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还是乡下老家那个又小又黑的土厨房，柴火正旺，锅里焖着香喷喷的我最爱吃的玉米。小小的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一边给灶里添柴烧火，一边撒着娇问母亲玉米焖熟了没有？我好想吃玉米啊。母亲一手拿着锅铲子，一手揭起锅盖看玉米焖好了没有，一边笑着嗔骂我怎么像小猫一样馋！烟气缭绕，小小的厨房里飘满了玉米的香气，我和母亲就在这香气里幸福地斗嘴......起床闹钟响了，我的幸福也嘎然而止了，原来那幸福的情景只是一个梦！蓦然想起母亲已经离开我三年多时间了，在这世间我已经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心中大恸，眼泪打湿了鬓发，和母亲有关的一切又涌上心头……

我的母亲小时候是个苦孩子。在她11岁的时候，外婆就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外公在船上打工常年不在家，家里只有大舅舅、母亲和小舅舅兄妹三人，靠外公的弟弟（母亲的三叔）帮衬着拉扯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小小年纪就很能干，她跟着大人去种田挣工分、上山割草、劈柴，下河捉鱼摸虾，一点也不比大人差。

小时候，母亲虽然家里很穷，但庆幸的是外公可能是因为长年在外面打工，见识要比村里的同龄人广，他说女娃子也要上学念书，不能当“睁眼瞎”，挤出钱来让母亲和舅舅们一起去离家好几公里的村小学上学。那是生活困难的五十年代末，在当时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的广东落后农村，是非常罕见的。母亲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天天早早起来先干一个小时的活再走路去上学，风雨无改，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在学校里认真学习，坚持读到了小学五年级毕业，成了村里少有的“有文化”的姑娘。

长大后的母亲，容貌端庄，身材健美，识写字会算数，是生产队的出纳员。她又是干农活的好手，会唱歌，还是生产队里秧歌舞扭得最好的姑娘，可以说得上是“文武双全”。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母亲一个也没有看上。外公焦急了，说母亲都21岁了，不要那么挑剔，赶紧找个过得去的人嫁了，凑合就行。母亲语气坚定地对外公说：以后要和我过一辈子的人是绝对不能凑合的。

1973年，我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到镇上的邮电所上班，因为家在镇上最偏远落后的山村，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是老大，家庭负担重，所以父亲虽然是个吃“国家粮”的工人，但在终身大事上却不吃香，26岁的大龄青年还没有对象。

父亲那时候在邮电所负责送报纸，很多人认识他，知道他还没有对象，就有人热心地把母亲介绍给父亲。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见面选在公社门口，父亲骑着单位的凤凰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先送完了报纸，然后驮着媒人来到公社门口等母亲，母亲从六、七里外的村子里赶来和父亲汇合。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天气寒冷，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子、头上扎着鲜艳的红格子头巾，骑着从大队那里借来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摇着清脆的铃声来到父亲的面前停下来，额头、鼻尖上冒着一层细细的汗珠（父亲后来告诉母亲说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母亲，觉得她又美又飒，而且肯定会持家）。媒人把他们两个的情况简单互相介绍了一下，然后走开了，让他们谈心。

父亲和母亲两人分别坐在公社门口的石凳两头，一人坐东，一人坐西。父亲不善言词，他看到母亲在不停地用红格子头巾擦汗，想母亲骑自行车大老远的跑来应该口渴了，就走到旁边的小卖部里花一毛钱买了两根甘蔗回来，两人坐在石凳上一边吹着西北风，一边啃着甘蔗。啃完了长长一根甘蔗，母亲赶着回去干活，父亲赶着回所里做饭，两人就各自骑着自行车回去了。

父亲以为母亲也像以前别人介绍的那些姑娘一样没看上他，谁知道母亲吃完甘蔗回来，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托人捎给他，说“康泰同志，我们可以进一步互相了解”。父亲受宠若惊，赶紧给母亲回了一封信，两个人开始了书信来往。

