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招工

王海滨

1980年的春天，父亲骑行70里地从县城赶到我们镇高中，兴冲冲地喊出了大姐，说带她去县劳动局办手续。读高三的大姐正在准备几个月后的高考，她身穿一件祖母亲手缝制的碎花布衫，紧紧抱着语文课本站到教室外面，怯生生地问办什么手续，父亲兴奋地回答说，招工手续。

“招工干嘛？”

“干嘛？招工就可以上班了啊！你不是想早一点工作吗？”

大姐垂着的头轻轻摇了摇。

大姐一心想考大学。考上大学才能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这是当教师的母亲多年不倦的教诲，她铭记在心。为了这个梦想，她起早贪黑地背书学习，一路苦读。人家小姐妹们都梳两根油光水滑的麻花辫，她却是齐耳短发，为的是节省梳头照影的时间多背点书；家里有两只羊，需要我们每天都要去拔草。一到地里，大姐就吩咐二姐看管我们，自己则埋头拔草，两手并用，速度飞快，像野草收割机一样，不一会儿就拔满一筐草，然后坐在地头上拿出书本看；三姐打小喜欢梳辫子，自己人小梳不好，外祖母和母亲又没时间给她梳，只好吩咐大姐天天给她梳，大姐一边梳，一边眼睛看着旁边的课本，辫子梳完了，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就是左歪右斜，气得三姐哇哇大哭，外祖母正为家务忙的焦头烂额，哭声让她更心烦气躁，于是走上前来劈头夺过大姐手中的书，扔向一旁或干脆两手一扯来个二马分尸，大姐的眼泪就下来了，满脸都是，不出声地弯腰捡起课本。等到了晚上，她一个人悄悄地弄点浆糊，一页页再粘好，一边粘一边落泪……

小学毕业，大姐和村里的其他三个孩子一起考上了乡联中。乡联中在十几里外的另外一个村子，大姐骑着家中那辆大金鹿每天来回四趟，风雨无阻；中学毕业，全村就大姐一人考上了镇高中；眼看就要高考了，眼看离大学的门槛已经很近了，父亲却说她被招工了。

父亲看出了大姐的不情愿，一脸的兴奋被漫天无奈驱赶殆尽，茫然地看着不远处的学校大门，好久，才叹口气，轻声说：

“你不知道，弄这个名额有多么难。”

父亲有多难，大姐不想知道，但她知道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父亲在县化肥厂上班，月薪32块6毛4，母亲在本村小学当老师，月薪27块8毛9，这60块5毛3是全家七口人一个月的所有经济收入，支撑着吃穿用度和迎来送往。

大姐看看父亲紧皱的眉头和长吁短叹的神情，就不再说什么，回教室收拾好书包，坐到了父亲那辆大永久自行车的后车座上。父亲甩开大长腿骑车往县城赶，不经意间一回头，发现大姐正泪流满面——大姐哭的时候从来不出声，这让我从小就觉得很神奇。

父亲放慢了速度，问就那么想读下去吗？

大姐把头垂下，使劲摇：

“风大，迷了眼。”

很快，十七岁的大姐走马上任，成了我们县第二人民医院一名护士。二院就在我们镇上，每个月母亲会领着我去镇上赶一次集，会顺带着去看望大姐，给她送一罐子油浸咸菜——齁咸，或者一包炒面——把面炒熟了，搁点糖，既能当饭也能当零食。远远地，大姐穿着有点大的白大褂，戴着大口罩，飞快地跑出来迎我们，周身散发着好闻的来苏水味道：

“妈，他们说我19了？我不是还不到18吗？”

母亲急忙做贼一样小声叮嘱：

“满18才能招工。你就说19了……”

那时候，招工是非农业人口的特权，农业人口都没有这个资格。家里有人被招工是一件有头有脸的事儿，全村人羡慕。我都觉得脸上很光彩，尤其是大姐带回来几根从听诊器上拆卸下来的废塑料管，让我在小伙伴们当中很是耀武扬威——这种塑料管剪开可以做弹弓的牵引条，比车圈内带好看，耐用。

我逢人就显摆：

“我大姐？她不上学了，去当护士了。她打针一点都不疼……”

