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居京城

      玉琦

忽然感觉秋深了，阳光下的叶子们，吸着干巴巴的气息，裸露着条条经脉，努力地擎着独有的一株花朵。但秋之美在于收获，让人怜悯着网格一样的干燥的肌肤的同时，于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五颜六色中看到旷远，耀着感动的泪影。秋，释放着生命全部的舒展的筋骨和心绪和感受！秋之美在于经历了风花雪夜，肉体和心灵即将回归大地的空灵时刻。

我开始想念同样季节在京城的第一个家和老邻居们，便和先生躲过早高峰堵车的时段，突发念头果断地叫了车，奔她而去。

80年代中后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在部委机关，住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北洼”集体宿舍。单位对我们这些“稀缺”的研究生很照顾，两人一间宿舍，本科毕业的则四人一间，大一点的房间有安排六人的。一年后，先生也毕业了，在北京找到工作，但他没有宿舍，就“投奔”我这里。同事徐兄和他的室友李兄，到地方分支机构实习，把宿舍腾给我和先生住，还留下一粮袋子50斤大米，解决了先生的困难。集体宿舍里，开始的时候人手一个煤油炉，解决晚饭问题。后来单位给配了煤气灶，生活上方便了许多。双人间的宿舍也渐渐地变换了同伴，成了一对对小夫妻的组合家居。

女儿4个半月的时候，因为没有独住的房子，无法将她带在身边，老家瓦房店的大姑一家主动接纳了她，初生女儿与我分离近11个月，成为娘俩一生不可弥补的缺憾。大姑哺育婴儿很有经验，家中条件又好，女儿被喂养的健健康康。孩子回北京那天晚上，姑父抱着女儿不容许别人接手，一路上流着不舍的眼泪。哺育婴孩中，大人究竟吃怎样的苦受怎样的累操怎样的心，我只能从大姑的总结中做着想象的体会：“看孩子这活不能干，养着孩子亲个死，伺弄孩子累个死，孩子生病吓个死，孩子走了想个死。”直到现在，每次给大姑打电话，她都把重点放在询问女儿的现状，关注着新闻里女儿所在国的风吹草动。回老家看望大姑和姑父的时候，大姑说：“每次回来又是买东西又是给钱的，没完没了了。”是啊，女儿加深了我和大姑一家修来的一辈子的情缘，人在，情就未了。

室友分房子搬走后，来了一位从福建省行借调到外汇局的同事。半年后她返回福建，管理员屈科长便让我和先生独居一室，女儿也回到了我们身边。宿舍院里还有一男孩，他爸爸是单位第一个入职的博士生，年龄比我大半轮，上学前就已经结婚生子，后来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两个小孩子是集体宿舍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90年秋，我在城南蒲黄榆分得一套楼房。拿钥匙那天，先生和我换了两次公交车到了“家”。打开房门，发现眼前是一米多宽的过道，对面是厨房，过道两侧有四扇淡绿色房门。门口左侧这扇是卫生间的门，再往前并排着两扇门，上面分别用红笔写着2和3，右手侧有一扇门，上写着红色的1。推开所有房门，我俩面部写满了惊讶，原来这是一套有着三个卧室的单元房！先生连声问我好几遍：“是不是给错了？！”“要不要明天去房管处再问问清楚？”“不可能给咱们三居室吧？”疑疑惑惑中我俩认为分房子这么严肃的大事，应该不能搞错。

我俩当即买来笤帚、撮子和抹布，把房子打扫了一遍，边打扫边兴奋地规划各个房间的用途，我戏谑地说：“就是给错了也不交钥匙，就在这住定了。”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却没敢跟任何人提起房子的事，生怕节外生枝。

我分析，分得这套房的原因：一是我已经有孩子，家庭人口满足条件。二是以前这套房子同时分给两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一间大居室住一户，两间小居室住另一户，两家公用厨房和卫生间，日常里的不方便不言而喻，是否闹过不愉快和尴尬也是不便外传吧。后来，再这样分法，没有年轻人愿意来。三是北京人有句俗语：“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蒲黄榆紧挨天坛南门，是“南贫”之列，在这里分给一个年轻人三居室，不那么扎眼，人们的嫉妒之感没那么强烈吧。这样以来，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砸到我头上，就有点不意外了。

