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前的仰望

陈瑛

我如何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境地相遇，他长眠在三尺土地之下，而我依然鲜活的活着，我们所拥有的人世境地，是他已随云鹤飞跃沧海河山，而我虬结于他的墓前，瞻仰那曾经过往的惊涛骇浪。诚然以一管之笔，叙述他的过往，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有近乡情怯之感，大抵面对这样灿若星辰的名士应该有高山仰止的态度。然则，他依然使我如此惦记，是因为他的风骨入了心。从年少的追望，到而今以一种别样的方式相伴，果真是命里造化。

来到福田公墓之前，供职于其他陵园长达八年之久，从各种札记中得知我从少年时便慕蔺于心的王国维先生便安息于此。在北京些许年，去过清华，去过颐和园的鱼藻轩。少年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处于盛年之时的王国维为何就投了湖，惜其命，更惜其才，读其人间词话时，每每扼腕叹息。如今，良辰美景虚设，清华园中除了陈寅恪撰文的一块纪念碑，我已经遍寻不到他的踪影。好在，我所寻不到的，却在福田这片人生归安之处寻得。

纵观中国历史，我所知的文人之死，死得艺术而悲绝的莫过于此三人，第一人是楚国的屈原，第二人是魏晋时期的嵇康，第三人就是王国维，作为中国士子的典型人物，他们才华卓绝，都是当世之龙凤，人生无法设计，但他们设计了自己的死亡，以一种悲天悯人之姿态，俯瞰众生，一心为国为家为理想而求死，他们的死告诉我们，文人当有的气节。一个敢于从容赴死的人是勇敢的，诚然王国维也是勇敢的，或许于他来说，这是他最后的尊严，他告诉世人，他可以不计生死、却不能不计荣辱，不能不痛惜他视为生命的文化。可死不可辱，便是他的选择。

蒋复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曾提到，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虽然扫亭人很快将王国维救上来，但他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湿。心已死，便万事已矣，求死之心如此坚决，可见是抱了必死之心。我想，王国维对于自己的生前身后事是已经安排妥当了，甚至在他的心中定然是早就开始安排自己的死亡了。

1927年6月2日这天，早上一切如常。王国维按固有的习惯，早起盥洗完毕，用餐后，王国维去往研究院。临走前，他将事先写好的遗书放入衣服袋子里。

早上，王国维步行至研究院公事室，之后他走出办公室，来到校门口，雇了一辆洋车，去往颐和园。进入园中，来到昆明湖畔，他在岸边石舫前久立。转而来到鱼藻轩。

“鱼藻轩”的名称是由来已久的。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此文出自于《大戴礼记 用兵第七十五》，字里含义，深谙国学的王国维自然是了然于心，他安排着自己的死亡，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告诉世人他死意已决。

此处湖水虽浅，但底部皆为污泥，王国维以年老之躯，怀必死之志，入水后头先触底，以致口鼻迅速被泥土塞满，气息停止。

他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遗书，封面书写：“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鱼藻轩前的沉湖明志，从此世间再无王静安，我们对于他自沉湖底的原因或许永远也不可知，但是对于其留于这世间的国学世界却从未崩塌。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大学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当世名家，皆为王国维一面纪念碑倾尽心血，这款纪念碑，几经磨难却得以幸存。

1960年，清华大学将其墓迁葬到西山的福田公墓内。

1985年，国家拨款3万元对王国维墓及碑予以重修。白色大理石坟墓的北端立着一座墓碑，上书“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为浙江书法家沙孟海所题。

2012年，福田公墓为纪念一代国学大师，在福田公墓的文化广场上立起了先生的一座青铜雕像。至此他长眠于福田公墓这一方厚土之间，我们在满园桃香之下，吟诵他的身前身后事。

我之所以知道王国维，是因为他的人生三境，是因为他的人间词话，是因为我曾经的语文老师在说到王国维时的哀叹：“此生多才，奈何早去。”是因为我曾与他的墓地比邻。但是今人能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国学大师，又有几人知道他的过往与成就。国学的没落，今人丢失的文化与气节，我们或许已经无可追寻。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为了文化而死，有这么一个人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很多具有价值的东西。

王国维，曾经在近代史上书写了国学风华的伟大人物，最后却流失于现代文明之间，先生之死换来的是国学的没落。鲁迅曾说过“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则称王国维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是伟大的，在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贡献，也在于他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从容规划了自己的死亡，万千世界，蝼蚁尚且偷生，真正懂得死的价值而去赴死，这未尝不是截肠决战，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烈，却也是天下至刚之勇。一个文人骨子里的勇气不会比一个战场上的将军胆怯，更没有如钱谦益之流要以身殉国却嫌池下水凉的懦弱。生需要勇气，死却更需要勇气，而我所诚心敬仰的就是先生这种以已之身，殉已之道的伟大勇气，生而坦荡，死而从容，或许这便是属于王国维先生的死亡尊严。

对其价值，陈寅恪在碑铭上对王国维学术如是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斯人已逝，唯精神与天壤同久，与三光而永光。世人应受其国学之感召，念传统文化之魅力。我想先生之死不因当成为国学之死，而应该更让世人知道，有这么一位人，成全了国学的伟大。

如此，先生当虽去犹生。诚然与先生在墓园相见，虽则生命的形态已然改变，但却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与大师比邻，但愿我亦能沾得先生的一点灵气，从而更丰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