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村庄

老人的村庄

当我下午回到冈上镇蚕石村的老家时，我从虚掩的后门进屋，丢下行李，叫唤了两声“妈”，这喊叫声在新盖楼房的若大个厅堂回荡开来，显得格外清脆。 我并没有听到我妈的应答声，倒是邻居家那条栓在猪栏里的灰黑色的土狗，被我这波叫唤刺激得一个劲狂吠。从它那充满警觉和敌意的吠声中，我知道，它对我完全陌生，毕竟，从大年初七至现在，我离开家又半年多了。一串狗吠声没还来得急休止，猪栏外西边竹林里又炸锅似的闹开了花：几只鹅嘎嘎地引颈长鸣，几只鸡也高亢地咯咯拉响了警报。一只黄鼠狼突然在后门口老屋蒿草丛生的廊檐下探出赫黄色的身子，四下扭动脑袋张望了片刻，然后消失了踪影。

没想到，我的不期而至，竟打破了这么多生灵的平静。我猜，我妈八成又去村里谁家打麻将去了。

我妈回老家生活是在这栋新楼建成并入住以后。至少在此前十年，我妈在村里不曾住过一天。十年前，我侄子洋洋出生了，我妈被我哥接到了东莞，带着她心心念念的孙子，生活了四年；后来，我女儿樾樾出生了，我从东莞把我妈接到了珠海，在又一个陌生城市看护着自己的孙女又生活了两年；四年前，我大哥的女儿瑶瑶也出生了，她便回到了离老家约三十公里远的莲塘镇，在我大哥家带着这个新生的孙女又生活了四年。虽然离老家不远，但这栋四处是漏点、满处是灰尘的老屋，是无法再住的。因此，能回村里住几天、听听夜暮蛙声和大清早的鸡鸣，便成了我妈蓄积心中多年的梦想。幸运的是，在我大哥的牵头操持和我们兄弟三人的齐心协力下，我妈的梦想在她鬓上银霜的年纪时，顺利实现了。更何况，近几年老家所在的村子在镇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支持下，新铺了柏油马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翻新了祠堂古宅，连那大大小小的河塘堤坝，都按湿地公园风格改造一新，过去残破的旧貌如今已换了新颜，并还几分熠熠生辉。这下，我妈更是打心眼里不愿再在城里，随她的儿孙们一起生活了。

当我妈散了牌局，走回家中时，我已经巡视庭前院后好几遍了：只见一垄密匝匝的花生苗在院门外南侧的空地上，绿油油地生长；一蓬水凤菜匍匐在内东南角的三角空地上，向着四周和天空使劲伸展细茎嫩叶；十几株辣椒藤和茄藤，正开着星星点点的白花和紫花；连南院墙的矮栏杆上爬的都是一串串的藤苗，几条小丝瓜屁股上缀着黄花，掩在藤叶下偷偷生长。

我在观瞻她的小菜园，我妈先问我几点到的家，然后又骄傲地亮开嗓门说道：

“你拍拍院子里那个大点的麒麟瓜是否长熟了？熟了就摘来切了。”“楼檐下的红薯估摸着还有三两个礼拜也能挖了。”

老太太对有限土地的种植利用能力，我这回算是见识了。院内四周但凡覆盖着泥土的地方，种的绿菜一片郁郁葱葱。连后门口土路边上的一小块桌面大的地，都种上了红豆，长出了齐膝盖高红豆苗。

我对我妈说：“种这么多菜干嘛？你一个人吃不完，又卖不掉。送莲塘我大哥那，那两口子也难得在家。”

我妈不假思索答到，地里长菜总比长草强。吃不完的莴麻叶，我都做成了腌菜。你回珠海时可带上一罐。前几天我掐的一捆水凤菜，还让陈方人带到集市上去卖了。

我问：“那能卖多少钱？”

我妈似乎听出了我话中的不屑。她答道：“钱多钱少无所谓，好菜不能烂地里。”

我又问：“陈方人年纪七十多了还在种园卖菜？”

我妈说：“她家那几兄弟妯娌不种的菜园，人家都要来种了。”

我说：“那么多园地，又七十多岁了，她种的来吗？”

我妈说：“现在也越来越吃力了。但何只捣弄菜园， 她家不是有几棵柚子树吗，人家每年腌腌柚子皮，都能卖出五六千块钱呢。咱农村出身的人，只要干得动，就闲不住；能自力更生，就不会拖累子女。”

听得出，我妈这是话里有话。她既评价了别人，也在表达自己。

遵循我妈有关瓜的指示，我把目光聚焦院中间那个被铺耐火砖合围的土坑，那原本是预留出来栽小树苗绿化庭院的。我妈没把它用在正途，而是在我三伯父家要了株瓜藤栽上。可能是水份、养料管够的原因，如今，这瓜藤碧绿的枝蔓像是从土坑里溢出来似的，铺了个满地。一个碧色并带着条纹的西瓜鼓囊囊地躺在肥大的叶子下，有排球一样大。它的周围，还有四五个拳头般大的小瓜四散在铺开的藤蔓下，偷摸生长。这对从小爱吃瓜，但之前家里从未种过瓜的我来说，感受自然非同凡响。我弯下腰，摸了摸那个最大的，左拍拍、右拍拍，凑近耳朵听着声响，再瞅了瞅天上飘着的乌云和地上腾起的潮气，回头对我妈说：“这瓜还没熟透，让它再长几天，多晒晒日头，还会更甜些。”

