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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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琴
黑色，是沉稳、坚实、厚重的代名词。不管你是否承认，地域、时空、乃至情感都有色彩。我的家乡——京西门头沟的昨天曾被黑色所覆盖。如陈建功在小说里写的：“只要过了三家店，天上的家雀儿都是黑的。”
西山之煤“为京师之宝，也为民间饮爨”，“炕火初燃，令寒谷生春，尤胜红楼暖阁”。京西煤炭烤热六朝古都，也温暖了民间贫寒。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成为首都的“一盆火”。随着生态涵养区的建设和地区经济转型，星罗棋布的小煤窑全部关闭，国有矿山逐渐收缩。如黑夜的黑在黎明前悄悄褪去。然而，黑色的烙印像是婴儿的胎记，永久地刻在家乡的肌体上，并不断撞击灵魂。染着黑色的记忆，像煤一样燃烧，冶炼成一种黑色文化，闪着宝石的光芒。
2014年7月，门头沟区和京煤集团的宣传部门联合组织了一个名为“寻找当年记忆”的活动。曾在木城涧煤矿工作过的十余名北京知青参观了离别40余年的煤矿，聚在一起回首往事。
“人贩子”姚远利与366级台阶
1968年，深山里的木城涧煤矿。政工组干部姚远利听说王平村煤矿从城里招收的新工人到岗了。他特意去了一趟王平村矿探听虚实，正赶上人家在给新工人办培训班。他一口气跑回木城涧，找革委会主任汇报。主任说：“你赶紧进趟城，看看咱们的招工啥情况。”为给煤炭企业增补减员和新鲜血液，北京矿务局一共2000个招工指标，一个矿对一个区，木城涧对海淀。姚远利来到位于金鱼胡同的招待所，没容他开口，先来的同事抱怨说，这工没法儿招。原因是被招学生的家长除了地主富农，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有三青团。姚远利想了想说，咱们不要他们，就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了，不能不要啊。于是，他连夜查看每个人的档案，决定招收。这些学生大多因为家庭问题，当兵不成，军工厂不要，到建设兵团和外地农村插队又远，而且更加艰苦。到京西煤矿挖煤，虽说脏点累点危险点，好在离家近，挣钱多。半夜，有的学生砸开姚远利的门表决心，还有的要咬中指写血书，被姚远利拦下了。很快，300多人的招工手续很快办完了。8月26日，阳光灿烂。姚远利和他的同事带着300多名新矿工，浩浩荡荡地登上了西直门开往木城涧的火车。从此，姚远利就成了新老矿工口中的“人贩子”。
木城涧煤矿地处深山。矿区抬眼看山，抬腿爬坡。不管是谁，进山门都要爬366级台阶。城里的书生们扛着行李，一个个气喘吁吁地往上登。有的满头大汗，有的爬到半截儿就一屁股坐在了行李上。他们哪里知道，366级台阶，只是给他们的第一个下马威。
新矿工是一水儿的67届高中生，自打到矿山，一潭死水泛起涟漪，整个矿有了活力。老矿工手把手教他们什么是掘进、回采，什么是敲帮问顶和拆顶板，怎样干活和避险……学生给老工人讲城里的事儿，老矿工很是爱听。新老结合，不仅生产提高，而且开启了矿山的一个新时代。35年后的一次聚会，姚远利心潮起伏，写了一首《木城秋》：文革骤起，升学梦断。少年不更事，也曾派中混战。黑白难分，是非谁断，纵然是你胜我负也枉然。更难料，老娘成了走资派，老爸一夜变内奸；最可恨，年迈祖父太糊涂，竟然入过三青团。从此不再是红五类，军工没有份，参军更甭谈。细思量：学业难继，前程无望，一身狂热锐减，终日里闲逛无事，心中茫然一片。喜讯惊传：门头沟里有仙山，仙山名叫木城涧。人说是：初夏千山翠如画，寒露秋叶红如丹，遍树核桃挑着吃，山杏砸回用水淹，盛夏没有蚊虫咬，睡觉就怕被儿单，更有山姑最秀美，虽说衣着有点土，唇红齿白也好看。要说窑里更是好，万米阔巷白如雪，地层深处尽春天，四季只需一身衣，夏天凉来冬天暖，只消钻窑挖锹煤，就把高薪赚。茅台酒四块钱，八大饭庄能吃个遍，老莫何须正眼看……
俊才际会西直门，壮怀激烈傲云天。三百同龄人，浩浩荡荡，直赴木城涧……三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陈建功因诗招祸
“那居然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辆陈旧的蒸汽机车，把我们，300个20岁上下的小伙儿，拉到大寒岭下，拉到了那呜呜欢叫的汽笛声里，那一脸煤黑、双目炯炯的窑工们中间。
是时代的错误，还是生活的赐与?
