。

药喝完了,打电话过去问怎么不见效果。对方说,得五剂呢。

我不忍看到母亲脸上的期待,又邮了一剂。

2005年腊月,父亲又一次生日。他穿着老式的中山装,身体已显颓势。我偷偷地观察着父亲,说话,行走,甚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很费力,挣扎着。父亲一生都与病魔、贫困纠缠不清,因此,他的一生也都在挣扎。我怎么就忽略了他为这个家所付出的努力呢?他在村口收过鸡蛋,转天再用自行车驮到30公里外的县城去卖;他做过汽水,用自行车时不时地给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代销点送货;他放过鸭子,一个茅坑一个茅坑地为鸭子捞蛆……然而,一直到死,他都没能摆脱疾病与贫困。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他比我们的幻想还多。我那时还小,只会略带轻蔑地看着他挣扎。我也幻想脱贫,也幻想有零花钱,而他,更希望能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挺直男人的腰板。

我信口许诺,等到明年秋里,这一届毕业班送走,我领他去大城市转转。一辈子在农村劳作的人,不喜欢看什么风景,最向往的就是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

不得不承认大夫们预测死亡的准确程度,尽管他们缺少对疾病的控制能力。三年没到,父亲就瘫痪在床。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整日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母亲成了他的护士。这对几乎争吵了一辈子的夫妻,在死别之前,出奇的恩爱。毕竟,时日不多。

619晚,妹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父亲恐怕不行了。我正在外地,连夜往家赶。坐的都是一程一程的短途车,不断地转车,转车,转车……

我是一个活得很萎缩的人。上学的时候,无论学习多紧张,只要有同学来找我聊天,我都会放下手里的笔和本,陪着人家。难得人家看得起,一点时间而已。如今换作家人,又是死别,当然更不能怠慢。

第二天黄昏,终于赶到邻县,确山。期间,母亲打来电话,你爸在等着你啊,等他最亲的人。你不回来,他是舍不得走啊。我又一次听到自己被唤作亲人,上次是婶子,戏称自己不是大姑的亲人,我才是。这次也是,母亲好像是在和我争宠,语气甚至有点娇嗔。

车是夜里十点多到的,母亲拿着手电筒立在村头等我。我扶了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屋里走。父亲已经被移到当门,地上铺了层稻草。尽管我早预备好死别的哀伤,但当这一刻来临,仍然无措。

父亲倚在母亲的怀里,眼睛一直朝着大门的方向。母亲反复重复着那几句话,好像是替父亲作最后的告别。他这个姿势都一天一夜了,他是想临走前再看看他最亲的人啊。我没有平日的羞怯,去亲近一个被病痛折磨得身体严重变形的人。我抓住父亲的手,眼泪忍不住成了线……直到这个晚上,我才知道我有多热爱他即将坍塌的身体。

父亲的呼吸越来越粗,好像急于要说点什么。严格来说,还不能算呼吸,没有吸,只有呼。我攥住他的手,紧张地喊爸爸爸……他的手只剩下骨头,在我手里越来越小,一定喀痛了我。但我感觉不到。一阵长长的呼气之后,父亲断了气……

八十多岁的爷爷老泪纵横,他的悲痛并不比我少多少,白发送黑发啊。

遵照爷爷的吩咐,得放一小挂鞭炮。外面黑黝黝的,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夜晚。黑暗,因为它的幽深,不可知,让人心生恐惧,正像人对死亡的反应。同时,黑暗又是逼仄的,厚重的,有一种让人透不气来的狭。鞭炮的火光在大团的漆黑中闪了几下,到底没有撕破重围,四周重又漆黑一团。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我成了父亲的遗物,他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把我留在了这个尘世上。

那几天,我没法接听亲友打来的安慰电话,我怕自己泣不成声。农村里的亲情,不像城市里那么浓烈。这好像也是国人共同的特征,不当众表露自己。我们的情感,只有在最后时刻才会被逼出来。但那种血浓于水的长期磨合,感情已深嵌进彼此的骨肉。我有个平时寡言少语的表舅,表舅奶死时他也“矫情”了一把。妈,咱们的日子刚刚好了点,你却要走了……

