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想要只金镯子

牛建梅

妈说想要只金镯子。我却把脸埋在书里感叹每个人都是孤岛，今天没洗脸也没人看出来。这时她说要金镯子，我说那么虚荣干什么……

一晃一年过去了，昨天我特意利用国庆假期去菜市口百货商场给妈买了个沉甸甸的金镯子。本来想第二天看望她时给她个惊喜，心里实在按捺不住就打电话告诉了她。妈的口气听起来意外又高兴，絮絮叨叨跟我说了很多话，印象最深的是她说镇长表扬她了，夸她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把村里卫生工作整治得很出色，为门头沟的创城工作做出了贡献，还非要和她合影，她居然拒绝了。

我听了心里又心疼又为她高兴。

我这位老妈妈可以说是晚年从政的典范。从三四岁起她就没了娘。据说我的亲姥姥二十几岁就生了至今不知名的病，而我那二十几岁就做了鳏夫的姥爷说，姥姥是躺在他的臂弯里闭上眼的。说这话的时候，是2018年，姥爷已经八十多岁，浑浊的眼睛里有一丝悲切。“她就躺在我胳膊这儿闭眼的……”这话他紧盯着我的眼睛重复了好几遍，最后我不得不用低头来掩饰落泪的眼。就这样，我那还是个孩子的母亲成了没娘的娃。

在农村长大的母亲，虽然受的是新中国的教育，但是从失去母亲那一刻，她就飘转成了村里那些宽厚善良的邻里的孩子。当时才二十几岁的姥爷是村里的大队长，负责安排生产任务，根本顾不上家里做饭穿衣的事，母亲几个月大的妹妹是个既漂亮又白净的孩子，生生因为没有奶水也买不到奶粉，慢慢缺乏营养拖死了，母亲能吃些粮食也能出门，才活了下来。记忆中有几个被我称为老太太的老人家，一个个白发苍苍，脑后绾着个网子罩着的发髻，穿着黑布或蓝布的大襟袄，小腿上裹着雪白的裹脚布，一双尖尖的小黑条绒布面的鞋子，走起路来噔噔噔地响。从我记事起，只要妈妈上工回来想串门，都是领着我到她们家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到了真的姥姥家那么可亲。妈妈自我小时候就要求我学着收拾床铺，叠衣服，做针线，擦桌子刷碗，每次她的要求都非常高，床单要铺平展，被子要扽出角来，枕巾要盖得平整漂亮，桌子要经常用鸡毛掸子掸一掸……做不好就会被她数落或是打屁股。长大之后很多年我都为此耿耿于怀，觉得作为她女儿的我大概是她本不想要的吧。到了我也为人母之后，才慢慢明白，从小没娘的她，在这些善良宽厚的老太太们家里学会了生活中的一切，她又是个急性子，自希望我也能尽快都学会，做个自立的女子。

至今我还记得西院老太太。她四方小脸，大眼睛，满头白发上永远戴着个黑色或白色塑料发箍，后面用黑色网子绾着个圆圆的发髻，发髻上永远都插着个雕着花的银簪子。她家是个西房，进门左手是大炕，炕沿那条木头永远擦得发亮，上面的床铺永远干净得让人不敢坐，坐上去又不敢乱动。因为这位老太太的炕沿边的床铺下永远整整齐齐地压着她攒下来叠得非常平展的塑料袋和糖纸。塑料袋她不给我，我也不喜欢，糖纸她总是留给我，有水果糖的有奶糖的，每次我都稀罕得不得了。到了春末夏初，她还会从用鸡毛掸子拾掇得亮闪闪的板柜上给我拿她自己用白糖腌制的青杏片儿。她把它们都装在一个玻璃罐头瓶子里，每次给我舀一小碗吃。酸酸甜甜，至今我都觉得那是世上难得的美味……

后来听我老母亲说，这是郑家老太太，年轻时开始守寡，有一儿一女，都在城里工作，老太太在家给他们带孩子，我妈那时候经常帮老太太带孩子，俩孩子都跟她很亲，妈第一双尼龙丝袜子就是老太太给买的，是粉红色的。