抑或，那时候，时代的确是在犯着错误，而我们，却把这错误变成了生活的赐与?
这样的青春……
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青春……”
这是陈建功在1992年为《矿山工友名录》所写前言中的一段话。
几天学习班之后，姚远利宣布分配方案，各段支书领人。陈建功和张宁分在六段。陈建功是姚远利挑来的“特长生”。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在校报当过编辑，就选中了这个“笔杆子”。
一天下夜班，见图书馆的老李头正捆书，就从书堆里悄悄挑了两本，掖进那件肥大的棉袄。回宿舍，他顾不得睡觉，捧书读了起来。
又一个夜班。陈建功一身疲惫，随罐笼升至地面。一轮红日从两山之间冒出。触景生情，他顺嘴吟诵：“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建功！你说什么呢？”治安委员和书记走过来，厉声质问。“我刚下夜班，看见太阳出来了，我们要睡了。”说完，他真打了一个哈欠。“你甭狡辩！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敢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这是攻击毛主席！”于是，开始了对陈建功的批判。
听说陈建功遭批了，姚远利赶来了。“陈建功，你到底背的是什么诗？那些话是哪儿来的？”陈建功拿出那本《日出》：“看，我背的是这里面的台词……”姚远利扶了一下陈建功的肩膀，表示理解和同情。可段里书记抓住不放，折腾了他好一阵子。批判刚降温，工作间隙抓紧读书的陈建功又被叫去谈话：“你小子不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尽看搞破鞋的书。”因为，有人发现他在看《雷雨》，《雷雨》的男女关系太复杂了，在他们看来，不是搞破鞋是什么。
哈红星井下第一天
后来当了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哈红星回忆他下井第一天。366级台阶上去了，下井的滋味更不好受。哈红星不敢下，战战兢兢地往坡下走。班长张文明看他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抬起一脚，把他踹了下去。哈红星哭了。“那点出息！”班长嚷嚷着，叫过一个工人帮哈红星背窑柱，班长也帮他背，还讲起了条件：“我帮你背，下了班你帮我写信。”下班后，哈红星铺开一张信纸，给班长写家信。“您倒是说呀，写什么？”“让你帮我写信，还问我写什么，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哈红星苦笑着，完成了帮班长写的第一封家信。第二天，班长又让他陪喝酒。可班长的喝法儿真受不了。把酒倒进米饭，拿筷子一搅，连饭带酒一块进去了。渐渐，哈红星学会了井下的活儿，也学会了喝酒。并认定：有班长这碗酒垫底儿，一生中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生死关头结下“过命”感情
只要有危险，段长、班长和工人师傅都是“李云龙”，越是塌方越往前冲，千方百计护着徒弟。哈红星和李建军这样说，也是所有人刻骨铭心的感受。不论在矿时间长短，他们和工人师傅建立的感情都是“过命”的。
“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工人的善良朴实无私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确。下井第一天，一脚把哈红星踹下去的班长，在井下塌方的紧要关头，把他推到一边，自己的腿却被砸了。从神华集团销售经理位置上退休的李建军回忆，当年，掘进岩石，他开机器把柱子拱倒了，造成掌子面全线崩溃。槎木砸在肩膀上，把他架在了那里。工人马志诚一直紧紧搂着他，直到把他救出。入矿40周年聚会，李建军来矿第一件事就到段里看望了马师傅。他说，几十年了，井下岁月魂牵梦绕，一两个月准梦到一次。
