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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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
今年初，我先后出版了两本小说集《龙头香》（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和《海棠花开》（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2月）。一些朋友不免好奇，觉得我是报告文学作家，怎么写起小说了？写报告文学与写小说到底有哪些异同？面对朋友们的询问，我觉得有必要作些回答。
其实，朋友们有所不知，我写小说的时间比写报告文学要早得多。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真诚》，发表在广东作协主办的文学杂志《作品》1987年第5期，而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1996年9月才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两者前后相差近十年。这期间，我在《作品》《萌芽》《芳草》《湖南文学》《北方文学》《草原》《北京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先后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尽管现在看来，那些小说不尽成熟，甚至不乏稚嫩，但它们确确实实是我小说创作道路上留下的清晰印记。可后来我怎么又同报告文学结缘呢？其实是工作使然。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当时，《中国青年》知名度颇高，杂志发行量高居全国期刊之首，达到期发数400余万份。作为引领全国青年思潮和文化风尚的刊物，我入职时的《中国青年》编辑部人才济济，大家思维活跃，充满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我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是我视野、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发展和提升的时期。期间，我受组织派遣参加首届中央机关讲师团，赴山西支教一年，返京后先后担任编辑、记者，文化版和社会版主编，采访了大量年轻的人和年轻的事，更多是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阵痛和社会矛盾，当然也包括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普通民众的命运。一个好选题，经过深入采访调查，获得了大量素材，可自己供职的杂志限于容量和篇幅，却往往只能发表数千字的通讯或特写，还有很多采访得到的内容、素材用不上，殊为可惜，而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恰恰能够弥补这种遗憾，于是我萌生了写报告文学的想法，这就有了多部反映中国社会、教育、科技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发表出版，包括2004年出版、2014年修订再版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部报告文学因密切关注时代，被我自认为是较有价值的一部。
尽管如此，此后我并没有继续写作报告文学，究其原因，一是我已于2000年调至《北京文学》任职，主持这本杂志的编辑事务，繁忙的工作使我难有大块时间外出采访调查；二是从文体角度讲，自己更醉心于小说。理由是：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文体，作品的内容必须完全以事实为依据，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来不得半点虚假，除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采访，写作时也只能在自己已经获得的采访素材中闪展腾挪，难免捉襟见肘。相比而言，作为虚构文体，小说可以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有着更大的自由度，也用不着专门抽出大块时间外出采访调查。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并不是说可以胡编乱造。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的源头活水。如果说写作报告文学必须遵从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真实，人、事、物、环境、场景、对话、情节和细节等都必须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小说创作则必须遵循现实生活本质上的真实和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否则小说会失真，让读者觉得虚假。
在我看来，写小说有一个从实到虚，再从虚到实的过程。前者要求作家具备感受生活、发现生活的能力，后者要求作家具备表现生活、重构生活的能力。我写中篇小说《海棠花开》的缘起是听闻身边一对老教授因子女远居国外，身边无人陪伴，看到校园中的职工一家其乐融融，心生羡慕，总是驻足观看。这是实有其事，但如果只停留在感性层面，就难以写出深度。我由此思考什么是幸福？显赫的名声，最贴近本真的亲情与生活，究竟什么更重要？这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但现实生活中兼而有之的人太少了。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我必须通过人物和故事将自己的想法诉诸文学性的语言。在构思故事时，我将时间跨度拉长，将空间聚焦到一座寻常的老北京四合院，探讨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伦理、人生、命运等多方面问题，完成了创作过程的虚实转换。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将它的火焰放大，而所谓火焰就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有价值的素材。
重拾小说创作后，这些年我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龙头香》《海棠花开》《教授的儿子》《阴差阳错》《过程》《买房记》《恍然如梦》等中短篇小说，都先后被一些选刊转载，有的被收入多个版本的优秀小说年选。中篇小说《龙头香》还获得了第二届“《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积累得多了，我陆续出版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三本中短篇小说集。
不止一人问过我：你觉得以前的报告文学写作经历对你的小说有何影响？我曾这样回答：“要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现实生活和百姓命运持之以恒的热切关注。”评论家孟繁华对我的小说创作有个评价：“他的创作延续了报告文学对现实关怀的传统，这种关怀有时未必是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更多的可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
无独有偶，2021年5月，《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对我专访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和非虚构作品一致的是，无论是小说《病房》还是《龙头香》，都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真切的社会关怀，在真实反映社会矛盾的同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视也令人称道。能谈谈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吗？”我这样回答：“你这个提问，让我无意中审视了自己近年的小说创作，发现像《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病房》《龙头香》《海棠花开》等中篇小说，都带有问题意识，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写作报告文学的缘故，可以说与报告文学写作一脉相承。但同时，文学是人学，与报告文学一样，写小说更应该从细微处入手，更多体悟人物的身份与处境，时刻关注并遵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逻辑，尽最大努力挖掘人性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尽可能使小说好看、耐看，读后又能让人久久回味。这是我追求的方向。”
尽管报告文学和小说有各种各样文体和写法上的差异，但在我心中，它们在更高层面上是相通的，它们都需要人性关怀、社会关切以及作家的悲悯之心和真诚的写作态度，这也是我能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之间切换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原发《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