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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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峪村，是我常去的地方，然而时过境迁，今年仲秋故地重游，这个熟悉的村子竟变得面目全非，陌生的让我都快认不来了。昔日崎岖不平的土道儿，变成宽阔的水泥路；凸凹不平的石头墙，破损的旧院老屋全然不见，替而代之的是一水儿的新房；狭窄的土石胡同，变成青砖铺就，户户相连相通的街路；依山而建的院子错落有致，青砖、灰瓦、白墙，显得庄重而清新。
我和好友沿着村中理石铺就的宽敞大道，向村文化剧场走去。目观宁静祥和的村子，看着悠闲自在的村人，谁能联想到这里曾是历代驻军重防的关隘？翻开历史的扉页，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使命，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营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情怀，这里便是“燕歌戏”最具代表之地，是柏峪人燕歌戏梦开始的地方。
穿过高挺的门楼，步入宽绰的四合院，在村委会找到村剧团团长，78岁的老艺人陈永禄，约会了为燕歌戏出书立传的研究者谭怀梦，见到村中主要演员之一的谭怀才。我们一同走进宽敞的礼堂，这里便是京西闻名的，全市唯一一家村级专业文化剧场——柏峪文化剧场。
谈起柏峪村燕歌戏的由来，陈永禄等人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燕歌戏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其腔调持别，发音独特，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个独特的剧种。为何燕歌戏京西独有？这还得追根朔源，自古而论今······
苍莽的北京西山，青峰叠翠,山水清幽，各类文化集聚于此，多种戏曲蔓延于村里乡间。斋堂川里,从雁翅往西至与河北省交界的清水镇，爱唱戏的，能唱戏的村子不下20多个，比如沿河城、燕家台、东西斋堂、西胡林、煤窝诸村、上下清水、田庄的淤白、苇子水等，皆小有名气，而斋堂镇的柏峪村,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村庄之一。柏峪村曾有过多种戏曲：如燕歌戏、河北老调、山陕梆子、蹦蹦戏等，其中，燕歌戏在人们心中位置最高。
柏峪燕歌戏，,时代久远。由于当地口音之故，也俗称“秧歌”，“燕乐”。“燕乐”始见于《周礼·春宫》，指天子与诸侯宴饮宾客使用的民间俗乐。《元史》载：“元代有宫县登歌，分文武，舞于太庙。称“燕乐”，民称“燕歌”，雅俗兼备”。据传，“燕歌”由江西虞集亲自教戏，并请司乐人掌之。宋文宗时关中大饥，民枕藉而死，有数百里无孑遗者。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从帝诏救关中之灾，来至当地。柏峪王家曾出过一位学土，曾与虞集同窗。王学土没有就任，与虞集一起创建戏剧，教习当地百姓演唱，这大概就是《燕歌戏》的出处。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京西成为燕国的西部边界起，就开始在道路的易守难攻处设置关口，大道为关，小道为口，每个关口都建有关城。京西自古为北京的西部边陲，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多在此设关筑边。明朝天子们本想凭借长城之险，御敌于国门之外，却不料长城防线两次被攻破，其中第一次，御驾亲征的明英宗甚至做了蒙古军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从此，明廷不敢懈怠，开始建御城、筑敌楼、建烽火台，设置边关，大力加强西山防御，天津关便由此而建。
