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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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
一位重情重义的学者
记我与杨讷先生的一点交往
偶然上网百度，看到杨讷先生的名字后面已附上了卒年，不禁吃了一惊，顿时陷入怅惘。
我不是他的及门弟子，更不是他的同窗同事，并不多么了解他。我只在他的晚年——说白了，也就是四年前与他有过点接触，知道他的一些生平行迹而已。
那是2015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应翻译家林一安先生之约来到他家，说是要给我介绍一部书稿。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进林先生那专门用来读书写作的套间，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中年一老年两位客人。林先生介绍那老者说，这是国家图书馆前副馆长杨讷先生，元史专家，我的心里不由生出敬意。又介绍另一位是杨先生的弟弟，也是东北某大学的教授，我愈加对他们敬重。
略作寒暄后，杨先生说他想出的书是他妻子的译作，而她已于半年多前去世，生前在《世界文学》杂志作过十多年编辑，陆续发表过一些译作，为纪念她，想把她翻译的短篇小说汇成一集，现已准备齐全，可以交付出版。我感谢几位先生的信任，介绍了一下本社的情况及合作的方式，之后相互还问询了其他的一些事，遂基本达成合作的意向，并商定了出版日期。随后大家便走出林宅，到附近街上找一家餐厅聚餐。在林宅楼下，我们还等了一会一同受邀的著名学者钱满素先生。在闲谈时，杨先生得知我是桐城人，遂跟我谈到他知道的桐城名人，我提到同乡名人中的舒芜先生常不为有关人士谅解，他说就他所知，舒芜事件另有新解，资料显示他确实是被动(这可能不是他的原话，是我概括其大意)。我忽然有了一点感激，即便他是为了安慰我这个与舒芜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同乡，同时感到一位老人对新知新材料的敏锐。
在路上在席间，几位先生都一直在交谈。杨先生多谈他在加拿大生活的观感并问到国内学人诸友，钱先生对世事颇多感慨，林先生多谈译界往事，大家随性交流，品尝几样精致的菜品与红酒，厕身其间的我，时觉光风霁月，十分愉快，甚至也放胆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先生们也不以为怪。席散后，杨老和他的弟弟打车离去，而我还随林、钱两先生返社科院宿舍楼，到钱先生家取得她赠我的新著《自由的阶梯》。
自此，我与杨讷先生有了一点交往，主要是我往他那儿去。记得第一次见面后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应邀前往北京舞蹈学院附近先生的家里，进一步商量出书事宜。他的弟弟杨冬教授亦在。坐在他家客厅里，看到各处置放的书籍，自然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书香，而门口座椅上是一本摊开的周一良先生在香港出的《毕竟是书生》，全彩版，比内地版本豪华漂亮。我很好奇它的内容是否与简体字版有不同，但也不敢贸然提出相借，只拿起翻了翻。杨先生拿出复印好的书稿给我，又大致做了说明，然后便邀我一同去吃饭。我们走到夜晚的街上，寻觅了一家餐厅。时年八十的杨先生，行动略有些迟缓，但谈起话来，双目晶明。我问到他一些史学界的前辈，在我不排除有显示自己略知一二的心理，但确实也是想从杨先生那里知道这些名人大家的一些治学事迹，杨先生都一一回答了我，临别时，他送我他的著作两本，其中《刘基事迹考》我拿回当夜就读了七十多页，可见它是能吸引我的。
带回杨先生给我的书稿，我就交予排印。因为是发表的复印件，社里照排人员不想一字一字录入，便釆用机器扫描方式，而复印件多少有些模糊，扫描下来错字极多，有的还是一片乱码。我竭力校改了一些后，重出了一份校样，杨先生催促我拿给他看看，我再次前往他家。情形与上次一样，杨先生的弟弟领我们仍去前一回的餐厅吃饭，我扶着杨老师边走边谈。主要是就我所问谈了他的身世、师从、工作履历。我方知他生在上海，家境颇好，195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师从“元史四大家”之一的邵循正教授，毕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元史研究，在《历史研究》杂志工作过，后来到北图。他还感叹自己这一代人由于时代原因，成就没有超越前辈。这是农历除夕的前一晚，别时我们互道珍重，祝贺新年。而隔了十余日，我又一次去了杨老师家，这一次我们在一起校阅稿件，看着他用不停颤抖的右手在稿子上工工整整写下校改的字，颇为感动。或许他看出了什么，便主动对我谈起，他和他的妻子郑启吟女士感情一直很好，我说我知道你们伉俪情深，从您提供的准备放到书里的照片——在海外各地游览的留影就可以看出。