大姐被招工，让三姐也很欣喜：首先是再不经常挨训了——大姐从小就有“长姐如母”的责任感，凡事都爱教训三姐：

“家里不能种桃树，不吉利。愿意种就种到院外的猪圈旁吧。”——这是三姐辛辛苦苦满心欢喜地从地里挖来一株野桃树苗的时候。没有办法，三姐把这株野桃树种在了房后猪圈旁，每年春天开出一树灿烂，秋天，不少的果子直接掉到猪圈里，犒劳了里面的那头老母猪。

“谁让你头上插一根草的，你是想被卖吗？！”——这是三姐把一根狗尾草插在鬓上正在臭美的时候，三姐还没接话呢，狗尾草已经被一把掠过去扔在脚底了。

……

其次，是大姐经常从镇上买新花样的头绳和皮筋给她，扎着这些新式的头绳皮筋，她把小脖子挺得直直的：

“我今天梳的辫子好看吗？”

被问者没看出什么两样，这让三姐很不屑，翻着白眼：

“真是的，你没看见我新扎了头绳吗？我姐给我买的……”

头绳和辫子明明是两回事啊！被不屑者更是一脸迷惑，三姐自顾洋洋自得：

“你不知道我大姐招工当了护士啊？！”

说完，三姐自鸣得意地像得了胜的蛐蛐一样蹦蹦跶跶地走了。

大姐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了母亲，在一旁的外祖母欣喜地看看钱再看看大孙女，小声地提醒母亲：

“给孩子手里剩点零花钱……”

母亲就给大姐两三块零花钱。大姐知道外祖母爱吃长寿糕——一种薄薄的，鞋底形状的鸡蛋糕，每个月都用零花钱给外祖母买回二斤，感动的外祖母背地里不停地撩衣襟擦眼角：

“俺妮儿多大的人啊，就挣钱了……就孝顺我了……”

大姐当了护士，还是那么朴实，过年也不舍得添置新衣服，依旧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白底小碎花的褂子，脚蹬外祖母做的千层底棉布鞋，但和街坊四邻的同龄姑娘们走在一起，总是那样与众不同，大娘婶子们看着她的背影嘀嘀咕咕：

“人家上了班的就是不一样，往那一站格外那么出挑……”

“吃公家粮食就是不一样啊……”

这些话，我们家人都听腻歪了，谁也不当回事，唯独二姐无比憧憬。

二姐比大姐小三岁，学习成绩也很好，母亲暗地里和父亲说，一定得让二姐上高中考大学：

“老大没考大学，自己遗憾，我也觉得心里愧疚的慌……可别再让老二留下遗憾……”

父亲闷头抽烟，使劲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大姐招工当护士的第二年，二姐考上了高中，却出乎意料地不去报到：

“我想招工。”

母亲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啊？我和你爸爸早就商量好了，无论如何也会让你读完高中的……”

“我也想帮家里。”

母亲把脸一沉，斩钉截铁：

“不用你帮！必须去上高中！”

二姐开始哭泣，大串的泪珠砸在她新穿的花褂子上，这件褂子和大姐春节时穿的那件同款同质地，是二姐央求了好几个月，祖母才为她赶制的。二姐哭泣的战线拉得很长，从前一天的晚上到第二天的午后，一直梨花带雨，而且她还发出了更决绝的声明：

“高中课本我都已经扔了。”

外祖母一听，眼睛瞪的溜圆，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啊？！扔到哪里去了？”

“猪圈。”

外祖母一边飞快地往下摘腰间油渍麻花的围裙一边跑出房去，很快，就回来了，把围裙使劲扎在腰上，一脸狠狠的表情。母亲问课本呢？外祖母垂着眼脸：

“这头可恶的母猪，我真恨不得马上给它剃毛下锅……”

二姐如此决绝，母亲无奈，托人带话给县城的父亲立刻回家一趟。父亲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当天就赶回来了，听母亲说完前因后果，接连点燃几根烟，烟雾缭绕中观察着二姐：

“你跟你姐说想招工的事儿了吗？”

二姐摇摇头。

“你大姐其实不愿意招工的。”母亲接话做着补充说明。

二姐点点头。

“到时候你后悔可别埋怨大人啊……”

二姐抬起头来：

“不会。”

“丫头，你知道弄招工指标多么难吗？不是你爸爸我点头就说了算的！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托人情找关系！你知道吗？！”