天津关东面的沿河城地区，更是咽喉之地，因扼守两道山口一条水口，古称“三岔(汊)村”。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 建城后，其为隶属明代长城内三关之一的紫荆关所辖，是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大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山西提邢按察司副使冯子履所立《沿河口修城记碑》记载了建城之缘由：“国家以宣（今宣化）、云（大同）为门户，以蓟为屏，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浑河荡荡，襟带其左，盖腹心要害
处也。”又曰：外敌侵袭，此地人颠沛流离，“百姓未能贴席而卧也。”因此，朝廷于此修建守御城池——沿河城，并设守御千户所驻防，驻军最多时达两千余人。而后，明廷在沿河城南面的古镇斋堂，再建城堡一座，相对于沿河主城而称之为斋堂辅城。于是，两城形成犄角之势，战时相互支援。
天津关在明代被称为“紧要”外口，又名“天井关”，位于进京古道和内长城的结合部，是西山防御西北来犯之敌的第一道边关。天津关是柏峪与沿河城之间的山口，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柏峪村东北。天津关制高点为黄草梁，这里，山峰巍然屹立，峭拔嶙峋，如一面屏风。这里，海拔一千七百多米，顶峰称“天接梁”，喻与天相接之意，是华北平原最大的高山草甸，曰“十里坪”。其上敌台丛密，城墙连级。有沿字6—11号敌台，另有一巨大方形石砌敌台一座，称“七座楼”。
天苍苍，野茫茫，黄草梁延绵数公里。居高俯瞰，群山叠岭，浩如烟海，令人心潮浩荡。凝望昔日守军遗迹，则发古幽思，史海钩沉。如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离了鼓角争鸣，却长城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里，内通居庸，南达紫荆，明军首先在此置关设险，加筑烽火台，烽火台之间有城墙连缀，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
京西门头沟区星罗棋布着近200个大小村落，其中的军户村落就有20多个。这些军村可按军、城、口分类，譬如带军字的村落有“军庄”、“军响”、“千军台”；带城字的有“沿河城”、“斋堂城”、“城子”；带口字的有“白瀑口”、“王平口”、“洪水口”等等。这些军户村落，有的是以军户为主，有的是军民同村，还有的是原军户大多迁移，只有少数留存，形成有坟无人之状。
“天津关”，在柏峪村东北一公里处，古称“柏峪口”。早年，这里常年驻军，年长日久，当年驻扎的军人留了下来，他们结婚娶妻，繁衍生息，眷属从天南地北而来，军人的后裔日渐增多，逐渐形成村落，这就是典型的军村——柏峪。强烈的地质变化，使柏峪高山草甸形成白云岩为主的山体。山峰顶部的“十里坪”，“七座楼”，明代修建的长城和关口，形成古朴壮观的风景线。历代王朝在此设关建隘，派兵驻守。相传，上古黄帝与蚩尤曾大战于此。《明史》记载，将军谭伦、戚继光曾在此设伏敌军。辽金时的“粘罕出兵南暗口”，“皇太妃岭道出奇兵”，皆借道于此。
据《25史》记载，在辽宋征战中就有了柏峪村。相传，辽、金、宋于此多次交战，金国撒刺达攻下天津关，直抵幽州（北京）城，迫使辽国萧太后败走古北口。由于军户的长期居住，村中至今还保留有古代军队的一些习俗。譬如，崇拜象鼻、象体，这是护军的神灵。同时，还崇拜太阳神，在古庙的大墙上，镶嵌上太阳的代表神像，俗称“阳阳儿”。在举办丧事过程中，仍保留着军队才有的，不哭坟头的习俗，仍沿袭着“婚丧嫁娶，邻帮相助”，“娶媳妇盖房，大家伙儿帮忙”的村风。
金戈铁马守关人，繁衍生息成军村，村中有了人，便有了文化娱乐。相传古时，乡邻村有一女子，随改嫁的母亲到了山西，其继父是个戏人，教她唱戏，学成后又回故里传播，这大概指的是由山陕而来，又融入当地特色的“山梆子”。
天津关驻军形成军村后，眷属从天南地北而至，他们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当地以燕歌戏为主的戏剧，渐渐融入百姓生活，吸纳了不同戏种的腔韵，形成一种独特的，含有南北九腔十八调的地方戏。柏峪村丰富了自己的燕歌戏，又有了梆子戏，其艺术行当涵盖生旦净末丑、诗曲媚俗白、说唱念坐打、吹拉弹唱走，行当齐全。
