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乌江北源

一、

我的家，在乌江北源边一个叫阿迪嘎的地方。阿迪嘎是以彝族阿迪家（汉姓罗）的家支姓取的地名。阿迪嘎寨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基本以阿迪家为主。后来插进了一些其他家支，比如我们阿哲家，另外还有十来户汉族。

阿迪嘎地势狭长，西高东低，是典型的山间冲子。在寨子南边的大山下，有一口波光闪闪的龙井，老家的房子在寨子中间，离龙井不到三百米。农闲的时候，一些操着云南口音的猪贩子或牛贩子，以及一些扛着弓弩、挎着芦笙路过的苗族人，常常会前来井边歇脚，抽烟，吃晌午（一般是拌用燕麦或苞谷磨的炒面吃）。

在我的记忆里，这口龙井不仅淌着清粼粼的水，还流淌着白花花的鱼。大人们常会告诫孩子们说，龙井里的鱼是龙王的鸡，不能随便捉来吃。有一次，我因跟着别人，在龙井边抓了几条白条鱼回来，被母亲用竹条一顿好打，从此不敢再犯。

从阿迪嘎龙井里流出来的水，自西向东，流经可乐、赫章、七星关，然后流进六冲河，再汇入乌江。前几年，这口龙井被省有关部门定名为乌江北源，是乌江北部源头的发源地。

阿迪嘎冲子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时候的一家彝族土司，就曾在这里建了一个叫“则启嘎”的粮栈（彝语则启嘎就是囤积粮食的地方，以保障军用为主），这个粮栈保障着方圆百里地的兵将粮食供给。

乌江北源冲子有两条，呈“丁”字形相接，主冲自西向东直插而下，分冲由南向北穿过寨子，拐个弯后再从一个叫“下马亭”的地方和主冲相接，呈弯弓状，寨子里的一百多户人家就居住在弯弓里。

冲子下通可乐上连威宁，是可乐猪远贩云南宣威的通道，也是历代历朝商贾和兵家上云南下四川的必经之地。寨子里的老年人们说，孔明打孟获的时候从这里经过，李文学的义军从这里经过，平军暴动的时候从这里经过，到后来的红二六军团也是从这里经过的。而遗憾的是，民国平军暴动经过那次，因暴动军丁误会，把我们阿哲家的红板壁房付之一炬。父亲告诉我，那栋被烧毁的红板壁房，建于光绪初年，七柱两楼，红墙碧瓦，是当时十里八乡绝无仅有的豪宅。

那次变故，二十三岁的爷爷若不是身手敏捷，从后面的楼上跳下逃脱，我们这支水西阿哲家的嫡亲血脉，就真的要魂归祖地、香火无续了。

二、

母亲和父亲是五五年结婚的，那年，母亲刚好十九岁。母亲一共生养了七个孩子，四女三男，夭折两个女孩。生我那年，是丙午年，母亲刚好三十。我是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按存活数算，是老二，生于五八年的大姐因经不住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在她两岁半的时候，便早早归去了。

母亲很会持家，她甚至悄悄地在南面的山林里开垦出来一些荒地，然后再悄悄种上一些玉米瓜豆，以贴补食粮的不足。

那时候，乌江北源井口四周的山上，林木茂盛，合抱粗的古树满山皆是，加之人们都是统一劳作早出晚归，没有人会发现母亲偷偷种的瓜豆，或许，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的又一释义了吧？也或许，这也是上天对勤劳母亲的一种奖励。

后来，虽然取消了集体食堂，但实行的是集体统一劳动、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到秋收分粮食的时候，人们就凭所挣工分的多少，从集体保管室分取粮食，劳动力多的人家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而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吃不饱穿不暖是司空见惯的事。

那时候的母亲很辛苦，背上背着笨拙的我（听母亲说，小时候的我很胖，两岁半了还不能走路），手里牵着大哥，还要跟上生产队长号角的节奏。

集体制的时候，生产队长的威信是绝对的，人们对生产队长的害怕，就像是耗子惧怕着猫。出工落后了被扣工分和点名批评是家常便饭，运气差的时候，还会被臭骂一顿。那时候的人们，几乎都是顶着星星出，背着月亮归。早晨要是晚起了几分钟，别说洗一把脸，就连衣服和鞋也要边跑边穿。那时候的生产队长和民兵连长，就是人们的一层天，哨子或牛角一吹响，满寨子常常被搅得鸡飞狗跳，也热火朝天。