是啊，正是这些慈祥善良的农村妇人们，在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没了娘、又死了妹妹爹也无暇顾及的情况下，一点点教会了我母亲各种生活技能，也一点点用自己的善良淳厚要强影响着她。我母亲说过，她八九岁就会自己做鞋子了，之后衣服也能自己缝制了，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照顾瞎了眼睛又耳朵聋的她奶奶，她样样都行，就连上学都比同龄的姐妹们出色，中学时还作为学生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过发言，班主任季老师尤其器重她。

但是母亲尽管受到的是新中国的教育，在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她在乡村受到的费先生所说的“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村里民风淳朴，尽管识文断字的人不多，可大家长幼有别客客气气，见面必定要向长辈问候有称呼要称呼问安，否则村人会在背后数落这个人不懂礼数，不懂人事。我母亲虽然从小没娘爹也不大管，但村人凡是能帮把手的谁也不会袖手旁观，都会对她施以援手。于是懂事之后的她格外懂得感恩，敬重长辈善待同辈爱护小辈，在我的记忆中，很多次村里有丧事，母亲帮人办事回来眼睛都是肿的，嗓子也是哑的，口中还会不停地念叨“多好的人啊，没有一个不哭的”，实际上，去世的并不是她至亲的亲人，只是村里的老街坊。很多次，村里有人生病，只要让她知道，必定买上东西去人家家里看看病人，问候一番。穷的时候我刚记事，买的可能是一包黑糖几个鸡蛋；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可能是几捆挂面，几斤鸡蛋……不管有钱没钱，她都要去看一看，有的病人不在家，走几里山路坐长途车，她也要带着东西去跟人家家里人打听到的医院去看一看。很多人求她做衣服，她都会利用上工间歇帮人做好；很多人求她帮理发，她都会预备好自己家的刀子剪子披肩布帮人剪头发；很多人找她来聊天诉苦，她都会陪人从东聊到西，到了饭点还会留人吃顿便饭，只要写作业的我稍露不满，就会等人走了挨她一顿打骂。

不光本村人，口外贩牲口的王家爷爷的朋友，南边来的编苇子席的王家爹爹的朋友，门头沟各村我王家爹爹的农业技术员朋友们，只要来我家，我的妈妈都会尽家里经济所能热情招待，不管多久她都不嫌烦，晚上还要跟王家我爹爹一起陪着爷爷和朋友聊大天儿。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养蜂人。他们是东胡林人，来自门头沟的大山里，靠着出外追着花期跑养活一大家子人。我妈和王家爹爹看他们可怜，就热情地为他们预备了住处，让他们安心在村里东坡上放蜂，晚上回来吃饭并住在我家里，从春天一直住到了秋天。那对叔叔阿姨十分感激我父母，临走留下了两箱蜜蜂，并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之后很多年他们都是以朋友身份相互来往。而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每年都能吃到香甜的蜂蜜、营养丰富的蜂王浆。

那时的我还小，并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对外人都那么实心实意，对我却百般挑剔，一度甚至认为母亲纯粹是为了面子，比如那只金镯子。现在我才明白，那是母亲深入骨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孝亲敬老仁以待人”养大了她，更塑造了她。当然，任何事都有利弊，母亲思想的纯粹也束缚住了她。

初中毕业的她，本有选择去外面上学的机会，为了照顾日渐衰老的姥爷，她放弃了。而本来学习与她不相上下的几个好朋友，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做了教师，还有的成了区里领导。只有母亲，没过几年就结婚了，每天听着大喇叭上工去。她嫁给我爹没过几年，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开始，村里的小煤窑也正式大兴开工，我爹是煤窑带班的，挣得多，我妈更不用上班了，没事就侍弄自己分的几亩地，看护着我和新出生的弟弟，闲了两口子打打架。直到我和弟弟都上班，我妈从没正经在什么单位上过班。

如今母亲六十六岁了，居然因为在这小山村里的政务工作受到镇长的表扬。之前我也一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在这小小山村工作得那么起劲儿，也从没想过我都不知道她何时正式开始的从政生活，能一直持续到六十六岁，而且一干就是好十几年。在这期间，她积极加入了党组织，自学了汉语拼音和电脑、手机，如今的她不光会用电脑和手机打字，还能用微信聊天给人点赞。这是村里很多年纪比她小的女干部都不会的。说实话，自我长大成人之后，就觉得母亲老了，觉得她的人生也就这样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甚至认为她也会像我已经去世的爷爷奶奶那样，从四十几岁一直老到八十几岁，人生几十年始终会一成不变不生不死不喜不悲，甚至有时候我都不想回到桑峪村那个家，觉得那是一个暮气沉沉的地方。今年，在我进入人生四十几岁的时候，突然理解了母亲。其实，一辈子被自己的忠孝困在乡村的母亲，尽管经历了幼年丧母之哀，青年生子家里事务庞杂之苦，中年困顿生活的折磨之痛，却从未有一天不热爱生活。