从木城涧煤矿考上大学，成为专业作家，并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认为，煤矿工人的品格深深感染了他和所有的青年学生，对培养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正直善良的人格起到根本作用。他清楚地记得，工人中有些是战争年代扛枪立功的英雄，但照样和大家一起挖煤，毫无怨言。生死的经历更加使他难忘。1973年8月的一天，陈建功在井下被卷在了车底下，腰被撞骨折了。工人白老虎及时把车扛了起来，让他没完全卷进，救了他一命。“推开车之后，他抱着我说，大哥、大哥我背你。正要背的时候，旁边的工人说，千万别背，把他放平了，又救了我一命。因为只要一背，骨头一弯就断了，就会截瘫。我第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到了帝王庙，第二次清醒时，救护队已把我送到矿务局医院。支部书记郭慧军来了，他拿毛巾，一点点把我浑身上下都擦干净，派两人看护我。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张宁回忆，工人毫无保留地教我们学技术，我们当领导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支持工作，对我们的人格和技术进行了双重培养。
说起煤矿工人的善良，当过矿党委书记的王祖锷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高级工程师因历史问题被下放到井下监督劳动。每天带的饭都是馒头咸菜，被一老工人看在眼里。吃饭的时候，老工人故意抢先，拿错饭盒，吃了馒头咸菜，说，我吃错了，你吃我的吧。高工打开工人的饭盒，是饺子。
文革中的矿山虽也有大批判等左的举动，但在全国武斗盛行的年月，木城涧煤矿从没出现过打人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煤矿的正气形成强大的气场，犹如一个强健的肌体足以抵御恶性细胞的侵蚀。大家还想起一个故事：煤矿工人到大学支左，两派学生争吵不休，无法制止。工人厉声问道：“你们知道什么叫槎木吗？”两派学生互相看看，摇了摇头。“毛主席让你们与工农兵相结合，你们连槎木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吵的？”一场无休止的争斗结束了。“这也是智慧。”说完大家笑了。
宁让汗水漂起船，不让祖国缺煤炭
木城涧煤矿一直是京煤系统的先进单位。补充“新鲜血液”之后，战斗力更加旺盛，成为旗帜。共和国需要煤，首都需要煤。大家在井下拼命干，“宁让汗水漂起船，不让祖国缺煤炭。”是当时的口号。煤田学校毕业的陈长顺是有名的劳动模范，人称“小黄牛”，工作起来不要命，连续三四个月不回家。而城里来的朱庆放也完全凭着实干升迁。从副班长干到班长；又从队长、副段长、段长，到支部书记；后调到国家煤炭部。他回忆说，为国家多出煤，出好煤的思想深深扎下根。出煤就要高产，高产就要打巷道，突击掘进。二段和七段是主力，相互较劲。当年还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韩宝瑞，北京日报登过他的事迹。韩宝瑞走后，朱庆放接任韩宝瑞班班长。段里成立了争光队，分成3个班，正副班长是老工人，其余是学生。争光队到淮南学习新的采煤技术，回来后，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当时，一个班平均月产煤1·2万吨，可朱庆放领导的班开展大会战。大家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延后两个小时下班，一个月完成了3·2万吨，每人搬一箱啤酒庆贺。陈建功回忆大会战“一放炮，低着头往炮眼里钻，呛得我趴在水沟那儿吸点氧气。腰被矿车撞折了，住院时，既庆幸没死，又庆幸不用回去干活了。”