此时，我妈也从屋门口走到了院内，她看了看我，又环顾了小菜园，用介绍的口吻说：“前些天老么下雨，水凤菜淹死一茬，现在墙角落长的是我补种的。”“豆角苗也长高了，这两天你跟我到河边一起去砍些细竹子，让豆角牵藤。”“花生差不多也可挖了，你回珠海时带一兜走，给樾樾煮盐水花生吃。”

看着我妈言语间露出的满足和微笑，我似乎理解了她把她的小菜园翻种的如此精致的原因，那就是收获的快乐和劳动的价值。能让人舍得付出并相信能得到回报的，只有土地。更何况，还能锻炼身体，并自食其力。

我起身进了屋，我妈说：“你中午吃过没有？”

我说：“吃过了，不饿。”

可我妈还是把餐桌上的菜罩子掀开。俨然是让我再干一顿饭的架势，又像是彰显一下种植成果的展示。好嘛，四个盘子一个碗，妥妥的四菜一汤。除了盘中的鲫鱼和菜中的碎肉是街上买的外，其它都是小菜园的产出。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腌菜送嘴里，只听见腮帮子上的牙嚼得“咯吱咯吱”响。

我说：“这是用莴麻叶做的？怎么跟嚼萝卜干似的，口感确实不一样。”

我又问：“刚刚去哪儿呢？”

我妈说：在健健家打了几圈牌。

我说：“健健，他还在家吗？”

我妈说：“又去非洲了，都快走大半年了。”

我说：非洲？多久才能回一趟？

我妈说：“嗯，那可能要一两年。人家在附近和南昌做点泥工收入也不少，但零零碎碎的存不上，在非洲务工包吃包住能攒上钱。人家在家里做了新屋，两个儿子都那么大了，还在莲塘买了房，都是在外面拼来的。”

我又问，村上这半年有什么事发生？

我妈说：“大毛子死了，敬养院还送他去了医院，可回来没多久就死了。还好，也活到快八十岁了。” 我听了，心中一阵惊愕。因为过年时，我还见过他。

健健家和大毛子家以前一个在我家西边，一个在我家东边。真正称的上左邻右舍。

健健和我是本家，与我同龄，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跟着他爸放鹅、做泥工，后来二十出头就结了婚。 他在大儿子才几岁时，便经亲戚介绍，劳务输出去了非洲打工。这么多年来，我见他不超过三回。他父母——爆子叔和米兰婶也是非常勤快之人。种田、作园、养鹅、做泥工，样样都来。种田、作园是主业；养鹅、泥工是副业。有主业在，副业挣多挣少，都不大紧要。可造化弄人。他家盖第一栋楼时，米兰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十多年后拆第一栋楼盖第二栋楼时，爆子叔在新楼没住一两年，就因酗酒患上了严重肝病，也离开了人世。

我记得，米兰婶去世前一天晚上，月色当空，她拎了桶新洗的衣服在我家老屋屋檐下晾，她说：“人家的衣服晒日头，我家的衣服晒月光呢。”

爆子叔去世前的半年，我回了趟老家，顺便看了一下他。他倚卧在床上，摇着胡子拉碴的脑袋说：“现在田都包给人家了。鹅也不好养，有禽流感。其他都干不动了，就门口种点菜园。桂英(儿媳)到街上的超市收银去了。怎么办呢，就算帮帮健健。”

我安慰他说：“左邻右舍都夸桂英人不错呢，勤劳、肯干，里外一把抓，家里还收拾得干干净净。人家都说是米兰婶婶在世时一样呢。”

他欣慰说道：“健健在非洲。咱家的厚生崽在外都还好。不像某某的崽外出打工没一两年，头发就染得黄黄绿绿的，和雀子毛一样。听说还沾上了吸毒呢，见到沾亲带故的就讨钱，不给就赖，那还怕钱多啊……”

大毛子是个老单身，年轻时跟着驼背的哥哥和眯眼的嫂子一块过，一起养大了侄子侄女四人。他们一家和我家曾是多年的邻居。兄嫂前些年先后去世了，后来他侄子在北京打工，挣了点钱后便在进村的马路上盖了新房，他在侄子家一个人生活。

那天，我刻意路过他家门口，喊上一嗓子：“大毛子”，并随手从烟盒掏出几根烟。

他听见我的喊声，就会应一声。

我说：“吴群回来了吗？”

他说：“哪有这么快，要过年差不多。”“你是勤勤俭俭吗？”随后起身从门后的摇椅上探出脑袋，抬起那双被白内障敷了瞳仁的眼睛。他总分不清我和我二哥谁是谁，索兴把我哥俩儿的名字都叫上。