三弟出生那年，是六九年，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之后再也不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按说，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一家老小的吃饭就没着落，然而，我们一家却从来没挨饿受冻过。每到秋收分粮，在区粮管所工作的父亲，就要向生产队交纳一定数额的钱来折抵工分，到秋收的时候，便可分得十几箩苞谷和三五箩洋芋，一家人可以勉强度日。

寨子里有好几户人家，他们既缺劳力又没钱来抵工分，一到四五月的青黄不接时，几乎是吃了上顿无下顿，境况很是糟糕。和那些人家相比，我们家过的是幸福日子了。每当逢年过节和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会做出白花花的米饭和香喷喷的腊肉来吃，当然，这得要感谢在粮食部门工作的父亲，和会当家的母亲。

过年的时候，寨子里的很多人家，就会用石磨把玉米拉成米粒状，然后骗孩子说那就是大米。一些人家，家里来了不得不招待的客人，也只能用筷子叼一丁点猪油，在锅底里抹一圈，不油不淡地煮一锅酸菜洋芋，就算是油汤了。也有人家用核桃仁捣碎来炒汤，甚至还有用漆籽油炒汤的，不过我们没吃过。漆籽油是从漆树籽里榨的，呈蜡状。听母亲说，用漆籽油炒出来的汤没有核桃仁炒的汤香。特别是在寒冬腊月里，漆籽油炒的汤冷却得快，吃的时候最容易敷一层白膜在嘴上。

记得有一年正月，三叔的内弟来三叔家做客。一天中午，母亲打发我和哥哥去请这位舅舅吃饭，我们在寨子里的小学门前找到了正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打篮球的他。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依照母亲的吩咐，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摆，踮起脚附着他的耳朵小声说：“舅舅，我妈妈叫你去我们家吃米饭和猪嘎嘎……”

米饭和猪肉，以现在的条件来说，是那么的稀松平常，而在那个时代，这些食物真的很稀奇。那时候的我们，总是巴望着大年三十快一点到来，甚至巴不得经常有亲戚上门。

母亲待客是分层次的。一般人来，吃家常便饭；沾亲带故的来，就舀点猪油炒一锅酸菜洋芋汤。只有当最亲的客人到来，或者父亲从单位回来时，母亲才会闷米煮肉来吃。那时候的人们似乎都很抠门，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太差、太艰苦！听母亲说，我们寨子还好些，在其他周边的寨子里，就饿死了不少人。

五七、八年那会儿，寨子里还统一组织去挖罗汉树根和厥草根，然后放在大石碓里打淀粉吃。母亲说，厥草根淀粉是那个时候最好吃的美食了，只是吃多了就会便秘。那些年，山坡上的罗汉树根和厥草根，几乎被人们挖光刨尽，于是，人们又想到了用玉米芯来打淀粉……

我们家有一只半大人高的碗柜是常年锁着的，碗柜经常装着半布袋米和十来把挂面，以及一些吃剩的猪肉。这个柜子，锁着的是我们家最高档的食物，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拿出来吃。那时候的猪肉真的很香，一家煮肉满寨子都能闻到，哪像现在的饲料猪肉，就是把它挂在鼻子尖上也闻不到香味！

那时候，母亲把锁碗柜的钥匙拴在腰带上，看得很紧。当母亲在外面的菜园子里打理，而恰好我们放学回来要钥匙开门时，母亲就会把锁碗柜的钥匙解下，再把开门的钥匙给我们。偶尔，母亲也会记不得解下碗柜钥匙，只要被我们逮着这样的机会，碗柜里的猪肉就一定会少掉几片。

那时候，别说是那油渍渍的猪肉和喷喷香的大米饭了，就是偶尔吃到一顿瘦得皮包骨头的老母猪肉，人们也会高兴得喜笑颜开。说真的，那种香味，能叫人回味一辈子。

记得在我八岁那年的腊月二十六，队上杀了几头老得不能下崽的母猪，然后在生产队的晒房（收集粮食烘干保管的房子）前支起几只大铁锅炖煮，那个香味像长了翅膀，把整个阿迪嘎寨子飘得满满的。那天，满寨子的小孩子们高兴得不停不休，一会儿玩老鹰抓小鸡，一会儿玩打死救活。