二姐点点头，又摇摇头，再次开始掉泪，泪珠一颗颗砸在穿旧的外祖母亲手做的带襻黑条绒布鞋上，开出一朵朵小花。

母亲悄悄伸手扽了扽父亲的后衣襟，父亲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说把圈里的猪卖了吧。外祖母一听，有些舍不得：

“不等它再长长个儿吗？”

父亲给了她一个长长的背影作为回答。

父亲用卖猪的钱又托关系给二姐弄到了招工指标，二姐高高兴兴地到我们县电影院当了一名售票员。她虽然也把年龄改到了十八岁，可实际年龄十五岁，头上扎着两条羊角辫，穿着那件白底碎花的褂子，恭恭敬敬地坐在售票厅里面，有买票的一探头：

“怎么让个孩子卖票啊？你家大人呢？”

二姐抬了抬屁股，使劲挺直了腰板，一脸凛然：

“我不就是大人吗？一看你就不像买票的，瞎捣乱，下一位——”

无畏归无畏，第一天，二姐就卖赔了好几块钱，怎么算怎么对不上账，回到宿舍哭了一晚上，想了一宿，想起来了，可能是因为紧张，给人家票的时候连带着把钱又递回去了……

很快，聪明好学认真踏实的二姐就熟悉了全部工作流程，成了一个合格的售票员，当年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二姐那个乐啊，拿着奖金也给外祖母买了长寿糕，外祖母一边美滋滋地吃着长寿糕一边抓着二姐的手问怎么会得奖呢？

“人家说，我一个孩子，怪不容易的……”

外祖母正准备张嘴咬长寿糕，一下子就停下来，半张着嘴起身走到一边撩起衣襟，再走回来，眼睛红红的，脸上却努力带笑：

“二妮子，你在那怎么住啊？习惯吗？”

“不习惯，在家里都是和你们一起住，可在单位我一个人儿住一个宿舍，瘆得慌……”

“那——？”

“每天晚上，我都是开着灯睡……”

外祖母听罢又转身到一边撩衣襟去了。

……

二姐被招工当了电影院售票员再次在我们村里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说父亲是个能人。每天都有街坊四邻到我们家串门，兜着一围裙鸡蛋，提着两匣子桃酥，揣着两块做衣裳的花布料，目的单纯，动机纯粹：能不能也为他们家的孩子办个招工。

母亲哭笑不得，叮嘱外祖母千万千万不要留东西：

“咱们哪办得了啊……”

接下来，我们家每天都上演“追逐戏”：来人丢下东西扭头就跑，外祖母甭管是在和面还是在糊袼褙，手都不洗，抓起那些东西，抬脚就追出门去，死气白咧地硬给人家塞回去：

“不行啊不行啊，你快拿回去……”

整整一个秋天，没有消停过，一直到那年进了腊月，我们家才慢慢清净下来——村里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我们。好在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县城——这是后话。

招工让三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学习很不用心，成绩自然平平。她憧憬着也走招工路线，没事就跟大姐套近乎：

“姐，你说现在什么工种好呢？”

“再好也是工人，安心学你的习，考个大学。”

大姐不响应，她就找二姐：

“姐，你说咱爸的那些关系还管用吗？能让我招工吗？”

“……别光想着招工，招工没有你想得那么好的……。”

此时，二姐正自学电影放映员的技术，立志走出售票厅，当一名真正的电影工作者。

最后，三姐直接跟母亲表明了想法：

“……我念书真是念够了，整天也不比别人下功夫少，可就是不提分……我看只能走招工了……”。

母亲正眼不看她，说好歹上完高中：

“不提分还是功夫不够。没听说吗？功到才自然成。你只要真的用功了，考不上也没人会埋怨你！……到时候真考不上，我想你爸不会让你在家待业的……”

那时候，谁要是待业青年，甭说个人谈婚论嫁一片渺茫，全家人都会为此抬不起头来。

这句话让三姐看到了希望，一心盼望着赶紧稀里糊涂地上完三年高中，步入招工的行列，只是谁也没有想到，1988年，在三姐高二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出台了新政策：

取消招工。

三姐一听，急火攻心，一晚上功夫，脸上窜起七八个青春痘，大清早坐在床边上，两手擂着床沿，一肚子愤懑：

“我现在再学也来不及了啊……怎么这么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