他说是的，并告诉有关郑老师的生平：她1940年生于上海，少年时代随父母徙居厦门、香港，1958年考入北大学英语，1963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待就是二十六年，前十三年历经运动，只有后十三年在《世界文学》颇为愉快，也才译有一些作品。1989年5月，出访北美，其后便滞留在温哥华，直至2014年4月离世，为了立足，拣起了弹钢琴的手艺授徒为生。杨先生退休后在两地居住，不久天气一暖又将飞温哥华，所以如果书稿不能很快编竣的话，就搁到年底他回来度岁时再说。临别，杨先生送我一篇近作复印件，是即将刊登在2015年第一期《中华文史论丛》上的《丘处机“一言止杀”三辨伪》，我捧着在地铁上便读起来。
这一搁就是大半年。到了这年10月上旬，有一日忽然接到杨老的电话，说是他已回国，邀我前去取回他校阅的稿子。我即前往，再次坐在一起做了校雠。我还带去我在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上面有篇郑启吟译《慈善访问》，杨老没有收录，杨老嘱我加进去。这次回来他一人在家，据说是有临时工偶来帮忙。我陪他到一快餐店进餐，见他胃口尚健颇觉欣慰。我问到他在加拿大的华人的情况。或许正因为此，隔了几日，我再次送稿给他，他送了我好多册在加拿大出的《文化中国》，好让我了解一点海外华人学术动态。他还跟他谈了一些治学的经验和心得，介绍了历史大家如陈垣、翁独健、蒙文通等，惭愧我都只闻其名，不知其学术成就所在。杨老的评介我现在大都忘记，只记得蒙文通先生说人们以为他通蒙语，其实他是不通的；翁先生从小跛一足，大学时同室有一只眼睛失明者，便有同学做了副对子：“只眼看天下，独脚跳龙门”，足见老辈的旷达。杨先生还特意提起鲁迅先生讲过“专门家多悖，博识家多浅”之类的话，他让我查出原文。我回来搜索到出处告诉他，他很高兴，说他正在写跟陈垣先生有关的一篇文章（大约即后来发表的《不可尽信的〈通鉴胡注表微〉》）。我不知道让我查鲁迅名言的出处是否与写作此文有关，我倒是觉得这对于我也是一种教导或提醒。
这以后大约就是给他送样书了，到了他家，参观了他四壁皆书的藏书室，自是钦羨，而且抄起一两册摩挲不已。杨老看到我这般没出息的贪样，便将我拿在手中的宗璞签赠本小说及中文初版精装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慨然送我，我也就不推辞了。（可惜在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拿着《钢》乱翻，一没当心撞上了电话杆，将那精装封面撞折，好不懊恼。）这次杨先生非要带我去吃西餐，说是陪他；有一味罗宋汤闻名已久，终于得尝，可惜今天也不记得是什么滋味了。
这当中我们也通过几次电话，如商议书名、版式。见面时也有另一些闲谈，如谈《中华文史论丛》的编辑蒋维崧及其约稿，我说维崧这名好熟悉，清代词人有叫此名的，他告诉我当代就有两位蒋维菘。我们还谈到由我社再版一本他的著作(《世界征服者传》)，他还给我找了本初版样书，但我觉文字不多，社里同意的可能性较小，迟迟没报选题，而他似乎也看出了这点，说有家出版社愿出，让我把样书还他了。最后一次通电话大约是2016年初，他告诉我即将回加拿大那边，而且再回来的可能性较小了，我道了声保重，随后便再无联系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一去加拿大不回，但我深知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风烛残年，有许多事要处理，不想外人多打搅，亦在情理之中。
他此后的情形我一无所知，只从网上得知他于2019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而在这三年里，他大约一直在整理他的著作，于上海古籍社出版了他的元史论著四种（《世界征服者》《元代白莲教研究》《刘基事迹考》《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实是令人敬佩，我也惋惜自己再无机会得到他的赠书，遂决定购买一套，以为纪念。
杨先生是位坚持真理的学者，同时也是位深情的学者。当初他出版《元史论集》时，在书的扉页特意写上献辞：“谨以此书纪念翁独健先生，五十年前是他引我进入元史研究之门”；这次编他夫人的翻译作品集《长跑运动员的孤独》，他在后记中深情写道:
怀着一颗颤抖的心,我将启吟从英文译出的十九篇小说,连同她写的一篇美国作家访问记汇在一起,编了这个集子……想到应该为她的一生多留一点痕迹……启吟和我都不是宗教徒,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诸如“天堂”“来世”的问题.在她走到人世尽头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寄托,只能勇敢面对.她在医院的三个月,表现得沉静自若,没有嘱咐任何后事.我们遵照她多年前表示过的愿望,为她举行了海葬，他年我将随她而去。
