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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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结识吴思敬
相识吴思敬是我人生的幸运和福分。鲁迅说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当然不敢妄比前贤，但此时的心境是相同的。我记不起来我们最初是如何相识的，那时真还说不上深交。只知吴思敬是原先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年轻的文学老师，热情，敬业，很有学识，仅此而已。记得那时他住在北京最繁华的街区，王府井的一个胡同——菜厂胡同。一个大杂院，弯弯曲曲的通道，通往他窄狭的住房。我住北大，路远，却是不辞辛苦前去拜访。我们在那里会见，吃饭，饮酒，闲话。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教会我喝北京的二锅头。论喝酒，现在他不如我了，但真是我的领路人。后来他搬了几次家，芳草地的家，我也去过，除了论学，也喝酒。
我与思敬真正的相识、相知，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新诗潮涌现，举办了难忘的南宁诗会。我被潮流所推涌，写文章、发议论，惹人注目，也陷于孤立状态。1980年南宁诗会后，《诗刊》看准时机，开了定福庄会议，一时诸路人马云集京城。会议的主题是当时出现的朦胧诗。支持一方，我和孙绍振到会了，反对一方，主将是丁力，他的队伍庞大。会议开得激烈、气氛紧张。我素怯于言，不善辩，虽然孙绍振勇猛盖世，但依然力量悬殊。正是关键时刻，我方后卫突然杀出了两员大将，一员是来自成都大学的钟文，另一员则是来自如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思敬！
那时的钟文和吴思敬，都是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他们的出现不仅给我以助力，也给我以惊喜。攻守双方顿时形势大变。现在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当年我们的处境，诗歌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而且相当多的人诗歌观念已被积习所固化——新诗潮处境维艰。在会上，这两员骁将的出现使论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钟文的理论锐气自不必说，吴思敬显然是有备而来，但见他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沓卡片，引经据典，连珠炮般地打向对方。他历数诗歌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坚持为当日出现的诗学变革辩护。正是这个定福庄会议，使我不仅在为人方面，而且在学术的准备和素质方面重新认识了吴思敬。
就这样，我和思敬在“火线”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定福庄会议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和思敬始终是学术上和事业上互帮互助的知交好友。我比思敬年长，他尊我、敬我如兄长。他在首都师大文学院和诗歌研究中心做着他的工作，研究、授课、写作、带研究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办《诗探索》。北大成立诗歌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诗歌研究院，他都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工作上的积极协助者和推动者。北大召开的所有诗歌会议和开展的所有诗歌活动，他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协助者。思敬在首都师大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作团队，他无私地带着他的团队参与我的工作。我们情同一家。
这些年，我和思敬一起参加过许多国内外的诗歌活动，他辛勤培养了诸多博士生和年轻的诗歌研究者，可谓桃李芬华。同时，他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追随者。他在诗歌理论界的影响巨大，这都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思敬性格谦和，心胸豁达。他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往往有求必应，他是诗歌界有名的“大好人”。在此一端，我与他也是心有灵犀。我坚信诗歌乃柔软之物，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诗歌之用，首重广结人缘，使人心向善。也许这点易招人议，释之可也。
因为合作久了，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我主事《诗探索》多年，身边琐务甚多，多半办不过来，遇有难事，也多半推给思敬去办。再后来，干脆把《诗探索》的全部编务推给他和林莽了。思敬办事，我总很放心，不多过问，由他自主。这也是我的一贯作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放手，自己也清闲。前面说过，思敬是尊重我的，遇有重大的事，他总会及时与我沟通。难办的事，他承担了，遇有“疑难杂症”，他也会与我商量。我和思敬在这点上绝对和谐，我们总会在“走不动”时，或“忍”或“退”，于是天地顿时开阔，大家也都欣然。