当大人们端着锅盆来排队分肉时，在队长和民兵排长威严的吼叫声中，孩子们不敢围拢去，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紧紧地盯着那几只白浪翻腾的大锅，一个个悄悄地吞咽着口水。那次分来的老母猪肉，我们一家人吃得很香。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是什么猪肉啊，除了厚厚的猪皮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肉，却被当成美味嚼得“吱吱”作响。

那次，母亲心还有不甘地说“要不是那个分肉汤的副队长偏心，肯从锅边舀几勺油星子多点的汤给我们，猪肉会更香……”

三、

父亲是三八年生的，比母亲小两岁。那些年，身为初中生的父亲，算是山寨里最有文化的人了。父亲的初中是在县城念的，因为患了眼疾没念毕业，要不，父亲也许会去更远的地方，那么，有没有我们这家人就难说了。

父亲有一台红旗牌的收音机，套着板栗色的牛皮套，很漂亮。听母亲说，买这台收音机，父亲花了一百七十五元。在那个年代，别说是花一百七十五元买的收音机，就是用二三十元买来的物件，也绝对会是奢侈品。这台收音机是父亲的最爱，从单位回来就背着来，回单位去时就背着走。

每当夜晚来临，只要父亲回来，《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这些京剧唱段，就会从我们家的窗户里飞出去，一直肆无忌惮地在寨子里飘荡着。

对于京剧，父亲虽然喜欢听，但我来从没听到过他哼唱半句，我倒因此而学会了不少。只是那时候的汉语水平差，对于那些唱词也只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而正是那些叫人一知半解的京剧唱段，陪伴了我的童年，也丰富了我的童年。

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父亲把收音机挂在我的脖子上，然后带着我和弟弟去队里的保管室前看荡秋千。保管室前有两棵大核桃树，人们在两棵树中间架起了秋千，人很多。看到我们过去，孩子们便呼啦一下围过来……

那时候的寨子里，也就是父亲的这台收音机，所以很新奇。后来没几年，父亲又给母亲添了台蜜蜂牌缝纫机，这一举动，又叫寨子里的人们羡慕了好几年。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父亲绝对是寨子里的头面人物！

寨子里的几家汉族几乎都会彝语。在寨子里，那些汉族孩子和我们一样，满口的都是彝语。不像现在，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一百多户彝族的阿迪嘎寨子，很多小孩都讲不了彝语！

记得那时有一家姓敖的汉族，平常在自己家里也用彝语交流，不知道底细的外人甚至会误认为他们家也是彝族。其实这也不奇怪，在我们这个寨子里，彝族人口毕竟占了绝大多数。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很多孩子都不会讲汉语，上课的老师也只好用彝语教学了。

因为不懂汉语，我的小学几乎是迷迷糊糊地混过来的，毕竟课本上的汉字老师也不能全部用彝语表达。

不过也有几件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一是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二是给被反动派杀害的红军干部开追悼会。

那位红军是红二、六军团的一位排长，他的遗骸被安葬在寨子后一个松柏苍翠的山坡上，这应该算是阿迪嘎这地方的人们，给这位红军排长的一个安慰了吧！

阿迪嘎这地方，也许是因为山太青水太秀吧，加之交通便利，要不在古夜郎时期，夜郎王糯克博就不会在这里修建祠堂，从而叫骑马经过的人下马步行；后汉的孔明也不会把孟获追从这里经过，立下了一块叫人们已经找不着的指路碑；清朝李文学的义军也不会打此路过，还让敖姓那几家汉族的祖人差点命丧黄泉；乌撒王病亡的王子也不会安灵于此，让寨子里的一代代妇女们不敢从祠堂上方走过；当然，我们阿哲家的红板壁房也不会被烧掉，从而几乎叫爷爷无处安身！就是那位红军排长，也不会被毗邻汉族寨子里的两个反动分子杀害……

四、

生于此长于此的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情有独钟的。那时候，乌江北源的龙井，水真的很清，清得能数得清水里白条鱼的鱼鳍上的纹路。那时候的水量也远比现在大，急急流动的水，就算远在寨子那头，也能听见“哗哗”的水流声。

七五年那会儿，大队在龙井边盖了五间土墙房，接着把学校从寨子深处迁了过来。寨子深处原来的那学校，是阿迪家一位国民党的乡长修的，解放后被没收充了公，这幢楼房变成了乡公所。再后来乡公所搬走了，阿迪嘎寨子里的这幢青瓦白墙的楼房，从此便成了临近几个寨子里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学校搬过来后，乌江北源龙井边一下子热闹了很多。每天除了学校里传出的朗朗书声外，不时还有孩子们打水战和外寨子的孩子们抓着白条鱼的惊呼声。我们虽然羡慕，但还是不敢去抓，因为害怕被母亲知道后挨骂挨打。