从中可以看出一位学者对情义的深挚与生命的达观。我并不知道杨讷先生在史学界的地位到底多高，但我觉得他是认真地生活过，认真地爱过，认真地做学问，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他是无愧于人生，并为我们留下了风范。我相信他一定会魂归大海，与他一生相濡以沫的妻子团聚在另外一个更自由美好的世界。
一位传奇性的作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忆明珠先生的一篇散文《山中寄语》，其中一节“云水新侣”写的是作者受《百花洲》之邀，到庐山参加笔会而因此见到一些“新朋旧雨，”其中一段文字让我瞪大了眼睛。为什么呢？且让我做一回“文抄公”：
一些新结识的旅伴，短时接触，尚不深知。同房间的熊君，热情攀谈，我们倒很快就热乎了。
熊君是一位三十左右的青年小说作家。我问他从事写作之前是干哪一行的，他回答道:“杀猪！”
我很惊讶。
他笑笑：在县里举行的一次杀猪比赛中，我还曾荣获过第二名——“杀猪能手！”
读到这里，我就知道忆明珠先生写的是谁了。因为曾经以杀猪为业，而后又写作成名的，在全国似乎没有第二人，只有我家乡安庆某县的熊尚志。我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知此人，想来正是他与忆明珠邂逅的前后。
我很可能是从我县著名诗人陈所巨先生那儿听说到他的，说安庆太湖出了一个很能写小说的，原先还是个杀猪匠，小说写得极好。而也差不多同时，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作品，当然是农村的题材，似乎写得有些朦胧，但确实也很有意境，我心中便起了敬意。我在想在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小镇，为何能出一个写出这么好的小说的作家，而且曾经或者仍在以杀猪为业，他现在还在杀猪吗？如果杀，他怎么处理本业与写作的关系？甚至想象他如何穿行在山村野店与乡民中间，如何去观察，记录，得到灵感然后写作，是不是每当深夜，都独处一室，燃烟一支，展纸挥笔或凝神若思呢？毫无疑问，这都是无端的瞎想，但可以肯定，我对他有了景慕。我甚至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以一窥“庐山真面目”。
当然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机会。但有一次，我却感觉到他的气息跟我已经非常近。那原因是在本县我认识的一位摄影家（曾获过全国大奖）那儿，我读到了他写给这位摄影家的一封信。可能是我的摄影家朋友想给这位声名鹊起的作家照一张人物肖像吧，我不记得熊君是如何作答，我想总是表示欢迎的吧；但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十分意外的是，那封信竟然是用毛笔写的，而且写得端端正正，是标准的蝇头小楷，庄严而妩媚，透出清奇，让我过目难忘。我真的设想到，一个“杀猪匠”，竟然写得这一手很有文人气（书卷气）的好字，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从这字上面我就看出了他的文化修养，知道他之成为作家，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名声不是“幸得”，也不是枉得而是实在下过一番苦工的，甚至走过一段不短的艰难摸索的崎岖之路。
即便记忆不完整，也可肯定他在那封信里还谈到他的创作近况，说有许多东西要写，但写得不满意，对能否进一步突破自己倍感困惑，乃至每夜苦思冥想，拼命抽烟，搞得烟蒂满地云云；我的眼前凸现出了一位青年艺术家整夜凝神苦思的模样，这反而让我感到亲近；他毕竟是凡人，一切作品，“看似容易却艰辛”，对此我们每个写作者都深有体会。
但他身上到底是有些传奇色彩的，那传奇就是“杀猪”与“写作成名”之间的巨大反差。不是看不起杀猪匠，但毕竟一般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干的粗活，虽然职业实际上无贵贱之分，但杀猪的本领与作家的才华是不能以道里计的，所以我后来也时常关注他的动向，但似乎也没有见到他在文学上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不免有些失落，可我也表示理解，文学是一条多么难走的道路啊，有那么多的人在上面行走、跋涉或者说攀登，有几个心想事成和出类拔萃呢？
因此，读到忆明珠先生的文章，我便格外高兴。忆明珠是一位有深厚修养的诗人、作家，还是画家，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且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又有几人。我不禁从这“云水新侣”文字之外捕捉我没有见过的熊尚志留给这位大家的印象
这个瘦消的年轻人，眯缝一双细眼，讲话慢言慢语，无惊人之相，也不带一点屠沾者流的豪气和鲁莽。.......