小时候,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家长的责骂,会让我放弃眼前的饭菜以示抗议。父亲倒是铁石心肠,母亲就撑不住了,唉声叹气地表达着自己的心疼。我总结出经验,不吃饭是小孩子抗议父母的最有力武器。上高中的时候,好多同学不明白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我去跟他们解释。

绝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抗议手段。前提是,抗议者和被抗议者应该血浓于水。人家根本就没有视你为至亲,绝食反正中了人家的下怀。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兄妹,还有哪个人的绝食能那么强烈的让你感受到分离的残酷?

晚上守夜,世界安安静静的,一点儿响声都没有。母亲问我怕吗,我说不怕。父亲很安详,睡觉与死亡几乎没有界限,不过是长短的区别。我以前不能见棺材,黑漆漆的摆在那儿,让人瘆得慌。还有孝服,白得让人惨不忍睹。如今呢,孝服穿在身上,我就坐在冰棺旁边,倒没有丝毫的怯意。

葬礼的前一天,突然下起小雨。我担心第二天出殡不方便,巧嘴簧舌的阴阳仙说,下雨好,下雨好,连老天爷都来哭送你爸哩。

整个葬礼,我恪守着乡村的所有规习。现实中没有照顾好父亲,我希望我的本份能够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一些。葬礼的标准也尽量往高里定,希望活着的母亲也能得到安慰。

安顿好父亲,母亲开始清理父亲的遗物。父亲是个平凡的人物,他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九岁上。他没有堵过枪口,也没有过捡到巨款交公的机会,英雄和模范都与他无缘。要是立碑的话,该写些什么呢?

爷爷说,不能立碑,我还没死,你爸就不能立碑。我意识到这可能也是农村的规矩,马上噤了声。

我自己成了父亲的纪念碑。我挺直身板,力争像个纪念碑,光宗,耀祖。

5

父亲走后,母亲很少在在我们面前提到他。但是,每年的清明节,都是她不声不响地给我们预备好祭奠的物品。

后来来福也死了,母亲更加寡言。时不时地,还要抹几滴眼泪。

来福是条狗,听名字就知道是条乡下的狗。我没有追问这名字的由来,人都顾不过来了,哪还有心管一条狗?来福的眼睛生癞了,据说很容易传染给小孩子。父亲葬礼过后,我当即跟母亲交涉,卖掉它。

过几天我再回去,远远地又看到来福。来福好像已经觉察出我对它的敌意,无奈而又讨好地给我让开道。

母亲讪笑着,不碍事,不会传染的。来福在这个家快十年了,母亲到底舍不得。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人,总比狗重要吧。

爷爷听不到我们的对话,他咧着嘴,送出自已苍老的欢迎——一只手,轻轻地在来福的黑背上摩挲。

来福到底没有卖,我那小侄儿也没有传染上狗的什么疾病。来福活到了一只狗应有的年龄,自然死亡了。

父亲年纪轻轻就走了,我担心这是我们家族生命基因的结果。好在我的骨骼与爷爷有着更多的相似,矮,且小,这恰好印证了隔代遗传的科学。活着的爷爷于我多了一层安慰。

爷爷是新四军,他原本有着辉煌而又光荣的历史,应该是战斗片中的英雄角色。我知道得太晚,要不然,我的小学时代一定骄傲得非比寻常。他是刘邓大军的一员,因为队伍被冲散,回了家。八十年代国家有政策,他每月开始领补贴,跟国家干部没什么两样。

奶奶病故后,爷爷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他不喜欢过群居生活。祖屋就在我们家隔壁,村子的最西头。