先生不坐班，一大早挤着公交车，费近两个小时从城西奔向城南，买了大白和刷子，一个人用了三天把房子刷了一遍，中午就在街边小店吃一碗豆芽烩饼。傍晚回到北洼，蓬头垢面，脸上浮着一层白粉，跟后来出现的农民工差不多，只有脸上戴着的眼镜，看上去像个读书人。拿到钥匙的第六天中午，我们一家三口坐着搬家公司的车，告别了北洼，扑向蒲黄榆新生活。

新居一片白，不仅墙是白的，而且地面也是白的，特别是墙边，甚至是厚厚的白灰。原来刷完墙，先生心里急着住进来，地面和墙角都没有清扫干净，就赶着搬了家。白地面用了一个多星期才擦出水泥的亮色，摆着家具和床铺的地方，直到这些东西有机会挪了窝，才得以擦净。

房子不到60平米，功能却俱全。1号房间接近20平米，为主卧兼客厅；2号房间9平米，做书房正合适；3号房间给女儿独用，门口有一个壁橱，十分给力，能装很多东西。在北洼已具家的雏形，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和组合家具全是从北洼带来的，同事罗兰波送给女儿一个四周带围栏的儿童床。我们买了新床，添置了沙发、书柜和书桌椅。特别招人喜欢的是够大的写字台，是在虎坊桥工人文化俱乐部的家具展销会上，从两个校办工厂的老师手里买来的。实木材料的两头沉款式，光亮亮的钢琴漆面，一个主事儿的老师还爬上桌子，踩着桌面，展示桌子的质量。我和先生还了还价，老师们说“挥泪大甩卖吧”，于是我们花280元买回家。

转过年的夏天，先生在王府井东安市场买了一台15英吋的牡丹牌彩色电视机，从东安市场坐104路无轨电车到火车站，转39路公交车到玉蜓桥北下车。正当他汗津津地扛着大箱子走到玉蜓桥下时，被一个男人拦下，盘问他扛的什么东西，有发票吗？先生也挺机警，反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拿出证件，原来是安全巡逻人员，怀疑先生扛的电视机是偷来的。因为先生舍不得打车，闹出了这场误会。

房子与天坛南门只隔一条二环路，只要有时间随时可以到天坛公园转一转。周边生活设施也极其便利，使我们体会了居家过日子的快乐。幸运来得太突然，房子和环境的缺点都被激动冲淡了。这个80年代建造的红砖楼房，并不尽如人意。窗框是铁制的，刷着深绿漆，掉漆的地方生了锈，有点变形，每扇窗户都关不严，秋风冷嗖嗖地钻进屋子，冬来之前我买了泡沫棉胶条，一层层粘上，堵住漏缝；东西朝向，采光受限，冬冷夏热；卫生间的防水极差，楼上洗澡楼下“下雨”是常态，重新做了防水并不解决问题；楼北边靠近火车道处，竖着一个硕大的蓝底白字“鸣”，提醒火车司机走到此处必拉响鸣笛，警示人们不要跨越铁路，夜晚火车的鸣叫格外嘹亮。

这并不影响我们乔迁后的喜悦。新居活动空间开阔了，不再生活在与别人接踵擦肩的窘迫中，一家三口释放出本真的天性。我和女儿时常引吭高歌，那个时代的天王、天后们的歌曲和儿童动画片插曲，都被我们唱得滚瓜烂熟。女儿是个小美人，歌唱得有腔有调，味道十足。六一儿童节，她既是主持人，又是舞蹈和演唱的主角，上过央视少儿节目，照片登上了学前教育杂志的封面。先生则热情引同学、朋友来做客，客人有时就住到家里。

站在窗口向外望去，楼下一排排拥挤的瓦房和棚户区，住着女儿的同伴们，他们的父母是北京城的老坐地户，不比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有分房的机会。在这楼上楼下的差异间，女儿和她的同学度过了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小学毕业时，女儿获北京市三好学生称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初中毕业时，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北京最好的高中——北京四中。先生应了那句中国俗语“安居乐业”，他的学术活动是从搬到这儿开始的，早期著作也是在这里写出来的。这时候我才明白，生存斗室，无论大小，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也是幸福之泉源之一，否则结婚生子都是尴尬的事。