也讲到他当屠夫的原因:
原来他于“文革”期间，被分配到某处山压供销社当屠宰工人，那时不过十六七岁。
甚至记有熊尚志对于杀猪的经验总结：
据熊君说，知识分子完全有能力放倒一口二三百斤重的大猪，只要：一.肯放下架子；二.敢于举起“屠刀”。
不知忆先生写这段文字时，是否想起领袖当年讲过的话：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用，“杀猪猪会跑……”等之，我呢?看到这里也急忙放下书本，拿起手机来，是想看熊尚志其人，除了杀猪，为文到底成绩几何。我打开孔夫子旧书网，输入“熊尚志”三字进行搜索，很快有这么些相关图书跃入眼帘：《人与佛》《祸水》《祸女》《处女坟》《野山风流镇》《蛮欲》《骚乱》《南唐后主》，其中《骚乱》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时在1990年。
我不由暗自吃惊，他竟写有这么多长篇（从书名上判断），可是我却一无所知。又从书名和装帧设计上看，多近似通俗小说。这也可以理解，当年中国的读者群体最大的是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写些他们喜欢的故事性比较强的小说销路相对比较广些，出版也就相对比较容易些。但我不由又掂起了一贯有的看法：何必要写那么多呢？如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更深入地挖掘自己的人生经验，写得恐怕更好些吧。
我还是想重读他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我想法找到了这两期杂志。1985年第11期上发的是《火风》，主要讲一个到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对其可称得上是小知识分子妻子的忆念及平时的龃龉与恩怨；又有一篇《灾星》，写一个发家致富的“大亨”式人物在小镇发布招工告示，须是读过书的女青年，将来培养成为企业秘书或老板之妻，此告示引得“我”姐与原定对象日渐疏远，所谓“灾星”即是这老板……大约是为反映爱情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吧。地地道道的乡土小说，言语合乎人物身份，写出了那个时代乡村农民的心理，开掘得也算比较深的，文字还浸透着一点古雅的风味，我认为，多少受到沈从文、汪曾祺的一些影响。《火风》就是跻身汪氏的文集，似乎也不算逊色的。我又在想，他如果沿此路继续探求，写少一些，写精一点，该多么好啊！
网上也有怀念他的文章，有一篇出自我认识的同乡作家。他叙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慕名去拜访熊尚志后来经常受到他的指点、鼓舞的往事，也介绍了新世纪以来熊的一些作为。原来后来，他出于经济的考虑，也可能因为作品越来越难发表，他写起了电视剧，还与写这篇回忆文章的作者一起去采访先进人物，要以其为题材拍电视等，而且一度来北京做过“北漂”，就住在五棵松地铁站附近一间半封闭的地下室里。我的眼光久久停在“五棵松”三个字上，心想：这离我的住处不会超过四公里，多么近啊，如果我当年知道他在哪里，无论如何也要去拜访他一次。
然而他己于2013年7月去世，死于肝癌。我想起曾在他的书信里读到拼命抽烟一类的话，不禁有些心酸……
对一位写诗朋友的歉意
我对一位写诗的朋友一直心存歉意，这么多年如鲠在喉。
那还是在江南小城读书的时候，1988年春我正面临毕业。先是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所职业中学里实习当老师，早出晚归。有一天傍晚回校，刚到宿舍就听说有人找我，打眼一看，一个不太高而偏瘦的、看上去比我略长几岁的青年，正坐在我的床铺边等我，听说我回来了，他站起来迎接。他自述自己姓甚名谁——现在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隐约记得是姓王——找我是慕名而来，向我讨教诗艺的。我有些诧异。我曾在这所大学的诗社任过一两年负责人，但其时已经“卸任”，交棒给下一届同学了，没想到还会有人来找。我再一次感觉到诗歌的力量。恰好这天有家杂志刊登了我的诗作，寄来样刊，我顺手就丢给这位朋友看，这似乎更增加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他的叙述语调更加欢快起来，可惜语速太快加上方言的原故，我听得不是太明白。而正好到了晚餐时间，同学们都纷纷往食堂去，我跟这位朋友说：走，我们先去吃饭吧，吃了再聊。他高兴地跟我去了食堂，走在路上还侧过头望向我，浑身都似乎透着喜悦，仿佛自己单兵独斗了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了“组织”。