每天她都会把屋里外面收拾得窗子明亮、桌子一尘不染，把家里大人孩子的衣服洗好熨平叠齐整，搭配好贫困生活中的一日三餐。在我的记忆中，自己从小就没穿过脏衣服，没穿过随便搭配的衣服，这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在繁忙的大队工作之余，春天到了，她就去自家地里播种浇水；春末夏初锄草回来做好饭，她就站在房顶晒杏干；夏天四脖子汗流淌着也要戴上草帽去地里锄草；秋天一花篓一花篓背回核桃、梨、酸枣、大枣、山里红、山楂，再加上地里的谷子玉米白薯，初冬时还有柿子——该晒的晒该磨的磨，该收藏的收藏。庄稼都收完了，她又要在上班做饭之余，晾晒冬装被子褥子，同时把吃不了的豆角、萝卜之类的洗净用大粗盐腌制她一人独有的味道的酸菜。冬日闲下来，围着煤炉子，她又开始找些零碎毛线布头砌椅子垫或是织毛袜子。

每次我回家都会发现家里多了些小物件，有时是被分在五六个小花盆里的小小的仙人掌——全都黑湿的土，嫩绿挺拔的小身板在里面杵着；有时，是放在客厅桌子上的、被人淘汰准备扔掉的船形水泥盆，她托人在早市买了几条红色大尾巴的小金鱼养在里面；有时也会吓人一跳，在院子里又盖了几间房子，她里里外外张张罗罗监督人家干活。前几年村里一直嚷嚷说要拆迁，按面积给房给钱，于是家里由姥爷家到爷爷家，新家旧家加起来的四个院子，全都被我这位老母亲张罗着盖满了房子封起了院子。我和弟弟都不支持，可拗不过她，只能除了出钱之外，全都由着她自己去干。结果就是家里只住三位老人，却有着四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大院子，进了院门连天都看不到，如今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家从此告别了以前砸煤烧火的取暖方式和露天上厕所的不便情况。而我老母亲则在封得看不到天的平整的房顶上，又找到了生活乐趣：她找人焊了铁栏杆围起房顶，买了一排二手的折叠椅子，把六七个大黑瓷花盆里种满了红彤彤的朝天椒。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去房顶，坐在椅子上低头看看红红火火的朝天椒，仰头看看北大岭上的定都阁。这俯仰之间，满是她对自己生活的知足与欢喜。

当然，在母亲从政这些年，她也面临过很多沟沟坎坎，哭过闹过和人打过架骂过人。以前我总以为是她太好强跟人较劲，劝她少惹事，总觉得她是在给儿女添麻烦，现在我都能理解了。母亲固守着古老的乡土传统，觉得长幼有序，凡事得讲个理，那些已经在外面的世界闯荡过，早已见识过社会的冷漠与利益至上的人，已经不再看重这一套了。不知这是母亲的悲哀还是他们的悲哀。

前几年村里换届选举，书记村长都换了，我和弟弟也几次劝说总是累得粘枕头就睡着的老妈妈，就此辞官回家吧，可我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妈妈依然稳坐中军帐，每天五点多就起床到村中各处查看，看到影响村容村貌的情况，立刻安排合适的人选迅速处理，使得桑峪村在那次门头沟创城工作中由原本的倒数第一，变成了受镇长表扬的一员，原本与她有些矛盾的新书记也慢慢认可了她的工作，不光如此，新书记还听从了我这老母亲别出心裁的建议，在村里成立了“红色议事厅”，真诚地邀请来原本与他政见不合的村中历届书记元老，共同商讨如何为桑峪村的百姓谋福利做好事……

听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絮絮叨叨地憧憬着桑峪村的美好未来，一脸的幸福，我心里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原来我这位想要个金镯子的老妈妈，已经在我平日看不到的故乡，活成了一个传奇。金镯子是她对自己六十六年人生的一个嘉奖，作为女儿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