可是外公打听清楚了父亲的情况后，大力反对，说父亲虽然是吃“国家粮”的工人，但家在山窝窝里，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负担重，加上父亲个子长得矮小，肯定不是干农活的好手，如果母亲嫁过去以后肯定要吃苦的。母亲却说就喜欢父亲的憨厚老实、细心，会关心人、会心疼人；他个子矮小没关系，以后也不打算要他干农活；家里穷也没关系，她只图人好，只要人好一切就好了。外公知道母亲从小有主见，拗不过母亲，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母亲把家里打理得整整有条，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干农活一个顶两个，根本不用父亲操心；她孝顺爷爷奶奶，几个姑姑和叔叔们都很听她这个大嫂的话，大大小小10口人的大家庭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她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很快就和村里的婶娘们打成一片。

外公担心母亲要过的苦日子似乎并没有到来。虽然家里还是穷，粮食也不够吃，但母亲总会有办法让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苦。村里分的田地不多，她就带领姑姑叔叔们开荒劈地，种红薯种玉米种土豆，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烧火煮米饭的时候，她会在米里放上一些红薯片一起蒸，舀饭的时候，她总是把不多的米饭都舀给我们吃，她只吃那些红薯片。

冬天的晚上很冷，母亲烧柴做饭的时候会留起一些烧好的柴炭在土灶里捂着，我们三姐弟吃过晚饭开始做作业的时候，她把那些柴炭用火钳一块块夹出来放在一个废弃不用的铁锅里，然后把铁锅放在屋子中间，我们三姐弟就围着母亲自制的“火炉子”安静地做作业，母亲坐在一边缝补衣服陪着我们。那个母亲自制的“火炉子”里，里面还煨着一把花生或者几个芋头。等我们做好作业的时候，母亲就把那些香喷喷的煨花生或者煨芋头从柴炭里扒拉出来犒劳我们，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边哈着热气一边狼吞虎咽。那些和“火炉子”有关的温暖记忆，那些香喷喷的煨花生、煨芋头，那些母亲在昏黄灯光下陪伴我们的身影，一直伴着我上了初中，那是我整个童年时代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幸福。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育我们三姐弟要“人穷志不穷”，教育我们要努力读书才有机会走出大山，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九十年代初，当时村里的小姐妹初中毕业后家里都不再让她们念书了，要她们外出打工挣钱，但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阿囡，你要好好念书，你考到哪我供到哪，砸锅卖铁也供”。她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也不管村里人“女孩子念再多的书还不是要嫁人，念书的钱都打了水漂”的冷嘲热讽，送我到县城念高中，让我成了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中生。

1999年，父亲赶上了国家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政策，单位给他在县城分配了一套房子，母亲跟着“农转非”变了城镇户口，可以洗脚上田去做“城里人”了。村里的人纷纷前来祝贺，羡慕地说母亲跟着父亲去城里享福了，还说当年母亲有眼光会挑对象。母亲笑呵呵的，一边谦虚地接受着乡亲们的祝福，一边悄悄的凑在我耳边“不谦虚”地说：“当年就图你爸憨厚老实、体贴，心地善良，知冷知热的，其他的根本想都没有想，哪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哟！”

我们一家进城后，舒心的日子才过了没几年，我们家的幸福在2003年拐了一个弯。5月的一天，身体一向健壮、平时也没有患高血压的母亲突然中了风，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康复情况也不理想，最后一边身体瘫痪，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父亲在单位办理了内退手续，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照顾母亲。

一向能干要强、干农活一个能顶两个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接受不来这个事实。长期卧床，母亲的性格也开始变了，有时像小孩子一样任性，一点小事就莫名其妙地对结婚30年都没有和她红过脸的父亲发脾气。父亲总是好脾气地哄着母亲，宠着母亲，对她轻言细语，事事迁就。后来，母亲变得非常依赖父亲，只要父亲一离开她的视线范围，她就会“阿开阿开”（父亲的小名）地叫唤，而不论父亲当时在忙着什么，听到母亲的呼唤，他总会第一时间小跑着出现在母亲面前，轻言细语地安抚她，母亲马上又像孩子一样笑嘻嘻了。　