吃完饭，我们简单地聊了聊。他诉说他对诗歌的执着追求，年近四十仍孑然一身。然后又说了些别的，还是因为口音，我不完全能听得懂。最后，他郑重地留下他的地址，邀请我有空去他那里玩，便告辞了。他不能多耽搁，不然就没有车回他那比较偏远的郊区工厂了。
此后我有一段写论文之类的比较忙碌的日子，后来却清闲下来。临近毕业，课程结束，无事可干，遂有一种侘傺无聊之感，想起了这位写诗的朋友，便向本市的同学打听他所在工厂的位置。有人说那里远得很，简直是荒郊野岭，倒是有一班公共汽车通往那里。到底要不要去看看他呢？他还许诺要好好招待我哩！可能还是好奇促使我最终下了决心：去！
好不容易找到通往远郊的公共汽车，坐上车，几转几弯，便驶离了城区，开上了通往田野和村落的简易公路，然后便是在漫长的土路上一直颠簸。大约是在五月，天气有点热了，虽是半下午，土路很干燥，我们的汽车驶过就烟尘斗乱。我在车上左颠右摇，都感觉到有些头晕，好在年轻，此外没有大的反应。终于到了朋友工厂所在的地点，下得车来，望见不远的路侧有一座院落，我朝着一排房屋走去。经过打问，确认就是朋友所说的厂子，心里踏实了一些，便顺着人家指的方向，叩开一间大屋子，里面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并偶尔夹杂着敲打的叮咣声，我心知是个车间。我叩开门，问朋友在不在，被问的人立马就大声喊他。他从一座车床旁边走过来，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拉着我在空旷处站定，向我介绍起工厂和在现场的几位师傅来。那几位师傅都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我感到欣慰：我这位写诗的朋友人缘是好的，并不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类。他凑近我的耳朵对我说：你不要急，我们这儿下班晚，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不记得，他是让我就在车间里待着，还是把我带回他的宿舍里等，反正是等了比较长的时间，我都有些不耐烦了，他终于喊我去吃饭——也不记得是在工厂餐厅，还是在外面小酒馆里——但菜肴丰盛，也很可口则无疑——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吃惯了学校食堂的穷学生来说，每一道菜都是美味，足以大快朵颐。何况还喝了一点啤酒。他的三四位工友或师傅也很热情，让我在这江南小城、荒郊野外好好地打了一次牙祭。饭罢是去他的宿舍用茶。那是工厂之外的另一个小院，其中有一座两层的小楼，在二楼楼梯口给他分一间逼仄的单间，里面只有一床一桌一书橱，其余也就没有什么多余空间。
我们坐定后，他给我泡了一杯浓茶。他再次向我叙述他的人生履历。这次我似乎听得清楚些了。他竟然是上海人，下放到这座城的郊区农村，当了几年农民，招工进了这家工厂，做工人也有十多年了。前些年工厂效益还好，近几年不行了，勉强撑着没垮掉。他从小就热爱诗歌，尤其喜欢郭小川的诗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人一跟我说诗，就开始背诵郭小川的诗，如“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今儿晚上哟，咱们杯对杯”——于是他业余一心写诗，连婚姻家庭都不考虑，也没想找关系调回上海。我请他把作品拿来我拜读一下，他说他发表不多，只有几首。于是他站起来拿钥匙打开他的玻璃书橱——其实我早发现，书橱的玻璃门边竖立着一册打开的杂志，朝外的一面用大半页的篇幅登载了一首诗，正是他的作品。