忘了从哪一年的伏天开始,爷爷开始晾晒自己的寿服。院子里白花花的一片,布匹,还有难辨冬夏的衣裤。与白色孪生的往往是绝望,凄凉,还有悲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个院子里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大的丧事。我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要把白色定为死亡的logo,也许,只有在黑暗的底色下白色才能昭著。三伏天,爷爷置身其中,就像一个初次参加学校运动会的少年,一次又一次地松开鞋带,再系紧,生怕松懈的鞋带影响了自己的发挥。他努力翻检自己,以确保能够顺利跨进死亡的门槛。

院子里的家当,就是爷爷全部的固定资产。除此之外,他没有家具——床例外,没有电视——他听力已经很微弱,甚至没有桌椅。他生命的价值已经不靠所占有的物质贵贱来确认。

我作为爷爷的骄傲,在那间祖屋里有着特别的权力。有一次,我无意中翻检出一张出殡用的黑白照片,还镶在黑边的相框里,四周缠着黑色的绒布。我的脊背生出凉意,恐惧顿生。照片上的爷爷,严肃,端正,一看就知道是专为丧礼准备的。

照片还好隐藏,可那些寿服,爷爷第一次晾晒之前我们家竟然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买回来的,又是什么时候缝制好的。

爷爷最早为预期中的黑暗所做的准备是棺材。棺材拉回来,上面搭了块大红的布。为活着的人运送棺木,都得这样。那时候我还小,上了漆的棺材黑黝黝地摆在那儿,很是瘆人,我都不敢进爷爷的卧房了。时间长了,习惯了,偶尔我还会把它当成“躲猫猫”时的藏身地。后来,殡葬改革,城市农村都要求火葬,爷爷准备的棺材没了用场,只好贱价卖到了河西。

爷爷有着他这个年龄应有的沉着,冷静。由于等待的细碎漫长,死亡对于爷爷更像是一场上妆彩排。我私下里猜测,爷爷到底有着怎样面对永久告别白昼的心情呢。他已经八十七岁,寿服的晾晒至少也有十个年头。

爷爷始终讲不清自己的从军经历,人家问起来,他讲得最多的就是部队冲散前班长的讲话。保护好自己,随时听从部队的召唤……我想象不出来,瘦小的爷爷在战场上会是个什么样子。一个小兵,没有英雄的伟岸身躯,也没有领袖的高贵气质,恪尽职守而已。换了现在,他甚至没有从军的权利。身高不够,体质不好。即便作人肉炸弹,他都不是合适人选。

爷爷的过去我只能从电影或史书的字里行间了解,但他面对死亡的从容,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战士最基本的素质。战士的素质,恰与一个被疾病预告了死亡的年轻人形成比照,摧毁他的是悲惧与不安,而不是病毒本身。牺牲者留下英名与光荣,自杀者彰显不愿低头的坚倔,凡此种种夺目的结局爷爷注定都不会有,他只是淡定地活着,从容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次彩排。

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个邻居。邻居在外做事,公家人,正壮年。从确诊癌症到死亡,没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生命并不是溃败于癌症病毒的攻击,他是被自己的薄弱意志击垮的。这一点,与我的爷爷形成鲜明对比。

前几天我回去看爷爷,老人老态日浓。他的脸上积存了太多雕划的痕迹,不是真刀实枪,是岁月这把无形的刀;他的眼睛看过太多的挫败与辛酸,如今已经混浊不堪;他的耳朵收集过太多的噪音,现在几乎失聪。

正赶上午饭时间,他蹲在地上,面前的菜碗里还剩四条煎糊了的黑色小鱼。他的钱,还有足够的时间,都给了儿孙们。

爷爷吃完饭,我问他,有没有准备遗嘱。

他茫然地摇摇头。我以为他耳背,凑到他跟前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爷爷还是摇头。

我进而解释,说遗嘱就是死前留给后人的话。

爷爷想了好一会儿,说,我死了,你们都不用哭。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面对预期中的黑暗,爷爷没有太多的悲哀,好像是转车去另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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