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故人来

我总是想去打听两个人。一个叫云恒，店下人，是个老单身，个子矮瘦，秃顶，脚微跛，皮肤晒成铁锈色，说话有些结巴，带着扁担勾绳经过邓家村，去山上砍柴。只要不是雨天，就能看到他，似乎他家的灶膛一直等着他去填满。有时他担柴回来，时候尚早，在田里干活的村里人老远就喊，云恒云恒，看看这天色，到了几点？云恒真就放下柴担，抬脸看天，不作迟疑地报出一个数字。有人不信，拿着表去对，最后说，硬是有这么准，就差个几分钟。也有人干活累了，想找乐:云恒云恒，唱个歌。云恒从不拒绝，张口就唱，东方红，太阳升。只能唱那么三五句，多了，他记不住。

还有一个卖吃食的女人，从武郎村来，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上下收拾的清爽，挑着一担箩篱进村，一头装着包子，一头装着麻花，里层的透明塑料布油光锃亮，外头再用白纱布裹了薄棉胎盖住，挡落灰，也防热气散掉。卖包子哦，换麻花哦，喊声不紧不慢，拖出长长的尾音。声音传来，我的玩伴立时四散回家，找父母扒米要钱。到了人多处，见到细伢子，她停下脚步，歇一肩，叫卖也更勤，脸上的笑像是来走亲戚的客。终于，做妈的经不住儿女的纠缠哭闹，一边嗔怪着，一边从裤腰口袋摸出几张毛票，或是用斗量来几升米，堵住了好吃鬼的嘴。日头升高了些，她抽出汗巾擦汗，加快了脚步——两箩篱包子麻花在一两个村卖不完，她得多赶几个村。

通常，卖包子麻花的女人不在我家门前停留，她知道我家吃饭的人多，那么多个碗等着装满，哪来多余的米去换这些精细的吃食。但隔壁邻居田英舍得，回回都拿米去换。有时她掰半个包子分我，白糖芝麻馅，细细咬上一口，松软津甜，越吃越饿。看我贪吃，田英劝我的母亲：发女，细伢的好吃，莫舍不得，也去换几个。田英的话，让我暗暗妒忌做她儿女的受宠。她的女儿众英外嫁后，家里就养着一个独子秋平，男人恒生又是村里数得上的勤快人，大年初一都要扛锄头下田。这样的人家，自然不会亏待了儿子的嘴——想吃就有吃，村里人都叫秋平罐的嘴巴。吃饭时，我跟秋平端着碗蹲塘边，夹一片菜扔水里，比谁家的菜放油多。无一例外，他家的油花总是要比我家多出几圈。考入镇中学后，离家二十里，秋平受不了学校的吃住和管束，又想家，勉强读过十天半个月后，吵着要再回村小学重上五年级。田英心疼儿子，竟也同意了，秋平成了我同学中独一个主动要求留级的人。

砍柴人和卖包子麻花的女人，他们的村庄离我的村庄都不远。店下村与邓家村之间，只隔着一片田野一条小河，走几分钟就到了，隐隐听得到对面的猪狗叫、鸡打鸣，还有细伢子挨打后的哭嚎声。邓家人要出村赶集进城，坐乡村客车，都从店下经过。武郎村稍远些，但也不过六七里，离我二姐嫁过去的北宅村很近。就这么几步路，要打听两个人，其实太容易，花不了几分钟。我只需在回邓家时顺道拐个弯，到店下、武郎找那些稍稍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递上几支烟，难得见到有生人进村的他们，会很乐意与我交谈，一切谜底都会为我揭开。或者，我图方便，还可以找个熟人打电话去问上几句。事实上，我的初中同学周流球就跟砍柴人同村，我有几次冒出了找周流球问问的念头。他的电话号码就在那本毕业聚会纪念簿里，等着我去拨打，但至今我没有去完成这件简单的小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邓家村的外来人也不少，手艺人、走亲戚的客、摇拨浪鼓的货郎、乡村乐手、唱瞎子戏的夫妻，他们大多只每年来一回，或是来过一次后就不再来了。只有砍柴人和卖包子麻花的女人，年年月月都来，为村庄增添几分轻松的热闹滋味。他们或许认识我的父母，但我作为华恒家六个儿女中的老幺，他们绝没可能记住这个时常沉默的细伢子的名字和面孔。既然彼此毫无关联无牵无挂，连在他们引起的热闹面前，我也只是个远远站着的旁观者，为何他们的面孔和声音仍顽固地留存于我的印象中，比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人还要清晰？我甚至期待着能在梦境里唤出他们，再听一听村里人粗俗却毫无恶意的调笑，还有那充满诱惑的包子麻花叫卖声。或许，睡梦中的我还会为此吧唧嘴巴，流出一嘴涎水。醒来，在微笑中怅然回味。

从蒙童入学起的前十几年，大人们不断催促着那个赤脚小子发狠用功，以求早日洗脚上田，穿上皮鞋投奔城市，家里还为他考入师范学校置办了酒席。他怀着庆幸启程时，尚不懂得回望，对身后的村庄没有丝毫留恋，他即将铺展开的所有人生图景只与城市有关。等他走的足够久足够远，在长江入海口的这座城市停下脚步，他在频频回头中，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天真。他的身后空空荡荡，他的父母长睡在茶山背，他的兄嫂和侄儿女分居各地，再也无人为他捎来村庄的消息。实际上，一个只生活着老人、病人和孩子的村庄，也不会有多少消息产生。此时，这个可怜的中年人彻底弄丢了他的村庄和过去。他失去父母多年，名下没有田土，连当年从父母手中抓阄分得的两间老屋，也在乡村整治中瞬间被扒拉干净，留下一地荒草和一个积水坑。他的三哥特意请假回村，目睹了庇护自己多年的容身之所在机械下轰然倒地，忍着心痛给弟弟发去了那些老旧物件最后的影像。他瞬间被击中，在地铁最后一节车厢的角落转过身去，低头掩饰心头的脆弱。

岁月静好，这是至真至情的期许，它曾经悄无声息地来过我的世界。那时，我得到不多，失去很少，富足从未现身，贫穷常来袭扰，但那些最重要的拥有一直都在，我却对此浑然不觉，无心停留。等它换了一种面孔时，我已无力挽回。一切都在变，当年不愿离家的秋平，如今干着需要频频远行的营生，他和他的大货车行程动辄以数千公里计，足迹遍布云南、广西的国境线一侧。不出车时，秋平有时来找我，我扔一包烟过去，在烟雾缭绕中，听他讲那些惊险或轻松的旅途故事，也掺杂几句对家事的抱怨。岁月教会我坚强和乐观，也赠予我心虚和胆怯，我迟疑着，拖延着，不敢去打听故人的消息。我能打听到他们的什么呢？无非是关于生，或者死，活着与远行。三十多年的尘封中，关于砍柴人和卖包子麻花的女人，我只愿意想象时光温情的一面：打单身多年的砍柴人肯吃苦，如果运气好，可能娶了亲，有了后；卖包子麻花的女人如此勤快，应该能为子女后代多赚下几个家业，天伦之乐是她举手可得的回报。而关于岁月对我们的侵袭和掠夺，比如衰老、病痛、意外和死亡，我们无力抵挡，我只希望它来的慢些，再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