2014年3月25日，父亲刚过完68岁生日就患急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们把父亲从广州的医院接回了乡下老家。那时候母亲还在县城的房子里，弟弟把母亲接回来了乡下老家的偏屋，准备推她去正房看父亲最后一面。母亲坐在轮椅上眼巴巴地看着我，问：“阿囡，你们为什么接我回老家？我要在县城的房子里等你爸爸出院回家呢。”我强忍着泪水，艰难地告诉她说爸爸他走了。母亲仿佛不明白我的意思，又仿佛明白了只是不愿意相信，她一只手用力地抓住我的手，一再问我：“你爸爸走了？！你爸爸走了？！”我忍不住趴在母亲的膝头上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我把爸爸送到广州的大医院了，可是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颓然放开了抓住我的手，没有再说话，她静静地坐在轮椅上，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撕心裂肺地痛哭，只是眼泪像小溪一样从双眼不停地流下来。她一边流泪，一边喃喃地说：“阿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这样丢下我走了……”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仿佛又变成了当年她没有中风前的样子，坚强、果断。她说不去县城生活了，她要留在老家，离父亲近一点。我们顺从了她，让她留在老家生活，由家里的亲叔叔和婶婶照顾，每个星期六日和节假日我们回老家陪伴她。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苍老得很快，才60出头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万幸的是她虽然有点耳聋了，但是眼睛却非常明亮，也没有老花，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看杂志，打发时间。这一点她非常的自豪，因为村里的同龄人甚至比她年轻很多的都已老花，不戴老花镜根本看不清东西。村里的婶娘们来和母亲聊天，看到她躺在床上用一只手一页页地翻着杂志看，都夸她好厉害。那时候，母亲就会呵呵地笑着，戏谑婶娘们说：“哈哈，看来我这个瘫痪了十几年的糟婆子也有比你们强的地方呢！”

母亲最喜欢看《知音》杂志，床头上堆放着厚厚的一摞，她随时可以拿来看。母亲总是说书本就是她的精神食粮，她可以不吃饭，但一定要有精神食粮——这是她的原话。我不知道别人相不相信一个才小学毕业的、60多岁的农村妇女，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母亲确实是这样说的。每次我回去看她，她总是热切地盯着我的包，看我有没有给她带回来新的《知音》，就像我小时候过年时盼望着穿新衣服一样。我要回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充满期待地叮嘱我说：“阿囡，下星期又要给我补充精神食粮噢”！

正当我们借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走出父亲离世伤痛的时候，2018年8月13日，命运又给了我们迎头痛击：母亲半夜突发脑溢血昏迷，在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我们……就这样，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还不到70岁的、相亲相爱的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那种伤痛，我至今想起来还会眼眶发红、胸口发痛。

以前因为没有条件，母亲年轻的时候很少照相。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我和母亲珍贵的合照。那是1995年春节前，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一起到镇上买年货、逛花街。那时我在县邮电局招工考试中考进了邮电局工作，成为我们村子里第一个离开了农村吃上了“国家粮”的孩子，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逛花市时，碰到很多熟人用羡慕的语气向母亲打招呼说：“伯连，这就是你女儿吧？真漂亮，又有出息！” 母亲乐呵呵地应着，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后来我们碰到爸爸的一个战友，他用照相机给我们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和母亲站在花街的几盆圣诞红旁边，我轻轻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我们一起面对镜头前方，憧憬着未来，露出了美好的笑容。那一年，我19岁，母亲42岁。

母亲虽然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7年，但是她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她热爱生活、坚强乐观、不畏艰难；她有个性有主见，勇敢追求幸福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心中，母亲是伟大而不平凡的，她一直影响着我，鼓舞我笑对人生。

母亲，虽然您不在了，但是我相信，在千山万水之外，您依然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守护着我们，您慈爱的眼光从没有离开，您的爱永远和我们同在。