燕歌戏是北京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在当地有着“戏曲活化石”之称。它无事不记，无事不唱，大到皇帝老子，小至平民百姓，戏词深奥，雅俗兼备。时而粗的掉渣，直击咽喉；时而俗的无奈，直可骂娘；时而玄的离谱，耐人咂叹。在戏词中，有诗词名句，有百姓俗语，有忠奸分明，有俚语番情。不仅戏曲题材丰富，而且雅俗共赏，有九腔十八调。柏峪燕歌戏，于2006年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加以宣传和保护。现正在申请国家非遗。这正是，昔日烽火结军村，老戏新唱柏峪人！
燕歌呈新韵
柏峪村剧场台侧，供奉着一尊梨园始祖唐玄宗的塑像。经老艺人和研究燕歌戏的人讲解，我们方始了解他被称为梨园始祖，以及与燕歌戏之渊源。
古来音乐，素有雅俗之分。雅乐，一般用在国家祭祀、宗庙、朝会等隆重的庆典活动，发挥一定的政治功能。俗乐，主要供人欣赏、娱乐。雅俗之辩自古有之，孔子就重视雅乐，而贬斥俗乐。燕歌戏源于《周礼·春宫》中“燕乐”，指天子与诸侯宴饮宾客使用的汉族民间俗采。《元史》记载“燕乐”，民间称“燕歌”，分文武，舞于太庙，雅俗兼备。
唐玄宗是李世民的曾孙，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又称李三郎。他因其自幼精通音律，热爱歌舞表演，便觉得俗乐比雅乐更富有艺术性，不应依附于政治性的雅乐之下。于是，他下令单独设立了管理和教授俗乐的教坊——梨园。
“梨园”，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因唐玄宗李隆基在此教演艺术，逐渐变成唐朝的一座培养音乐、舞蹈、戏剧的皇家艺术院校，其亲任校长兼老师。从此以后，这里就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成为艺术组织和艺术的代名词。我国人民习惯上称戏班、剧团为“梨园”，称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这便成为今天的戏曲艺人，入行前先要拜唐玄宗，从而被称为“梨园弟子”之原因了。
唐玄宗有了一个施展自己音乐才华的舞台之后，不忘培养新秀，亲自挑选30名15岁以下儿童，亲手教他们学习声乐和表演。《新唐书书·礼乐志》记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
唐玄宗一次东巡洛阳，驻跸上阳宫，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便披衣而坐，独赏月光。突然灵光一闪，写下一首曲子，当即自己吹奏。此时，有位名叫李谟的吹笛人从窗外路过，不由被此曲吸引，便暗记于心。第二天，唐玄宗出宫微服私访，突然听得有人吹奏自己昨夜刚作的新曲很是惊异，于暗中寻访，方知事情原委。对此事，诗人李祜赋诗曰：“平时东幸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无奈李谟偷曲谱，酒楼吹笛是新声。”
唱戏要敬神，戏神又叫梨园神。村里流传这样的话“有你也唱戏，无你也敬神！” 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讽刺一些摆架子拿捏人的人，说得是离了谁，戏都照样唱！其二是唐玄宗开了“梨园”先河，打破了俗依附于雅的清规戒律，在培养和教育乐工事业上，做出了突出成就和贡献。他大力提倡胡部新声，使中国传统音乐中汇入了很多新鲜血液，变得颇为丰富多彩，更加引人入胜。唐玄宗李隆基不但好看戏、唱戏，还编写了《霓裳羽衣》曲，组成戏班子演之，人们把他敬奉为戏神。试想，倘若没有他的倡导，依然严循雅俗旧规，很难想象如今的戏曲发展会是何等样子？
“燕歌戏”与元曲如出一辙。传说燕歌戏在元代就已出现，是元曲山野中的一个变种。而柏峪燕歌戏更是将当地原先的秧歌、小曲和著名的江西弋阳腔相糅合，形成明清俗曲和地方曲调、语言、语音融合的独特风格的代表。它尽管是京西山乡小剧种，但其历史悠远，唱腔雄浑厚重言、依然是完整表达民意的艺术载体。