陈长顺描述会战情景：在一米见方的地方往上打钻， 装药，炮响后，烟还没出来，人就顶着烟爬进去，拿着小镐扒煤。煤松下来，就用绳子通过支架往上拽。本来一个班一天就放两茬炮，我们班放了九茬，大伙儿都干疯了。从井下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汗。激情燃烧的年代生产劳模。有个姓王的劳模，外号王一炮。炮一响，手指头崩没了，自己都不知道。看见血了，知道疼了，才开始从煤里扒拉手指头。陈长顺这个门头沟硬汉，凭着对矿山的热爱和拼命精神，当上响当当的劳模，大照片从矿山贴到矿务局大院。他也从副坑长升到副矿长，最后，自己选中了矿山救护队长的职务。领导告诉他，救护队长级别低，他说，我不考虑级别，只想在最危难的时候，把兄弟们从井下背出来。就这样，他在京煤集团矿山救护队长的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哈红星说：“当时没奖金，大家却很知足，不完成任务不出井，一干就是两三班，食堂往下送包子，往我嘴里塞。我说，我回民！谁回民呀？包子是清真的！”张森林补充说，那会儿还成立了一个女子掘进队，都是食堂、医院、基建科的女同志。她们的井下掘进业绩很惊人。当了矿党委书记的王祖锷回忆他当矿领导之前，矿山连续120个月超额完成任务。他说，不论谁接手，都想千方百计保住这份儿荣誉和高度。
融入与接受
煤矿周围是苍凉与神秘的山村。尽管领导们再三嘱咐不要到村子里面去，张宁他们一是为了买些肥皂牙膏类的日用品，同时也为满足好奇心，总悄悄进村。古旧的街上，三三两两抱孩子的年轻妇女光着膀子，有的只穿件红肚兜。弄的这些城里的大男孩儿红着脸，羞涩的目光四处躲避。他们有点想不通，他们一群老爷们儿，穿着蓝色的前进裤儿，光着膀子打篮球，却被说成“流氓”，女人光膀子却天经地义。他们还听说，附近村民把西瓜当倭瓜吃，吃皮扔瓤儿……他们的到来，不仅给煤矿，也给当地农村带来新的景象，带来新的世界。
打球、排戏、办板报、画画儿。他们是煤矿文体活动的主力军。工人们支持，有的逐渐接受。张宁讲了这样一件事。1980年，他调到长沟峪煤矿当副职，当时已经分来许多大学生，矿里的文体生活还很贫乏，他决定带头组织文艺活动。舞会过后，“张副矿长，快去看看吧，煤罐车上有条标语。”标语写的是：张宁搂着娘儿们跳舞，不管工人的死活。罐车拉着标语满矿转。张宁哭笑不得。
后来，张宁当了北京矿务局副局长，每年都要回木城涧矿两三次。他说，那里有根和魂。他认为，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思想观念变了，技术才能进步。当年，老婆孩子齐上阵，全国的煤产量才3亿吨，现在是30亿吨，那是几代人艰苦努力的结果。
唐家坟的坟
陈长顺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之所以有意思，除了幸福的事儿，还有心碎的事儿。”
木城涧煤矿附近有个唐家坟。唐家坟有几座坟，埋着几位把命交给矿山的弟兄。
李玲，军人后代，从84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头摔裂了，血染煤海。陈建功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盖棺》；李祖成，班长，外号黑子。在井下扒煤砸死了；蔡京博，班长，捅煤的时候砸死的。当时，他爱人还有一个月就生孩子了，留下了遗腹子；张启明，68年来矿，69年去世；还有黄大宜……
庞继英是第二批进矿的90名学生之一，当年16岁半，在矿工作整10年，后来当了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对于黄大宜的死，他至今很沉痛：“当年他走之前，给我写了封信，让我五四那天去他家看看。觉得莫名奇妙，心里不踏实，五月三号就去了，正好建功和张宁都在。他俩都收到了信，已经找他两天了。5月7日，大宜尸体从落坡岭水库漂了上来。”建功动情地介绍：“黄大宜49年出生，在110中学上初中，后来报考解放军艺术院校，因为出身问题没考上，上了人大附。我俩文革中相识。他非要到矿上来，我们说他身子骨不行，劝他别来，他不听，还是来了，被分到岩石段。他下井还带着书，毛笔字也写的好，他是一个即有艺术品位，干活又好的人，人很实在。老工人跟他借钱盖房，还他钱时，他还不好意思要。他的钱和粮票经常送给老工人。