还是乡下老家那个又小又黑的土厨房，柴火正旺，锅里焖着香喷喷的我最爱吃的玉米。小小的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一边给灶里添柴烧火，一边撒着娇问母亲玉米焖熟了没有？我好想吃玉米啊。母亲一手拿着锅铲子，一手揭起锅盖看玉米焖好了没有，一边笑着嗔骂我怎么像小猫一样馋！烟气缭绕，小小的厨房里飘满了玉米的香气，我和母亲就在这香气里幸福地斗嘴......起床闹钟响了，我的幸福也嘎然而止了，原来那幸福的情景只是一个梦！蓦然想起母亲已经离开我三年多时间了，在这世间我已经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心中大恸，眼泪打湿了鬓发，和母亲有关的一切又涌上心头……

我的母亲小时候是个苦孩子。在她11岁的时候，外婆就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外公在船上打工常年不在家，家里只有大舅舅、母亲和小舅舅兄妹三人，靠外公的弟弟（母亲的三叔）帮衬着拉扯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小小年纪就很能干，她跟着大人去种田挣工分、上山割草、劈柴，下河捉鱼摸虾，一点也不比大人差。

小时候，母亲虽然家里很穷，但庆幸的是外公可能是因为长年在外面打工，见识要比村里的同龄人广，他说女娃子也要上学念书，不能当“睁眼瞎”，挤出钱来让母亲和舅舅们一起去离家好几公里的村小学上学。那是生活困难的五十年代末，在当时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的广东落后农村，是非常罕见的。母亲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天天早早起来先干一个小时的活再走路去上学，风雨无改，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在学校里认真学习，坚持读到了小学五年级毕业，成了村里少有的“有文化”的姑娘。

长大后的母亲，容貌端庄，身材健美，识写字会算数，是生产队的出纳员。她又是干农活的好手，会唱歌，还是生产队里秧歌舞扭得最好的姑娘，可以说得上是“文武双全”。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母亲一个也没有看上。外公焦急了，说母亲都21岁了，不要那么挑剔，赶紧找个过得去的人嫁了，凑合就行。母亲语气坚定地对外公说：以后要和我过一辈子的人是绝对不能凑合的。

1973年，我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到镇上的邮电所上班，因为家在镇上最偏远落后的山村，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是老大，家庭负担重，所以父亲虽然是个吃“国家粮”的工人，但在终身大事上却不吃香，26岁的大龄青年还没有对象。

父亲那时候在邮电所负责送报纸，很多人认识他，知道他还没有对象，就有人热心地把母亲介绍给父亲。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见面选在公社门口，父亲骑着单位的凤凰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先送完了报纸，然后驮着媒人来到公社门口等母亲，母亲从六、七里外的村子里赶来和父亲汇合。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天气寒冷，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子、头上扎着鲜艳的红格子头巾，骑着从大队那里借来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摇着清脆的铃声来到父亲的面前停下来，额头、鼻尖上冒着一层细细的汗珠（父亲后来告诉母亲说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母亲，觉得她又美又飒，而且肯定会持家）。媒人把他们两个的情况简单互相介绍了一下，然后走开了，让他们谈心。

父亲和母亲两人分别坐在公社门口的石凳两头，一人坐东，一人坐西。父亲不善言词，他看到母亲在不停地用红格子头巾擦汗，想母亲骑自行车大老远的跑来应该口渴了，就走到旁边的小卖部里花一毛钱买了两根甘蔗回来，两人坐在石凳上一边吹着西北风，一边啃着甘蔗。啃完了长长一根甘蔗，母亲赶着回去干活，父亲赶着回所里做饭，两人就各自骑着自行车回去了。

父亲以为母亲也像以前别人介绍的那些姑娘一样没看上他，谁知道母亲吃完甘蔗回来，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托人捎给他，说“康泰同志，我们可以进一步互相了解”。父亲受宠若惊，赶紧给母亲回了一封信，两个人开始了书信来往。