据《中国古代戏曲》记载，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著名剧作家，均为元大都人，而留下《天净沙》：“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马致远，就是京西门头沟人。这些人中，有的曾多年在南方为官，把江浙的腔调与燕歌戏融入一体，形成了南北九腔十八调。他们在“这壁拦住贤路，那厢挡住仕途”的岁月里，走进民间，与艺人为伍，创作戏曲，带动戏剧乃至乡戏村戏的普及发展，绝对居功之伟！由此可见，柏峪燕歌戏与元曲的确有着不可分离的渊源。
柏峪燕歌戏的“九腔十八调”，为何多以“悲怆”为主？因为编写剧本的人，多为失宠官员和不第文人。他们“离家为官非我愿，只为衣食暂栖身。久后一日能逢时，重登南学断字文。”正是这种发泄对朝廷的不满，不愿自己才华付流水的思想，使得他们广泛收集官府和民间故事，编成戏曲，予以演出，彰显出其才华与神通。
燕歌戏中特殊的曲牌“山坡羊”，始于元曲，流行于明正德年间，多用于悲哀腔调。为证实元曲与燕歌戏的关联，谭怀梦在《柏峪燕歌戏》中，将有关戏目与戏词作了比较。譬如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长安），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燕歌戏”中的《山坡羊·桂枝香》：“十年窗下，文章不纳，一口气吹散浮云，好一似花开三夏，栉木莲藕芽，御零花胸前常挂，困龙得水，宝剑离匣，胸前常挂是熊虎，指目文章当日发。”上述两段相比照，从词作到词意，还真个是大体相似！
柏峪燕歌戏的“说”和“念”的也与元曲密切相关。说和念，也叫“道白”，主要有“俗白”、“韵白”、“京白”、“疙瘩牙子”等等。“京白”，用得是京腔京韵；“韵白”，带韵味，有武场（锣鼓镲钹等）配合；“疙瘩牙子”，是带有戏曲韵味的快板，多用于丑角儿。
这里主要说的是俗白，指的是用斋堂的当地话道白。斋堂话，即是斋堂川里的乡音，俗称“斋语”，在京西斋堂川里约有几十个村子用这种语言。斋堂话是元大都话和明代官话的滞留，是一种以北京话为基础，掺杂多地方言，又与他地有明显区别的独特语言。燕歌戏的俗白，历经多年传承改变、虽然意欲用京韵，但其词语以及特殊的语音声调，依然能听出斋堂话的蛛丝马迹。
柏峪人喜欢唱戏，对燕歌戏简直到了“走火如魔”的程度。村里人张口闭口全是戏，事情有了着落，就说“有戏了”，事情没希望，就说“没戏了”，连喜笑怒骂都是戏词。譬如骂孩子，就说：“你个短命鬼儿罗成”；数落老人，就说：“你个大白脸奸曹操！”；奚落那些耍心眼儿的人，就说：“你这是刘备摔孩子，买哄人心！”称赞年轻姑娘则是：“瞧把你能的，是穆桂英呀，还是花木兰呀！”
柏峪村中有这样一个顺口溜：“汉子（丈夫）唱，老婆瞧，孩子边上挖窑窑（土坑）。”说得是村人打小就爱学戏，从天真的儿童，到鬓发斑白的老年人，对燕歌戏喜欢的如醉如痴。他们无论唱的如何，无论戏调拿捏的准不准，好歹都能唱两嗓子。若哪个人不会哼唱几句，则一定被视为“外人”，绝对被人笑话！
村人爱戏如此，剧团的人就更甭说了，大凡唱戏的，只要听到鼓点儿声、便嗓子发痒，手里哪怕有两块石头，都会敲打出个鼓点儿来！早年，村里有位老戏骨，人称宝旺爷。有一次，他不知村里要唱戏，照例上山放羊。他见黑云密布，暴雨将至，赶忙从沟谷里往山坡上赶羊避雨。此时，恰巧村里来人，叫他回去唱《张花娶妻》。他是村中饰演张花的不二人选，有他在村里没人敢上场。
救场如救火，宝旺爷二话不说，立马回村登场。当他听说山洪冲走了羊，立改唱词，唱道：“众人台下我台上，为唱大戏舍了羊，我人急得猫抓心，台上依然笑脸放！”罢！罢！罢！只要大家能开心，俺家丢羊算个啥？又唱道：“身穿戏装入洞房，无名大水冲我羊。谁要捞得羊在手，当我结婚发喜糖。”
台下观众得知实情，立刻掌声雷动，纷纷喊道：“戏人，戏人！这才是角儿呀！还有不少人往戏台上扔“打喜钱”。听人讲起这段真实的故事，我不由心生感动：老艺人舍己事救戏场，戏台上灵动，唱词妙改，真个是戏比天大，这就是戏曲的力量！
柏峪村为唱戏，生发出许多趣闻轶事。村里原班主陈登金，为了学会打板儿，便先用葫芦瓢练习，不知打坏了多少个葫芦，终于学成，他打出的鼓音精道，可传出二里地之外去。人们玩笑地说：“陈登金打板——葫芦遭殃！”
村中唯一一个拉二胡的，绰号“谭铁头”一次唱戏，他拉到激情高音处，突然断了一根弦。无乐难唱戏，不能砸场子，情急之下，他只用一根弦拉，尽管拉出的音色稍差了些，却丝毫不误事。因此，村人笑传：“谭铁头拉胡琴——自顾自（兹咕兹）！”