我与思敬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学业上互相支持。我先后主事的《中国新诗总系》（十卷）、《中国新诗总论》（六卷），洋洋千万字，都有思敬的加入与劳作，他不仅是我可信赖的作者，而且是我非常得力的助手。我的许多项目，没有他的鼎力相助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许多工作计划安排，他总是执行得最认真的一个。为此，我认定他是敬我、知我、助我的理想的合作伙伴。单举《中国新诗总系》他主编的理论卷为例，他不仅按照计划写了数万字的导言和编辑后记，而且为了紧缩篇幅，在总数80万字的选文中竟然不给自己留下一个字！
思敬办事的忘我和公心如此，使我对他格外地敬重！我只能感谢冥冥中命运之神对我的恩惠，使我在美好而又艰难的时代，有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助我一路前行的知心朋友。思敬著作丰硕，已是影响中国新诗界的卓然名家。近年，为了纪念中国新诗创立一百年，他与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合办庆祝活动，并与我联名主编了纪念文集。目下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着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长达数百万字的“百年新诗学案”。在此，我诚挚期待着这项创举早日完成！
一曲康桥便成永远
我参加过许许多多的诗歌朗诵会，每一次朗诵会必有李白的《将进酒》。与气势磅礴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同台出现的，往往会是徐志摩《再别康桥》婉约温柔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一首千年名篇与一首现代名篇互为掩映，构成一道令人难忘的美丽风景，诉说着古国伟大的诗歌传统。感谢徐志摩，感谢他为中国新诗赢得了殊荣。举世闻名的英国的剑桥，被他译为“康桥”。一别康桥，再别康桥，便这样地叫起来了。从此，剑桥是剑桥，到了他这里，便是习惯的、不再改动的“康桥”！这位诗人是命名大家，除了康桥，还有著名的“翡冷翠”，也是他美丽的创造。就这样，作为经典的《再别康桥》，便成为了一般不会缺席的、朗诵会上的“传统节目”。
能与中国的诗仙李白千载呼应，这足以使写作新诗的人羡慕一生。大家都知道，新诗因为它先天的缺陷一般不宜于朗诵。能成为朗诵会上的传统节目的，往往有它的特殊之处。徐志摩是新诗诞生之后锐意改革的先锋。他在白话自由诗中竭力维护并重建诗的音乐性，他的诗中保留了浓郁的韵律之美。重叠，复沓，回旋……如：“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足可说明，徐志摩的诗能在千年之后与诗仙“同台演出”，并非无因！
经典的形成绝非偶然。经典是在众多的平庸中因维护诗歌的品质脱颖而出者。许多新诗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往往忘了这一点，他们成了白话、甚至滥用口语的痴迷者。他们忘却的是诗歌最本质的音乐美、韵律美、节奏美，他们的诗很难进入大众欣赏的会场。当然，他们也无缘与李白等古典诗人在诗歌的天空相聚。
我认识并理解徐志摩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盛行文学和诗歌阶级性的年代，徐志摩被判定为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诗是“反面教员”。记得那时，文艺理论老师讲文学的阶级性，举的就是徐志摩的《残诗》《我不知道风——》等例子。那时时兴的是断章摘句，无须也不引导读文本。风向早已定了，他怎么“不知”？他鼓吹并向往的不是“东风”，而是“西风”，他是可疑的！无辜的他，就这样和许多天才的、杰出的诗人消失于当年的诗歌史。时代在进步。人们开始用公平客观的艺术眼光审视作家和作品。人们为所有真诚的艺术创造者恢复了名誉，徐志摩是其中一位。
在我的诗歌研究中，我终于能够判定，他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为中国新诗的创立和变革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驱者。中国新诗一百年，能列名于前十名甚至前五名的有他，他成了新诗历史的一道丰碑，无论怎么书写，他总是诗歌史绕不过去的名字！我对徐志摩充满了敬意，我为当年曾经对他的鲁莽深深内疚。那年北京一家出版社约我写《徐志摩传》，我准备不足，不敢答应。但是心有余憾，我总觉得应当为徐志摩做些什么。后来另一家出版社要出一套名家名作欣赏，徐志摩列名其中，邀稿于我，我接受了。我熟悉他的作品，我约了许多朋友共襄盛举。我不仅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的“浓得化不开”的散文，我喜欢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他的情书——《爱眉小札》全选！选读《爱眉小札》的人，我选定了与徐志摩性情相近的同窗好友孙绍振。
我总找机会去看看他生前走过、生活过的场所。有一年到他的家乡海宁观潮，我特地拜访了海宁城里他家的小洋楼。小楼寂静安详，诗人此刻远游未归，也许是在霞飞路边的某家咖啡馆，也许是流连于康桥的那一树垂柳。在当年贫穷的中国，徐家客厅的地砖是从德国进口的，可见他的家道殷实，出身富贵。又有一年，朋友们取道鲁中去为他的遇难处立碑留念，牛汉先生去了，我因事未去。但我的内心总是念着、想着，想着他自由的灵魂、惊人的才华、浪漫的一生，以及美丽的恋爱。