可是外公打听清楚了父亲的情况后，大力反对，说父亲虽然是吃“国家粮”的工人，但家在山窝窝里，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负担重，加上父亲个子长得矮小，肯定不是干农活的好手，如果母亲嫁过去以后肯定要吃苦的。母亲却说就喜欢父亲的憨厚老实、细心，会关心人、会心疼人；他个子矮小没关系，以后也不打算要他干农活；家里穷也没关系，她只图人好，只要人好一切就好了。外公知道母亲从小有主见，拗不过母亲，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母亲把家里打理得整整有条，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干农活一个顶两个，根本不用父亲操心；她孝顺爷爷奶奶，几个姑姑和叔叔们都很听她这个大嫂的话，大大小小10口人的大家庭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她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很快就和村里的婶娘们打成一片。

外公担心母亲要过的苦日子似乎并没有到来。虽然家里还是穷，粮食也不够吃，但母亲总会有办法让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苦。村里分的田地不多，她就带领姑姑叔叔们开荒劈地，种红薯种玉米种土豆，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烧火煮米饭的时候，她会在米里放上一些红薯片一起蒸，舀饭的时候，她总是把不多的米饭都舀给我们吃，她只吃那些红薯片。

冬天的晚上很冷，母亲烧柴做饭的时候会留起一些烧好的柴炭在土灶里捂着，我们三姐弟吃过晚饭开始做作业的时候，她把那些柴炭用火钳一块块夹出来放在一个废弃不用的铁锅里，然后把铁锅放在屋子中间，我们三姐弟就围着母亲自制的“火炉子”安静地做作业，母亲坐在一边缝补衣服陪着我们。那个母亲自制的“火炉子”里，里面还煨着一把花生或者几个芋头。等我们做好作业的时候，母亲就把那些香喷喷的煨花生或者煨芋头从柴炭里扒拉出来犒劳我们，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边哈着热气一边狼吞虎咽。那些和“火炉子”有关的温暖记忆，那些香喷喷的煨花生、煨芋头，那些母亲在昏黄灯光下陪伴我们的身影，一直伴着我上了初中，那是我整个童年时代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幸福。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育我们三姐弟要“人穷志不穷”，教育我们要努力读书才有机会走出大山，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九十年代初，当时村里的小姐妹初中毕业后家里都不再让她们念书了，要她们外出打工挣钱，但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阿囡，你要好好念书，你考到哪我供到哪，砸锅卖铁也供”。她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也不管村里人“女孩子念再多的书还不是要嫁人，念书的钱都打了水漂”的冷嘲热讽，送我到县城念高中，让我成了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中生。

1999年，父亲赶上了国家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政策，单位给他在县城分配了一套房子，母亲跟着“农转非”变了城镇户口，可以洗脚上田去做“城里人”了。村里的人纷纷前来祝贺，羡慕地说母亲跟着父亲去城里享福了，还说当年母亲有眼光会挑对象。母亲笑呵呵的，一边谦虚地接受着乡亲们的祝福，一边悄悄的凑在我耳边“不谦虚”地说：“当年就图你爸憨厚老实、体贴，心地善良，知冷知热的，其他的根本想都没有想，哪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哟！”

我们一家进城后，舒心的日子才过了没几年，我们家的幸福在2003年拐了一个弯。5月的一天，身体一向健壮、平时也没有患高血压的母亲突然中了风，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康复情况也不理想，最后一边身体瘫痪，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父亲在单位办理了内退手续，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照顾母亲。

一向能干要强、干农活一个能顶两个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接受不来这个事实。长期卧床，母亲的性格也开始变了，有时像小孩子一样任性，一点小事就莫名其妙地对结婚30年都没有和她红过脸的父亲发脾气。父亲总是好脾气地哄着母亲，宠着母亲，对她轻言细语，事事迁就。后来，母亲变得非常依赖父亲，只要父亲一离开她的视线范围，她就会“阿开阿开”（父亲的小名）地叫唤，而不论父亲当时在忙着什么，听到母亲的呼唤，他总会第一时间小跑着出现在母亲面前，轻言细语地安抚她，母亲马上又像孩子一样笑嘻嘻了。　