唱戏，唱的就是股精气神儿！村中不少六七十多岁的老汉，平时病病歪歪的，一听说唱戏，立马欢实起来。1995年，村里原书记，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刘景春，身患脑溢血病，平常不能剧烈活动，严重时走路都要扶墙。可是听说唱戏，他穿起戏衣，足蹬彩靴，精神抖擞得便似换了个人，竟然坚持三个小时。别人问他累不累，他笑答：“听见锣鼓响，立马就来劲儿，我就待见（喜欢）咱村戏这个味儿！” 我想，大概这就是“戏瘾”吧？可见，唱戏也是要有一种精神的！
村里，不但唱戏的有瘾，看戏的戏瘾更大。听说要唱戏，很多人家早早就搬上凳子、马扎儿去“占地儿”；有的提前把亲戚朋友请到家里来，大老早的就做饭，吃饱喝足，就憋着看戏！山区的乡村里，留传着一段顺口溜：“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外甥儿臊着脸儿跟了去！”说得是无论哪个村演戏，都得去请邻村的亲友，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一同去看戏。山村人热情好客，今儿个你请，明儿个我唤，如此你来我往，就像似拉大锯似的，久而久之，便成了乡俗！
村里开戏前，先要“打嗵儿”即把戏中武场打法统一串起来打一嗵儿。习俗是第一嗵儿“招人，两嗵儿开场。目的是提醒那些还没到场的人，快开戏了赶紧来，否则就不赶趟儿了。第二嗵儿，则是让演员到位，做好开台准备！
在清代，民国时期，柏峪戏班经常应邀外出“卖台”，曾到过京城的天桥、河北的矾山、怀来、涿鹿、蔚县和斋堂周边的许多村庄。据《清史》记载，乾隆帝庆祝60大寿，普天同庆，不少戏班贺演，其中就曾调过柏峪的燕歌戏。为了与邻村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他们还时常“走台”，参加各地汇演，进行村与村相互邀请，你来我往，增添了乐趣。大家交流经验、切磋技艺，演出水平亦日渐提高。
独一无二的燕歌戏，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境地。据媒体报道，2001年时，村中只剩下5位唱燕歌戏的老艺人。燕歌戏的曲目曾有300多个，原能够演出的也有近100多出。到了21世纪，许多剧目因许久不唱而失传，所能演出的寥寥无几。柏峪人不忍心传承数百年的艺术，断送在自己这辈人中，心中迸发出对燕歌戏的传承与坚守，村里人开始竭尽全力地挽救这个剧种。
由于过去燕歌戏有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只准口耳相传，不准记录的规矩，所以始终没有现成的剧本，所以整理起来非常不易。2005年，几位老艺人找到时年84岁的老戏骨，由他口述而后整理出一些几近失传的曲目。村中现年78岁的艺人陈永禄，从2003年担任村剧团团长至今，他大胆地打破旧枷锁的束缚，一面将仍留存的剧目记录下来，一面把村中唱戏的艺人们聚集家中，由每个人将其饰演角色的台词口述出来，他逐一记录下来，又将自己饰演角色的台词也一一写出。剧本草稿合成后，大家相互补充完善。他们唯恐口述不准确，便像正式演出一样，通过道白、哼唱，加以整理，一出出戏目就这样抢救保留下来，每一出剧目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
为让这种独特的戏种延续下去，村中老艺人们成立剧团，吸纳年轻人入团，为剧团注入活力。他们打破历经长久的束缚，可以看剧本，可以抄背台词。同时，不论男女，不论村里村外，凡是喜欢并且愿意学戏的人，皆可吸纳进来，使燕歌戏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过去，村子里没有剧场，没有戏台，演戏前，人们就在村边空地上临时搭建，一般由村里集体出工料。有时村料不足时，大家出料出力，把各家的木头、苇席，毫不吝啬地拿出来，无论大人小孩，哪怕是搬块石头、拿块砖都感到心满意足。“正月初五搭戏台，名种木头摆出来，你的长，我的白，直直溜溜的没疙代(瘩)”