每到过年的时候，寨子里的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或打鸡毛弹，或荡秋千，或听老年人摆龙门阵。而最有吸引力的要数荡绳秋了。

绳秋是用几十年龄的老山藤做的，每逢年节，人们就会从山林里砍来一把粗细的老山藤，再砍来几棵竹子破成篾条，挽成两个圈套在粗大的横树杆上，或直接在平地上架起两组木叉搭上横梁，套上两个篾圈并固定好间距，然后在篾圈上拴上老山藤，在山藤下方卡上一副用细山藤扎成的脚架，这绳秋千就算做成了。

绳秋可以一人单荡，也可以双人合荡，当然了，最吸人眼球的是男女合荡了！那种景象，女子的忸怩和男子的搞怪，常常会叫人忍俊不住，开怀敞笑。不过这种情形，一般只会出现在年轻夫妇和有表亲关系的青年男女间。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家的父母，是不会轻易容许自己家的女孩出演主角的。

在乌江北源边的阿迪嘎寨子，荡秋千是有其独有的文化内涵的，一般人丁兴旺的人家不会立秋千。但凡立秋千人家，都是少儿缺女的人户，而之所以逢年过节时立秋千，意在获得人们的祝福，从而改变儿女稀少的现状。

在那个生育开放的年代，生不起孩子或者子嗣稀薄的人家，往往是被人们瞧不起的。有机会立秋千，这部分人会争先恐后，或单立或合立，人们也很愿意前来凑热闹。

秋千荡起来的时候，荡秋人就会用彝语大声吟颂祝词：正月立秋千，秋千荡起来。秋千荡啊荡，荡上九重天。彝人的先祖，就住在天上。天上有福绿，还有寿和喜。今天我们去，一起求回来！正月立秋千，秋千荡起来。立秋千之家，多子又多女。他家的姑娘，个个貌如花。他家的儿子，个个壮如牛。福禄和寿喜，他家样样全！正月立秋千，秋千荡起来。立秋千之家，秋千荡起来。妖魔和鬼怪，全部荡出去。彝人的秋千，是这样荡的。彝人的礼节，是这样行的……

而当荡秋千的人高声吟诵到：“踢争斗，踢不睦，踢大病大痛！”时，人们便会应声附和，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喔嚯”声，被秋千送到了云天；那一声接一声的“喔嚯”声，也把立秋千人家的脸吆喝得如盛开的花朵。

五、

七六年那年，大舅还没满六十，却已经老得要拄着拐杖走路。每逢乡里开会，戴着羊毡帽的大舅和寨子里其他几位老人，就会一拐一歪地背着柴禾去乡里交，然后老老实实地蹬着接受人们的批斗。

大舅家本来不是阿迪嘎寨子的人，只因民国时期，外公在这边买有一些土地，大舅被分过来耕种，由此也分来了一顶沉重的富农帽子，直压得大舅一家人直不起腰来。

相较其他四类分子，大舅算是幸运的。有一次寨子里开批斗大会，会场就设在乌江北源边新修的学校操场里。

那天，随着大会主持人的一声吆喝，一位女老人被民兵们像老鹰抓鸡似的提进会场扔丢在地上跪着。接着，肩挎步木枪的民兵连长，手里拿着一枚玉米芯和一条细麻索走过来，只见他把胡萝卜似的玉米芯塞进那位女老人的耳心里，熟练地裹耳郭扎上细麻索，然后用脚踩在老人的背上双手使劲地勒，直勒得那位老人哭天喊地，几次昏死过去……

用玉米芯塞在耳朵里整治人，是我迄今为止看到过的最严酷的体罚活例，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不能忘记。当然，见证过这一幕的，除了阿迪嘎满寨子的老少人们，还有那日夜哗哗流淌的乌江北源之水。

那时候的医疗条件也很差，记得是一九七八年的一个夜晚，排行老六的妹妹突发急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牙齿紧紧地咬着，嘴里不断发出“呜呜”的声音。后来才知道，那个不幸的妹妹染的是惊风。其实，惊风于现代医学来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很多疾病对当时的那些赤脚医生来说，都是疑难杂症，都是束手无策的。