2014年3月25日，父亲刚过完68岁生日就患急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们把父亲从广州的医院接回了乡下老家。那时候母亲还在县城的房子里，弟弟把母亲接回来了乡下老家的偏屋，准备推她去正房看父亲最后一面。母亲坐在轮椅上眼巴巴地看着我，问：“阿囡，你们为什么接我回老家？我要在县城的房子里等你爸爸出院回家呢。”我强忍着泪水，艰难地告诉她说爸爸他走了。母亲仿佛不明白我的意思，又仿佛明白了只是不愿意相信，她一只手用力地抓住我的手，一再问我：“你爸爸走了？！你爸爸走了？！”我忍不住趴在母亲的膝头上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我把爸爸送到广州的大医院了，可是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颓然放开了抓住我的手，没有再说话，她静静地坐在轮椅上，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撕心裂肺地痛哭，只是眼泪像小溪一样从双眼不停地流下来。她一边流泪，一边喃喃地说：“阿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这样丢下我走了……”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仿佛又变成了当年她没有中风前的样子，坚强、果断。她说不去县城生活了，她要留在老家，离父亲近一点。我们顺从了她，让她留在老家生活，由家里的亲叔叔和婶婶照顾，每个星期六日和节假日我们回老家陪伴她。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苍老得很快，才60出头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万幸的是她虽然有点耳聋了，但是眼睛却非常明亮，也没有老花，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看杂志，打发时间。这一点她非常的自豪，因为村里的同龄人甚至比她年轻很多的都已老花，不戴老花镜根本看不清东西。村里的婶娘们来和母亲聊天，看到她躺在床上用一只手一页页地翻着杂志看，都夸她好厉害。那时候，母亲就会呵呵地笑着，戏谑婶娘们说：“哈哈，看来我这个瘫痪了十几年的糟婆子也有比你们强的地方呢！”

母亲最喜欢看《知音》杂志，床头上堆放着厚厚的一摞，她随时可以拿来看。母亲总是说书本就是她的精神食粮，她可以不吃饭，但一定要有精神食粮——这是她的原话。我不知道别人相不相信一个才小学毕业的、60多岁的农村妇女，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母亲确实是这样说的。每次我回去看她，她总是热切地盯着我的包，看我有没有给她带回来新的《知音》，就像我小时候过年时盼望着穿新衣服一样。我要回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充满期待地叮嘱我说：“阿囡，下星期又要给我补充精神食粮噢”！

正当我们借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走出父亲离世伤痛的时候，2018年8月13日，命运又给了我们迎头痛击：母亲半夜突发脑溢血昏迷，在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我们……就这样，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还不到70岁的、相亲相爱的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那种伤痛，我至今想起来还会眼眶发红、胸口发痛。

以前因为没有条件，母亲年轻的时候很少照相。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我和母亲珍贵的合照。那是1995年春节前，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一起到镇上买年货、逛花街。那时我在县邮电局招工考试中考进了邮电局工作，成为我们村子里第一个离开了农村吃上了“国家粮”的孩子，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逛花市时，碰到很多熟人用羡慕的语气向母亲打招呼说：“伯连，这就是你女儿吧？真漂亮，又有出息！” 母亲乐呵呵地应着，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后来我们碰到爸爸的一个战友，他用照相机给我们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和母亲站在花街的几盆圣诞红旁边，我轻轻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我们一起面对镜头前方，憧憬着未来，露出了美好的笑容。那一年，我19岁，母亲42岁。

母亲虽然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7年，但是她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她热爱生活、坚强乐观、不畏艰难；她有个性有主见，勇敢追求幸福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心中，母亲是伟大而不平凡的，她一直影响着我，鼓舞我笑对人生。

母亲，虽然您不在了，但是我相信，在千山万水之外，您依然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守护着我们，您慈爱的眼光从没有离开，您的爱永远和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