我说是，便向他递了三根烟，一根让他点上，两根帮他夹耳背上。

我说：“吴群还在北京做家俱呢？”

他说：“在。”

我说：“花兰、春兰会来看你吗？”

他说：“侄女嘛，年节会来看一下，放下东西便走了。”

我说：“你身体还好吧？”

他说：“就眼睛看不到了，做过手术但不见好。医生说是眼萎缩了。我眼睛好的时候，作园种地根本用不着他们。”

大毛子何时去的敬养院，我不清楚。但我想，他终究没能抗争过劳动力丧失的孱弱和一个人生活的寂寞。

这些人、这些画面常萦绕在我脑海。我本想通过多回几趟老家来挽留点什么，可日日、月月、年年，时间一晃，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

我又问我妈：“大哥常回来吗？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怕不怕？”

我妈说：“这村前屋后，都是老人看家，快成老人的村庄呢。我一个人住，自由自在惬意得很，怕什么！你大哥开车到处我拉货，说又去甘肃了呢。吃这碗饭就如此。只是盖了房，乡下有落脚地了，人回来倒更少了。

老人的村庄。是啊，我不由的朝北回望蜷缩在这家栋新楼后面的灰黑色的老宅。老宅是我父母和我叔家共有。时光就像潮水一样，在我小时候涨潮，在我长大后又退潮。那里有潮起时，我们这个大家庭约摸十口人一起热闹生活的印迹；也有潮落时，我奶奶一人留守老宅，坐在门廊墨绿色的木沙发上等待和遥望的记忆。那时，我妈在县城找了份有稳定收入来源的门卫后勤工作，我们哥仨在外地也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年节寒暑假才回几趟。我叔婶也因孩子大了，老屋住不下了，搬去了别的地方。

如今，我妈老了，家里和村前屋后的长辈们也都老了。时光的潮水把他们从儿女们生活的城镇送回老家这个宁静的岸上。

每次回家，我串门的首站便是伯父家。伯父、伯母都在家，他们见到我，一边热情地让我坐下聊天，一边拿出瓜子让我嗑。我见他们与儿孙聚会的一张张照片整齐地贴在客厅的墙上。望着门前他们老两口种植的青青菜园，我想，想到此情此景也精准地发生在了我妈身上，不禁感慨万千：

他们在农村土生土长，于是我们也在农村土生土长。他们扯大、又送走了我们，用浸润着他们血汗的这片土地产出的鱼、米、钱、粮。后来他们随我们进了城，迁到异乡，带着能渗出土地味儿的蔬菜和鸡、羊。他们离开曾播洒过他们血汗的土地，为照看他们的孙孙——我们的儿女，耗散体力还充盈的花甲时光。如今，他们真的老了，干不动了，身子佝偻，发落银霜。他们不愿再待在城里，我们的儿女也大了，无需他们看护成长。他们在他们儿孙的城里，无念无想，于是他们返回农村，住自己的屋，种自己的地，嚼自己的粮，冲洗自己和儿孙们的照片，挂在墙上。他们望着马路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无比踏实地回忆这一生奔波的苦楚和岁月匆忙。这是怎样一种思之又疼、疼之又痛的轮回，一种驻守在来路和去途上的幸福的凄凉。

从伯父家回来已是傍晚，我妈要出门走走，锻炼身体。她问我愿不愿陪她一块去，就当散步。

我问：“路上车多不多，安不安全？”

我妈说：“就村上的小道，又不是什么大马路，出来走走的大部分是村前村后的上了岁数的人！”

路上，我妈与遇到的熟人打了一路招呼。我能认出的，却只有寥寥几个。此时日落西山，青蛙躲在田间呱叫，水鸭浮在塘中泅游，鸦雀藏在密林啾鸣，水葫芦掩映夜暮的霞光下密匝匝地生长，月亮立在枝头凝望。 看着村边小河对岸的田地，我问我妈，我们村小组的田都给谁种了？现在也不见“双抢”了。“双抢”是以前七八月份，我们这战烈日、斗洪涝，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紧张劳动场景。我妈说，原来是火根、兆贵，现在不知道又转给谁了。如今哪有什么“双抢”，也就种一季了。种一季的话，单季产量会高些。栽禾变成了抛秧。除草有除草剂，再也不用跪在田里耘禾。割禾有收割机，开到田里直接麻袋装谷就行。稻草也没人要了，全被机器打碎丢田里。现在种田，是懒人的种法。

听到这，我脑海里又闪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的就业机会，让过去的农民在悄然而逝的一二十年间逐步退出了土地。现在他们老了，身体已渐不如前。他们从乡村田野、厂矿工地退守，从子女们生活的城市和家退守，从四五十岁退守到六七十岁，从乡村、城市奔忙的广阔天地退守到村前屋后精耕细作的小块菜地。这是他们固守的最后阵地，也是他们生活的信心、底气和对过去生活的静静回忆。

散步回到家，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老了，也会静静地待在家，翻种门前屋后的小块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