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菊

　陈奉生

陶渊明是一株摇曳在历史时空里的菊。

一

九江，古称柴桑，亦称浔阳。此地聚庐山之奇秀，蕴长江之波澜，呈鄱阳湖之浩瀚。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的陶渊明，在这瑰丽多姿的山水画卷中，早年闲居读书，中年出仕，晚年隐居，一生清逸、高标与孤隐，颇有菊的意味。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重臣，原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陶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陶侃亡故后，所有衰败的厄运，都飞出了潘多拉的盒子，席卷陶氏一族。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殁。陶渊明祖父陶茂虽然做了个太守，无功无过，光耀门楣的梦想，恰似春水东流。父亲陶逸为官不喜，去职不怒，在陶渊明八岁时就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生活颇为艰苦，人生初始，便体会到了世态辛凉。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温雅平和，飘逸潇洒，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名士。外祖父看到小外孙成为了孤儿，心中百般怜惜和疼爱。在陶渊明成长的关键时期，他将自己珍藏的一套儒家经书，赠与外孙。厚厚的经书，交到陶渊明的手中，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光阴轮回五六载过后，外祖父也远离了尘世，那几本经书，成了外祖父留给他最珍贵的遗物。每每抚摸着经书，似乎能感觉到外祖父的温度。陶渊明喜欢在自然中读书，一个人静静地听着蜜蜂嗡嗡，听着风从树梢间谈谈溜过，那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陈香，润得他心中一片安宁。孤单是陶渊明的一种习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亲人早逝，使得他过早独立，这种独立在他的成长里生根，融进了他的生命。他也渐渐爱上了安静的滋味。他成了性格孤淡，静雅的一个人。几部经书，成了精神的桥，将外祖父所敬奉的儒学思想，传递到陶渊明的身上，这是外祖父在他年幼的生命里种下的魂。

分裂、割据、混战是魏晋时期的主题，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一种规则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虽然生于官僚家庭，却属寒门之列，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有着一番志向，要报效国家。就这样，陶侃的进取，孟嘉的逍遥，两者的基因流淌在陶渊明的血液里了。

二

陶渊明一生徘徊在仕和隐之间，用他前半生的出世，为后半生的归隐做着铺垫。就像春夏里的菊，茁壮着茎和叶，为的是深秋里的绚烂绽放。

为什么会存在这一现象呢？古代知识分子的志向，大概分为两种，或封侯庙食，或闲居怡情。做官是知识分子实现理想、获得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但陶渊明的个性以及他对于生活的理想，和现实的官场完全抵牾，这使得他常常犹豫、摇摆、挣扎。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出仕，历经恒温、刘裕，恒玄，刘敬宣等人的幕僚，真正意义上的做官，应该是存二十九岁那年，做了江州的祭酒。

陶渊明干了不到一年，郁郁不得志，就“不堪吏职”主动辞职了，辞官反而提升了他的名望，州里又邀请他去做主簿，婉辞不就。一直到三十四岁那一年，再度出山，进了桓玄幕府，差不多有六七年光景。桓玄篡夺了东晋的皇位，自己当了皇帝，国号为楚。恰逢陶渊明的老母去逝，丁忧在家，躲过那场血流漂杵的争斗。

刘裕平定了桓玄的篡位，陶渊明以为时来运转，到刘裕的幕府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参军。420年刘裕逼迫晋恭帝禅让，坐上了皇帝宝座，国号宋。陶渊明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继而担任了彭泽县令，但只做了八十多天，就辞了官，留下一篇不朽的《归去来兮辞》。从此，回到到了浔阳的栗里村，过着边种田边读书的生活，最后终老田园。

陶渊明回到栗里村，除了耕读之外，就是饮酒。他用喝酒的方式，去浇心中的块垒，找到了一个宣泄痛苦的出口。魏晋时代饮酒风气很盛，比如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喝得惊天动地。他们是聚在一起喝，即使一个人喝的时候，也像行为艺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魏晋风流，其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美，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一年重阳节，陶渊明忽而酒兴大发，身边却没有酒，他只好摘了一束菊花，坐在屋子旁独自惆怅。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白衣使者向他走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给他送酒，陶渊明心中大喜，接过酒立即尽饮至醉，这就是“白衣送酒”的典故。陶渊明喝酒，和他们不大一样。他大部分时候，是独饮。传说他有一张无弦琴，酒到微醺的时候，便轻抚这张无弦琴，人、酒、琴三者合一，无人能懂的心曲，从肺腑间汩汩溢出。即使和别人一起喝，也好像是独饮。他有时请大家来自己家里喝酒，他自己先喝醉了，就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大意是：我醉了，先睡了，你们喝完自己走人。这句话里有人情的亲切随和，又有一点孤独。

孤独的陶渊明偶尔也会与一些朋友交往，传说东晋慧远禅师在庐山东林寺修行，寺门不远处有条虎溪，慧远向来送客不会过溪。有一天儒者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来访，三人聊得非常投机，慧远禅师相送时不觉过溪。突然山中老虎大吼，三人才发觉送过了界，大笑而别，这也成为一段流传千年的佛门公案，后人据此撰写了一幅对联：