他心里有了解不开的扣儿，写了八封信，发了以后，就来到落坡岭水库，把两个书包装满石渣，连同自己沉了下去。死后埋在煤矿附近的唐家坟。我母亲去世后，我也将她埋在这里，离大宜的坟很近。”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张宁牵头组织，陈长顺接应，每年清明都来唐家坟扫墓。老的少的，当官的为民的，都给地下的弟兄们鞠个躬，说两句话，供点吃的，写点东西压在那儿。2011年清明，李玲灵柩安放的时候，他在坟前高声朗诵，如泣如诉：天地玄皇，福寿绵长，移土重安，手足情长。侄承父事，同事相帮，祖成殿发，大宜李玲，启明结伴，五人先行。逝者如斯，窑工榜样，清明祭奠，掩土情长……不忘六八，热血一腔，同学情谊，四十余载，情真如初，共度夕阳。”在场人员无不垂泪。这些年，矿工主动给坟墓修路，修整树枝。从国外回来的同学也赶来扫墓。四十年了，对人与岁月的祭奠和追思，成了大家心中一个永久的、共同的念想儿。
马正与王春元的《灵魂21克》
从木城涧煤矿走出来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写了多部以煤矿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小说《盖棺》、《丹凤眼》、《京西有个骚达子》、《太阳石》等，产生很大影响。2007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王春元的小说《灵魂21克》，很快成为畅销书。小说中描写木城涧煤矿生活的片段使门头沟区委宣传部长的彭利锋部长颇感兴趣。询问王春元缘由，作家坦言：“我写作主要是依据前出版局马正局长的亲身经历……”二人同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马正每每侃起煤矿生活，被“听者有心”的王春元写进小说。隆冬，作家和小说原型同游京西故地，追忆往昔，感慨万千。
马正亦是第一批招来的城里学生。他说，到木城涧挖煤，这不是接地气，而是到了有岩浆的地方。想起矿山的日子，总是心潮澎湃。离开这些年，不管干什么，总重复一个梦：下井前急得找不到窑衣箱。掘进，从正400米打到负150米，炮响了，第一个冲进去的总是共产党员和老工人。曾经从一座山开到另一座山。打开出口时，大家脱了衣服，光着屁股欢呼雀跃。由于劳动努力，我妈说我入的是劳动党。1976年毛主席逝世，煤矿工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会。一个出身不好的没让去，在山沟里嚎啕大哭。在天安门广场，工人方阵在最前面，一个矿工晕倒了，说是对毛主席感情深，其实是长期在井下作业，不适应地面的光照和高温。马正的经历感染了王春元，也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因此成为《灵魂21克》里的片段和场景。王春元把马正的经历称为“刀刻的时光”，他说，我好像亲身感受到当年煤矿工人强大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力量，巨大的精神气场和正能量。“很多人的生命是平面的，没有维度。而他们的人生却冲破了天花板。不同凡响。”王春元如是说。我想，大概这就是那个环境和年代里，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在内的生态共同体，所谓的“集体人格”吧。
陈建功说，回忆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王春元说，对过去的事反刍才有味儿；陈长顺说，共同的记忆即使不用提起，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都带有经典的味道。
回忆是追思，也是对以往岁月的开掘。把沉淀、过滤的往事和情思收集起来，串成光彩熠熠的项链。
大家提议：立块碑。为那些人，那些事，那段历史，那座现代工业文明的遗址，那种沉淀成文化的时代精神与人格力量。
竖起一块永恒的丰碑。
（原载《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