原先，柏峪村曾搭建过一个宽八米、长九米的四明柱，筒瓦双滴水、分前后台的戏台，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焚毁。解放后，村里予以恢复但并不尽人意，于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建起现今的剧场，购置乐器行头。剧场内可容纳300余观众，高大宽绰的戏台上，幕布、灯光、音响、字幕墙，一应俱全。后台为化妆室，一个个妆桌固定有序，两侧置放座椅，为演员扮妆后休息交谈所用。舞台下，一排排舒适的座椅，固定在通道界域内。
门头沟区文委重视戏剧的发展，为使这个古老的剧种得以传承发展，积极为戏曲团队配备服装、道具、乐器，对柏峪村剧场的音响、灯光、机械等进行配置和改造，使其成为兼戏曲、综艺演出、举行会议等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场所。
柏峪人对唱戏的痴迷，我感同身受。我家乡火村的音乐班，亦曾小有名气，我上小学时，村里年轻人每晚都习练，冬天在室内，夏日在村外，整个村子上空都荡漾着诱人的乐声。村里年轻人对演戏情有独钟，每晚聚集在村北的大庙里排练，直到深夜仍不愿散去。1958年，村里盖起大礼堂，更激发了村人演戏的热情。那时候，村里小学生、中学生比着演，村里青年人、老年人也组织排演，甚至村子在外工作的人也纷纷回村参加演出。
1965年底至1966年4月，北京京剧三团来村体验生活，刘长瑜、高于倩、李光等几十人，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村民演出。京剧研究院的著名编剧马少波在村中采风调研，编写三幕话剧《演兵场上》，从村民与中学生中选员演出。那时人们真的像着了魔似的。可惜，由于老艺人相继过世，青年人外出工作，姑娘结婚外嫁等原因，村戏没人演了，音乐班的玩艺儿失传了。在山乡，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像柏峪村这样坚持并发展演戏的村子，真的为数不多了。
如今，不少山村都有了颇具模的礼堂，但唱戏的村子少了，唱戏的人员少了，昔日红火光鲜的戏台子，早已闲置街旁，犹如老态龙钟的年迈之人，显得孤寂凄凉。演戏需要坚持，传统需要发扬，老戏需要创新。目前，柏峪村剧团有演员46余人，有完整剧目20个，每年组织演出40余场。随着旅游者增多，村里每周六下午唱戏，游客免费观看，许多人闻讯而至。目睹现代时尚的剧场，谁能想到这里是北京最偏远的山村？曾是金戈铁马的古战场？
蓦地，我明白了，为什么说柏峪人热爱唱戏，因为燕歌戏早已走进村人心里。村里皆因能登台唱戏而自豪，那些个登台表演的“戏子”，尽管他们表演的并不很专业，有的初学者甚至还很业余，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是村民们竭诚的祟拜者！
1981年，门头沟区在斋堂镇举办了东西斋堂、上下清水、煤窝、柏峪、燕家台、苇子水、田庄等十几个村的“大戏调演”。1982年，柏峪村从正月初三，一直唱到二月二“龙抬头”，共唱了30多个剧目。村剧团每年组织演出40余场。去年，镇里举办文化节，开幕闭幕都有柏峪的戏。
今年9月20至21日，他们在村文化剧场，举办了柏峪燕歌戏文化艺术节，进行了燕歌戏古装游行，开展了戏剧文化学术论坛。村剧团还将自编自演的燕歌戏《天津关》拿出来，进行了专场演出，以求专家学者指导。艺术节虽属村办，却引来了众多戏曲名家。京剧梅派第三代传人胡文阁，新风霞女儿吴霜，河北梆子名家，国家一级演员张树群，北京京剧院言派老生王宁，梨园春擂主武刚、武朵，以及著名的越剧、晋剧演员，竞相登台献艺。许多外地人和当地剧团、戏剧爱好者亦纷至沓来，艺术节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燕歌戏，柏峪人历经数代的努力与传承，发展与创新，已为燕歌戏插上梦想的翅膀！真个是燕歌一曲醉古今，百年老戏呈新韵！
我与谭怀梦曾是斋堂公社（镇）里工作的同事，因为都是熟人，聊侃起来犹如拉家常话。
我玩笑地说：“燕歌戏就像你的名字——怀梦呀！”
“是呀！”老艺人陈永禄意味深长地说：“燕歌戏是全村人的梦，更是我们的命！燕歌戏，要祖祖辈辈传下去，让它唱出村，唱出区，唱出市，唱得更远，唱得更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