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内刊会员
李明新
先生生前住的地方离我很远，从北京西山到朝阳区罗马嘉园，大约40公里的路程。
先生的墓地却距我居住的地方很近，大约三公里，走过去也就一刻钟。这下去看他再也不用跑远路了，不同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而先生在墓碑上微笑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以往他都是微笑着听我唠叨，还不时地呵呵笑出声，每次听我说完，他都耐心地点拨我，现在他不说话了，他不劝我，也不点拨我了，但依旧和蔼地看着我笑着，笑我这个傻丫头都长这么老了总算成熟了那么一点点！骄阳似火，我放在他墓碑下的紫色百合花，在他的微笑里慢慢地枯萎着，枯萎着。
2003年，我做曹雪芹纪念馆馆长的第一年春节，我第一次到先生家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建国门的一个不大的三居室内。我很忐忑，因为我来自“村里”，而他却是我闻名已久的“小人物”。不曾想先生“霭若春风”，让我这个真正的小人物感受到温煦春风的吹拂。
他跟我拉起家常，说自己有三个女儿，老伴因为哮喘，正在住院治疗。他说你别看我这房子面积不大，在当年可是最好的！我在先生的书房看到徐潮老师的照片，她端庄淑雅，很美丽，我便由衷赞美地问“一定是班花吧”？李先生呵呵笑着说：不是班花，我们是校花!
植物园的领导和红学界的“大腕”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做了一年馆长的我也渐渐的有了一个工作思路。好像那次我第一次跟先生谈了我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地处北京植物园内、是国内第一家曹雪芹《红楼梦》的主题景点，应该走“文化名人博物馆”这条路，他很支持我，说这个路子是对的。
我们跟红学界相处有一个“梗”就是我们这里到底是不是曹雪芹的故居。因为1971年旗下老屋题壁诗的发现，引起了社会很大的轰动，坦率地说，国内的红学家没有一位支持我们这座位于北京西山的曹雪芹纪念馆是曹雪芹故居的，希凡先生也如此。
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想方设法证明这里是曹雪芹故居:咨询中科院想做碳14来科学考证年代，但是碳14的误差在250年到300年，想一想从曹公出生到现在也就300年，不禁哑然失笑，这条路是堵死了！接着想办法考证39号院老房的历史，最初是什么功能，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住的，因为找不到直接证据，也是瞎掰了。后来朋友帮我请来了公安部字迹鉴定专家，对题壁诗、曹雪芹废艺斋集稿自序的双钩摹本以及曹雪芹书箱子上的字做了字迹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出自一人之手”。但这个人是不是曹雪芹依然没有直接证据，因为没有公认的曹公手泽，这个“梗”还是无法化解。
尽管“梗”还梗在那里，以张庆善先生为会长、孙玉明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红学会大概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为了曹雪芹，支持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的所有活动，让这里成为曹雪芹《红楼梦》文化传播的一个基地。胡文彬先生是从1984年建馆就支持帮助我们，我做馆长后，得到了更多的红学家的支持，其中不乏年轻的学者们。他们还给我起了个谐号，叫我“村长”。
希凡先生自然与众不同，因为他的年纪大，更因为他有着盛名。但是，但凡我邀请，先生都身体力行地来参加。记得2005年，我组织了一个“曹雪芹《红楼梦》与奥运文化”的论坛，我邀请了人民大学的两位著名奥运文化学者和十几位红学家。那次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吃过午饭，先生跟我说，徐潮跟我一个车来的，她在园子里转呢，估计这会儿转得差不多了。我一听顿时瞪起眼睛跟先生发火说“您怎么能这样”！您倒是清高了，徐老师要是在我这里有点闪失可怎么办？植物园那么大，走丢了怎么办？先生呵呵笑着说，她那么大人了，没事的！之后，先生再来参加活动，吓得我都先问问徐老师来了吗？