那一晚，被送到乡卫生所的妹妹再也没能醒来。不幸的妹妹没能被抱回家，而是被安放在乌江北源龙井边的一间破瓦房里，那是已经撤销了的大队养猪场留下来的厕所。妹妹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和母亲守在旁边，没有害怕，只有止不住的泪水和着乌江北源的水在流淌。

我不时摸一下她的脸揉一下她的手，希望她能突然醒来。那年，妹妹刚进五岁。母亲一直坐在旁边的地上哭着、诉着，嘶哑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当父亲和堂叔用一个木匣子抬着妹妹走时，奶奶制止了欲要跟着去的我们。奶奶说，小孩子和年轻人是不能为夭折的人送葬的，我们只好看着父亲和堂叔抬着装着妹妹的木匣子慢慢远去。

那天，母亲的哭声伴着龙井里“哗哗”的水流声，在乌江北源的上空久久地回响着。

六、

八零年的年底，老家实行“包产到户”，队里把土地分给了人们，人们不用再被号角声赶着去上工，也不会被生产队长和民兵连长臭骂了。

那一年，人们不仅分了土地，还分了山林以及牲畜。也就是那年，我去了山外的中学念初中。

人们的粮食越来越多，杀的年猪也越来越肥。渐渐地，母亲不再给那只碗柜上锁，装大米的布袋也慢慢地换成了合抱粗的木缸。

寨子里年轻人们的穿作逐渐洋气起来，喇叭裤西装和高跟鞋替代了对襟衣和小裙裤，有些年轻人甚至买了自行车，收录机……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在乌江北源边，有户唐姓人家率先开起了小卖部，原来紧俏的烟酒等物资不再紧俏，只要你兜里有钱，要多少就能买到多少。乌江北源边渐渐闹热起来，喝酒醉的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那时候，人们的生产劳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在劳累之余，人们常常会跑来小卖部打酒喝。不愿占人便宜却也不愿给别人占便宜的人，常常乘着无人，快速地摸出三两角钱，打个二三两一口吞了就急急离开。一些好占便宜却又囊中羞涩的人，常常会乘着别人打酒，有意凑上前来搭讪，想乘机喝上几口解馋。

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很少再荡秋千，那些提着收录机跳着迪斯科的年轻人，渐渐牵走了人们的眼球。父亲的收音机和着生产队保管室前的秋千，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

七、

八三年，父母给大哥娶了媳妇。大嫂是一百里外的亲戚家的女儿，是我的爷爷和她的爷爷为了续接老亲而订下的娃娃亲。

把嫂子娶过来后，家里一下增加了个劳力，父母自然非常高兴。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家里添了劳力，按说田应该是好种了。母亲和嫂子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处的很好，母亲逢人就夸，或许是因为嫂子不服夸吧，母亲和嫂子就经常拌起了口舌。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田是好种了，毕竟是多了个劳力，但年就不一定好过了。有一年腊月，嫂子因为和母亲怄气，悄悄地坐上客车回去了娘家。那个年，父亲的收音机依旧在窗台上高声唱着，但一家人其实都没过好。

终于有一天，父亲叫来几位叔叔给大哥分家，于是，在一个黄道吉日里，大哥带着一家三口分锅立灶去了。

后来，我在外乡参加了工作，于是，父母给我定下的娃娃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我本来是一直反对这桩婚事的，毕竟对方和我是三代内的旁系血亲关系，但因抵挡不住母亲的以死相逼，我终于被迫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接着，我便走上了漫长的离婚之路。

终于在结婚后的第三个年头，我冲破重重困难，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离婚证书。为此，父母和我的关系僵到极致，直到我再婚有了孩子，我和父母的关系才得以缓和。在那个年代，但凡寨子里年轻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也大都是姑表亲，偶尔也有姨表亲等。

那时候，什么婚姻自由，禁止近亲结婚，在乌江北源边的这个彝家寨子里，所有这些法律条文，不过是几句写在纸上的空话而已，是没有效用的。

在老人们的思想里，婚姻维系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脸面，它始终平衡着一种微妙却又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当然由不得年轻人的随心所欲，而把千百年来的规矩给破坏掉。好在三弟和两个妹妹的婚姻，是他们自己做的主。

八、

前不久，堂弟来了一趟县城，他说乌江北源旁的土地，大部分已被规划成了苹果基地。堂弟还说，他和大哥都签了土地流转合同，那些土地也全栽上了果树,只待来年开花、结果了。

2019年2月9日于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