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

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虎溪三笑的故事，表明了中国人对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相互包容的愿景。事实上，陶渊明并非纯然的儒家，当然也不是道家，更不是佛家，但毫无疑问，儒、释、道的思想资源，都被他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里，他个性化的思想，显现了某种程度上儒、释、道的合流。陶渊明用他一生的生活实践，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构建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哲学里，听到儒、释、道的回响。

陶渊明辞荣归隐，固守寒庐，过起了采菊种花，悠然自乐的生活。他穿着衫缀满补丁的衣服，与朴实的农民们一起躬耕陇亩，共话桑麻。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满，陋室年久失修，满目凄凉，四壁萧然。四十四岁那年，家中又不幸遭遇大火。前妻早已去世，续弦抚养幼儿，生活的压力渐渐加增。可陶渊明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一天扶犁把锄之后，劳顿一天，晚上，妻子温一壶酒，摘一点园中菜地豆荚，当作肴佐，欣然挥觞，陶然而醉。他的生活虽然清苦，却有文章可以“自娱”，可以“忘怀得失。”　陶渊明将所读之书，所悟之理，所得之趣，都用于创作。其诗其文不是典故堆砌，明理横陈，而是如盐溶于水，冲淡清雅、天然纯真而又偶现豪壮之气。他不惯以文字示人，也不惯写重大的题材，即使朋友间的的赠答，也都是真感情，有感而落笔的。他的诗文风格，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开创了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淡薄渺远，恬静清新的境界。

三

归隐是陶渊明的命数，就像他的名字，潜，是远离尘世，即为隐，即是宿命，也有着无奈的况味。如果我们从他所处社会环境，性格特性去探究，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就会得出这样的认知：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二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交织着黑暗和光明精彩纷呈的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正如苏轼《读晋史》所言：“沧海横流血作津，天遣群雄杀晋人。”文人政客在这一盘历史棋局里生杀予夺，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族文人，形成了崇尚自由、玄风扇炽，企羡隐逸的风尚。陶渊明自然会被时代风气所熏染，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明白地说，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穷途末路，悲守穷庐，也不愿忍辱偷生、自污节操。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事与愿违，在充满杀戮、风流、奢华、门阀制度森严的历史背景下，没落的东晋王朝，尽是一片冷寂的荒凉，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衰颓的气息，壮志难酬；加之，在这种权力争角逐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陶渊明富有仁爱精神，对底层百姓怀有慈悲恻隐之心。作彭泽县令时，为了帮助有困难的农民，让一个儿子，帮人耕种，以解生计问题。并写信嘱咐儿子：“此亦人子也，可善待之。”官场上哪些虚伪的，丑恶险仄的，尔虞我诈的，一幕幕，一回回，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难以沆瀣一气。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纠结之中。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他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他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

陶渊明经历了过世事沧桑，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他五度出仕而后坚隐，在那个纷乱芜杂的时代里，卸下官名利禄的行囊，走进山林旷野，放逐自由的灵魂。

四

人们总爱把梭罗和陶渊明进行对比。梭罗是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的作家，陶渊明是中国4世纪时的隐逸诗人；一个在为反对奴隶制多次奔走闹世街头，一个在为自己的人生路途多次往来庙堂。两个人在时间上，相隔千年的文明史，空间上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信仰，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

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相通，他们都把个人自由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一生都在追求怎么样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可以这样说，在自由的世界里，梭罗与陶渊明，是一脉相承地绽开的两朵孤傲的菊花。

梭罗出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时期，早已过了“仕与隐”二选一的时代。他对工业文明、喧嚣社会挤压人类、侵蚀人性心怀忧虑，厌恶当时商业社会的功利与浮躁，主动放弃社会生活。孤身一人，悄然走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与动物为伍，与太阳星星为邻。这里不仅是他生活的栖息场所，也是他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乡。梭罗的这种行为，不是避世，不是隐居，是在表达对美国黑人奴隶制的不满，是在践行他的“公民的不服从”的主张。另外一方面，梭罗喜欢在大自然中过简朴生活，这是他对自由、对个人价值执着追求的表现。想到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时，他就来了，觉得住够了，他就走了。并不在意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随便、简单与自在，没有任何的伪饰和造作。用他的话说他自己之所以到瓦尔登湖生活了一段时间，那完全是他个人的志趣爱好。如果说一个人向往简朴的生活，只要心诚，在哪儿都可以做得到，无论是在纽约、伦敦、孟买或东京。心中有“瓦尔登”，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有意义、更有目的、更加幸福，这才是“瓦尔登”的真谛。 梭罗所昭示给世人的是，一个公民怎样追求个人自由的典范。

与之相比，陶渊明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农耕时代，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黑暗社会，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摆脱对于社会权力系统的依赖，依靠自食其力，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在田园的自然之美中，彻底回归生命的本真。他所确立的是一个臣民，如何追求个人自由的典范。但在那严酷的皇权社会里，不可能争取到自由的权利，更不可能逾越一个臣民的界限。可他那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就像一束淡雅清菊，独自绽放，在一个飘摇的时代里，固执地散着淡淡幽香。唯此，他那生命的光辉，也就一点一点闪耀，一点一点照亮了，人类永不停止追求自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