我多次拜访康桥，康桥小镇的面包房和咖啡店也是我的最爱。第一次是虹影陪我去的，后来几次，都是自己前往。桥边纪念他的诗碑（上图）是后来立的，我在边上留影了。悄悄地他是去了，他不曾带走一片云彩！悄悄地他是去了，他带走的是我们无边的思念！志摩生前有许多朋友，志摩身后人们怀念他。他为我们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还有美丽的人生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志摩不朽，志摩永存。这永存，这永念，如今都化成了永远的“康桥”，也许还有永远的“翡冷翠”！
2022年10月10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学步记
人生第一次学步，站立、行走，是在出生后，教护我的第一人应该是母亲，再就是长我9岁的姐姐，她是母亲的“助手”。我没有记忆，这应当是常理。人生的第一步是母亲教的。
现在我是再学步，再一次学会站立、行走，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我已是高龄的成年人，这一切，别人帮不上忙，母亲，还有姐姐，最先教我行走的人已经远去了，我只能靠自己。这的确用得上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成语：自力更生！依靠自力，而后“更生”。那天路边一摔，我便站不起来了。路上七八个好心人想扶我站立，但完全无效。120急救车来了，我说要回家喷白药止痛，急救车的医生警告我：“你要立即手术，不然，你今后要坐轮椅！”我于是知道事态严重。幸好手术成功。我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康复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争取再次站立，而且再次学会行走，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学步。记得是术后次日，我从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主刀的大夫前来探望，他考查我，让我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而后便“粗暴”地要我下床，站立。我在众人的协助下，翻身下床，用助步器站立，而且“走”了几步。我不说疼痛，只能说，这几步的艰难是无以言状的，我不想形容它。
康复的要求很严酷，主治医生专门为我制定了计划：详细规定每小时做几下规定动作，一天10个小时排得满满的。踝泵运动每小时100次，臀桥运动每小时10次，每小时更换内容，每日连续进行的运动量不变，每日连续10小时。在病房我是“模范病人”，我严格按照医嘱做我的康复动作，大约一周时间，我已经能用助步器在室内行走，大小便基本自理，开始是护士为我刮胡子、洗脸，后来也能自己操作。我坚持自我康复不去康复中心。我要居家养伤，在家里我每日锻炼行走，数十步，数百步。开始用助步器，过了些日子，我坚持独自行走，逐渐摆脱对助步器的依赖。我自己做简单的饭，自己洗脸、沐浴、洗简单的衣物，我基本做到了“自己动手”。
从手术室到病房，那时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快。大夫称赞我“每日都有进步”。但愈到后来，进展愈缓慢。我知道我的身体内正在进行新与旧的对立，排斥与包容的“争斗”。我的手术是左边股骨头置换，即原先的骨头已经碎裂，植入的是人造骨，对于原先的肌体而言，它是“异物”。“异物”的“入位”有一个互斥、接受、并立的过程，我于是不再焦虑，我要静待本体与异体之间最终达成的“和谐相处”。从严冬到初夏，外面的草变绿，花盛开，这几乎与我无关。我谢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包括想我、念我、爱我的亲友的访问。偶尔有一两次的“下午茶”，也是朋友带来水果和糕点，香槟和红酒，一起前来欢聚。大多数的时间，我都用在“行走”上。我在微信运动榜上终于再度出现，亲密的朋友注意到了，而多数人并不留意。我原先的每日记录总在一万步左右，而现在，则是不好启口的数，不到千余步，但我内心欣悦——我毕竟重新学步，且终于又有了“记录”！这几个月，除了医生、护士和护工，与我朝夕不离的是可爱的助步器，但我的内心提醒自己，要逐步地脱离对它的依赖，坚定意志，争取独立行走。我不依赖他人，包括这可爱的助步器。终于有一天，我试图离开助步器单独行走并作“跑步”状，于是自信心陡增，我终于有望在人生途中重新起步，行走如常。这是我个人学步的胜利——第一次学步，我全依赖母亲和姐姐，第二次学步，我不再依赖助步器，我以个人的决心和毅力规避了120急救车医生对我的警告，不坐轮椅！
然而，在我重新学步的路上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我，我不仅要学会走路，我还要如同往常那样登楼，甚至跳跃。我的左腿是“异物”在主持，它现在还不能听凭我的意识行动，例如上楼，我要用左腿支撑全身的重量，每登一步，疼痛，甚至出汗，但我必须登上层楼。数十年前朋友约我“再起楼台待月明”，我不能写《登楼赋》，但我要登楼读赋！
朋友们听说我晨运受伤，以为我“不服老”，须知我晨运长跑是数十年养成的习惯，我不能因老而休！坚持源自我的意志。回想当年，从73岁到83岁，先后三次徒步登临岱顶，三次徒步（不用手杖，不中途休歇）步步踏过令人生畏的十八盘。回想当年，暴雨中两天走完梵净山的8000步台阶，经万卷书而逼金顶。这些对于今日的我，也许成了梦境。然而，登楼望月读赋，是我的新梦。远道而来的，作为高科技产品的非金属股骨头，你进了我的身体，我用血肉滋养你，你要适应我的体温、我的血压、我的心跳，更重要的，你要适应我的意志和我的毅力。
2022年5月20日，术后三个月又一周
（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22年5月27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