住在对门203的是一位建国前新民报的老编辑一家，我们随女儿称家中两位老人为爷爷奶奶，他们的儿子一家住在同一栋楼的二单元，孙女小小比我女儿小两三岁的样子。爷爷沉静寡言，奶奶善良热情，生活很老派，过什么节吃什么饭，都很讲究。奶奶是南方人，包甜粽子、肉粽子都要送来几个，煮馄饨也要端来一碗给女儿尝尝。有时候女儿中午放学回家后发现没带钥匙，吃不上饭，就去敲奶奶家门：“奶奶，我能在您家吃点饭吗？”这时候，奶奶特别高兴，就像亲孙女回家一样，把女儿迎进门。过节了，单位分的大枣、杂粮等什物，我也会给奶奶送过去。有缘的是，搬来一年多，先生就调到北京日报，与爷爷奶奶的儿子同一单位。202室是我单位人事司的秦处长，我和他爱人上班时一同乘坐公交车，我经常挤不上车，秦处爱人总是先把我推上车，她再挤进车里。

北京1998年开始了取消福利分房。在一些人还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福利分房的概念的时候，更多人看到了形势的变化，看见了未来财富的多样性。新世纪前夕，单位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公布房源，向干部职工售卖本单位开发的员工住房。房子在市中心二环内，称得上京城黄金地段，清晨日出之际，可以听到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的国歌声。我排在中层干部队伍中，选到了面积近三倍于小三居、楼层很好的大房子，终于步入“西贵“之域。

搬家后，先生找来收旧货的人，商量着给个价，让他把家具拉走，好给单位腾房。那人看出了先生的心理，不仅不给家具钱，反倒要了200元搬运费，才肯把旧家具拉走。我们就此结束了与这小三居的缘份，住在那里11年自由自在的生活点滴，成为我们日后常常叨唠的话题。之后，爷爷奶奶一家也搬走了，秦处也早换到别处的大居室。

重归故里，没有带来多大惊喜，却格外地亲切。楼宇外墙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粉刷过，十几年过去，现在又露出了一些旧痕迹。窗户焕然一新了，阳台加固了的水泥墙在日光下闪着银光。从“我们的”阳台窗户望进去，201正在装修，新换的门窗还没有拆掉保护膜。L型楼中间的空地上栽了一圈树，成为人们活动的小场地。除此之外，就连一楼人家搭建的小厦子也还是旧模样。我想象着，新房主的家居摆设还如我前样，也向我们似的，冬夏交替着移动床铺，给日常的生活添一点活泼的元素：冬天组合沙发搬到双人床边，仨人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夏天卸下床板，在各自房间打地铺，吹凉风，苦度暑热。这正是我想见到，于私心处，我不希望她改变，她是我心中有历史传承的城堡。陋室虽小且心安，宁静致远宜养廉，敬业终有成事间，默念盛（cheng）我京城南。

我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女儿，问她认识这是哪里吗？她兴奋了：“楼下奶奶家的香椿树还在！”这里有她童年的美好记忆，我的脑海中也闪现着爷爷奶奶和秦处一家的影像，幻觉中我还看见了香椿树下细瘦的楼下爷爷。

周边的环境在改善，楼西侧的瓦房和棚户区已经拆除，那里正在兴建高楼大厦。女儿同学马凌君的妈妈曾经告诉我，她和马凌君爸爸结婚前，男友就告诉她，这里要拆迁了，他们很快就能住上楼房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代人的成长。如今马凌君们的爸妈们终于搬离了昏暗拥挤的环境，或许按照政策，他们被疏解到远区，但我相信他们住的一定比过去宽敞明亮。

我常常好笑自己的后知后觉，女儿出生前，一半天性单纯一半读书读傻了，我竟然不知道生活中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家，住才是最最重要的。现在京城，年轻人买房不易，租房很贵。上下班交通也是令人苦恼的。要么每天两、三个小时挤在透不过气的地铁里，要么在严冬或酷暑中等待着早已人满为患的公交车，或者开着私家车在几十里十几里地外拥堵的道路上。披星戴月中无论是车厢里还是道路上，一路上心理的拥挤甚过于肉身的拥挤，他们需要在《You raise me up》激励下前行。一切生灵随着地球的旋转，追逐着生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