转年春天，我邀请希凡先生和徐潮老师到植物园观赏牡丹，我同时邀请了我在园林局工作时的老领导齐处长。齐处退休多年，身体患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我和他的女儿小文用轮椅推着他。那时希凡先生和徐潮老师身体尚健，基本不需要照顾。其实先生很倔，80多岁了，他从不愿意让人搀扶。他看到我对老领导的关心，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给我的为人打了个好分数，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对于曹雪芹纪念馆所在地正白旗39号院，希凡先生跟我说，他根本不信我们那套说法，因此他从不进发现“题壁诗”那个院落。他还说起曾经到山后白家疃寻找曹雪芹住地的采风活动，说采风的人向当地老百姓打听知不知道曹雪芹是谁，那个人说，知道，就把他们领到了一个农民面前说，他就是曹雪芹。我特别认真、特别正经地反驳先生说，这在民间的采风活动中是非常正常的事，这并不能说明那里跟曹雪芹没关系。至于您对39号院的态度，您进都不进去，怎么能有自己的辨别呢？
我一直很直率，我不想虚伪也痛恨虚伪。希凡先生认同我的执着和直率，也信任我的为人。现在想想，我跟先生相差36岁，我们一老一少的交情，是因为先生的宽容大度，他像长辈一样，用他人生经历和阅历赋予的智慧和风骨胆魄，引导我、劝慰我，那些话语发自老先生的肺腑，今日想来，更令我涕泗滂沱！
从2003年春到2018年10月29日先生故去，在15年与先生的交往中，我每年大概3——4次去看望他，更多的是打电话跟他聊天，红学界的动态、人生经历、对人对事的评价看法无所不聊，但我一个字也不对外说。后几年，先生跟我聊的更多是老年人的苦恼。我记得2012年徐潮老师故去，开完追悼会，我扶着先生走出灵堂，他说“村长啊，谁走在前头谁幸福”。从那之后，我觉得先生老了，真的老了，我们一老一少的聊天内容，更多的是我在倾听先生诉说“老来的苦”。每次见面，他都说“村长，我们这代人该走了！”
我还记得他90岁生日，几位老红学家给他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会，在推着他的轮椅坐电梯时，他说“都祝我健康长寿，活那么长干什么？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的确，人老了就孤独，希凡先生也是人啊！
前年夏天，蔡义江先生和夫人李月玲老师从杭州回京短住，我知道老年人之间虽然彼此惦念，但是交通不便，让他们难以相见。蔡义江先生儿女都在杭州，再回北京可能遥遥无期，我就和我家先生开车主动接上蔡先生夫妇去希凡先生家看望。那次他们聊得好开心，他们知道这样的聚会此生越来越难得了！我也借机让两位先生给了在我收集的他们的著作上签名，还签了一些《红楼梦》的明信片。老年人眼睛都不好，签字比较费劲。蔡先生一句话不说，戴着厚厚的眼镜努力一张张给我签字。希凡先生感觉有点累了就问我“村长，还有啊，怎么这么多呀？”我说“先生加油、先生努力，快签完了! ”李月玲老师指着我哈哈笑着说，也就是村长能“吱使”他们，你累了人，还让人高兴！
2015年我退休了，也退出了其时担任的社会工作。我能下这个决心，也是听了先生的劝告，他听完我的述说叹了口气说： “村长，好好写你的东西去吧!”。
我的遗憾是没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2018年的重阳节前夕，他让李芹打电话问我去不去参加活动，李芹说我爹想老朋友了，说见一次少一次。我说活动我不参加了，我会去家里看先生。遗憾的是先生突然走了，尽管他已经是高寿之人，尽管他说了无数次“我们该走了”!
希凡先生的墓园里，住着很多文化名人。他的邻居有：国学大师王国维，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著名文学理论家钱玄同、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余叔岩、杨宝森、赵筱楼，现代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经济学家蒋一苇，以及百余位近代革命先驱、抗日名将、爱国华侨和经济、科研、文化等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他们虽然已经降落在地上，依旧是群星璀璨啊！
这里是一个新的“群”，我想王国维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可能会是希凡先生的座上宾。先生骨头硬，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怕过人，没怕过事，在这个“群”里，他肯定还会一以贯之地硬下去！
我为先生高兴，我知道先生不会再受老年寂寞之苦了！ 可是我想念他，深切地想念他！
微风吹过，正在枯萎的花朵轻轻颤动了几下，先生又在呵呵地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