他取出杂志，把它放到我的手里，原来正是本市文联的一本没有正式刊号的刊物。我把他的这首诗读了两遍，觉得写得比较直白，还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一些非“朦胧派”诗人写的那种风格比较传统的诗作。说真话，读到这样毫无新意的作品，我的心往下沉，我把目光望向这位瘦弱、黝黑甚至显得有些落魄的诗人朋友，我为他的未来担忧，我多么想对他说：你的身上没有成为大诗人甚至比较优秀诗人的潜质，你不要把自己耽误在这上面，在诗的歧途上越误越远，尤其是荒废了生活。我当然不敢这么直白地对他说，只委婉地提醒他新诗发展很快，传统的直抒胸臆的调调不行了，要多看现代派的诗歌，吸取新潮一点的写法，要关注诗界的新动向；结末我还是说出我的建议:暂停诗笔，先把生活经营好，比如成家立业……这样的劝告他大约听得多了，他望着我的眼光由兴奋变得迟疑，脸色逐渐黯然，口里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我仿佛也失了兴致，稍坐几分钟，便向他告辞，他一边说欢迎我下次再来，一边把我送出了门。
或许到此为止，我的歉意或遗憾还要浅一些，不应该的是，我后来还真的再去打搅了他一次。大约是隔了近两个月后的七月炎天，我在校园里感到了寂寞，便鼓动我同宿舍的一位学书法的同学一起去他那里。仍然是在傍晚，我们坐车穿过长长的灰尘飞扬的土路抵达他那里。他这次虽不失礼貌，却明显失去了热情。他把我俩带到他的斗室，显得为难地说他还要加班，也许要到很晚才回。我有些尴尬，也有些进退两难，但并没有提出离开。等到晚上七八点时他回来了，带来了一盘卤鸭和几瓶啤酒，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我再次劝他把生活打理好，然后再谈诗，他只得支吾以对。饭后稍作停顿，我们便离开了，他站二楼的栏杆边，身体朝外倾侧，目送我们下楼，这一次我明显感到不受欢迎。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不应该一再向一个人热烈的诗歌激情泼冷水。作为一位热爱和崇拜文学、迷恋诗歌的青年，能够保持一颗诗心是多么难得。我的这位朋友是一名流落在异乡的游子，或许有诗陪伴他，他才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比较有滋味，有奔头。因为诗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一道延伸向远方、延伸向未来的风景，如果失掉它，对他来说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一开始不接触它，不感觉到它还好，一旦有过诗的滋润，再要把它从生活中，从心灵中拔去，那无疑是一件残酷而痛苦的事，严重一点说，那会让一个人失去生的勇气。无论他在诗歌的造诣方面多少，哪怕天分不足，也不应该无情地把它从他的生命中拿掉。世界上有多少不顾一切走向诗歌的人，飞蛾扑火一般，为诗歌做出了牺牲，成为诗歌烈士，理应赢得我们的尊敬，因为他们是人类灵魂的探索者。难道放弃了诗歌我们就真的不痛苦了吗，我看不见得。世上那么多绝望的弃世者，并不都是诗人啊！反过来，诗歌又曾多少次地抚慰我们伤痕累累的心灵！
可惜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晚，我总是以“现实主义”态度劝人弃诗而投入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或无大错，但我起码不应忽视诗歌的力量！起码诗歌不是深渊！那么，如果我当初同我的这位写诗的朋友会面时，多些对诗歌生活的赞美，多些对诗歌发展前景的展望，多些对诗美的体验分享，多些技法的探讨乃至一起品评当代诗坛，是多么好啊，可惜因我的“世故”，彼此的交往只得黯然收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写出了心中的这一郁结。我只想问一声：朋友，你还好吗？还一直在坚持一颗诗心不变吗？愿诗歌一如既往给你的心灵带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