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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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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穆旦诗歌之诗美流向(名家研究) [白童]

近年来,中国文学界掀起了穆旦诗歌的研究热潮,在诸多的研究之中,大多是以其诗的主题内涵和艺术特征为轴心的。本文试图从穆旦诗之诗美流向的角度出发,对穆旦诗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巨大影响作一番美的审视。笔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来作为穆旦诗歌诗美流向研究的切入点。

心灵与感性的对话

穆旦认为:“为了使诗和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感情的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①……”正是在这种目标的指向下,才使得穆旦的诗歌不仅往往放置于矛盾的冲突之中,而且自由地驰骋在社会风云、心灵潮汐之间,着力表现生命或事物在时空中存在的微妙而幽深的姿势。这种由观念、知性、感性构成的心灵与外物的对话,铸成了穆旦诗歌包举一切的胸怀以及意境深幽的诗美和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

“一首诗的魅力在于它始终被精灵占有,这样,任何一个看到它的人都领受到一次暗水的洗礼②”。穆旦不是热衷于浪漫的倾诉和勾描,而是在写景状物之间,悄悄注入深邃优美的情与绪,以客观抒情的方式传递灵魂的震涛,映照大千世界的图像,即总是在谋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中开掘崭新的诗美表现力。如诗人穆旦的《赞美》一诗中这样写道:“……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中的“人民”并没有被美化、或英雄化,而是挣扎耻辱之中,激昂的语调与现实感知结合,让诗行传达出一独特的力量;《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幅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诗中穆旦以一种反抒情的口吻,代之以冷峻的目光,寒风中的北方大地,困惑的夜行人,这一切都隐喻着民族的历史使命,但诗人的情与绪是多思的、冷静的,让深沉的思绪弥漫在无言的空白中;《森林之魅》一诗则是油画般地展开、雕塑般的矗立,既有自然之景,更有深层次地人生感怀。这些诗旨都不在于简单无为地实写客观形象,而是深沉的表达出诗人的哲理思考。

穆旦的诗歌还往往在与客观物象“主体”化相对时,也常常将主观心灵客体化,也就是力争让“观念、知性和感性”达到一种最佳的结合。深挚诚婉的情与绪、明净深刻的人生感悟,穆旦往往不做直接的吐露,而作为客观对象的观照,因情唤景、因意取象,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对应的物态化形象,即总是对自我、现实乃至整个历史、真理的黑暗拷问——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通的人生感悟到隐私情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残缺的我”……在穆旦的诗中,构成了一个核心主题。因此,出现在穆旦想象领域中的物象,往往不仅仅是作为自然物的象征而孤绝地排列,而是让这些自然物成为诗人心境中的一部分,彼此呼应、拥抱,去共同完成诗人心灵的旅程,即既让现实背后的荒谬和生命个体在整个历史中体验到的心灵扭曲得以“剥皮见骨”地展现,又让诗人的“自我”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使复杂、混乱、非理性的因素得到高度涌现。如《出发》,诗中通过以“出发”这一充满动感的概念为诗题,高度地展现出“和平”与“杀戮”,“欢喜”与“可厌”,“人”与“机械”、“野兽”、“新的美”与“失去了的自由”,“希望”与“失望”以至“死”,“善感”与“僵硬”,“个人的哀喜”与“被蔑视、被否定……”通过诸多意象的对立、渗透、纠结、缠绕,跳跃、猛进与突转,造成一种陌生与生涩的奇峻、冷峭而惊异的美,显示出诗人“思维的复杂化、线团化”(郑敏语)。诗中的“出发”不是暂时的情绪,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是诗人不断寻求生存突破时的苦闷和抗争,是主动进攻,是守护心灵不被侵犯的选择。这种情思移植方式,为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寻找到了物化的寄托。生活中有许多意识潜流是无法用口说出的,穆旦却同样以这种情思移植方式给以恰到好处地呈现,如《我》中,为了表现“残缺的我”而这样写道:“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诗人借助客观物象的“大我”再现心灵世界,无疑比直接陈诉含蓄蕴籍,更能增加诗美的张力。

赤诚的情感思辨

“诗人挺立在巨石上/紧蹙双眉/俯视古老的康韦礁/白浪涛涛/两道警示的目光/一袭忧郁的黑袍/(他的胡须和皓发/象一尾流星/射向骚动的云霄)/用巨匠的手/预言家的火/撞击他的竖琴/奏出深沉的烦恼//③”

由英国诗人托马斯·葛雷描绘的18世纪行吟诗人的这首诗歌可见,托马斯·葛雷的艺术观念与穆旦的诗歌世界相映照,隔山隔水,竟然惊人的相通相合。“……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双目合、诗乃得。穆旦用整个心灵去听、去看、去追问,赤诚感受在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历史、文化、民族命运的声音和形象,他生命中最好的诗章几乎都诞生在赤诚的情感思辨之中。

穆旦情感思辨的诗美艺术,还深受里尔克咏物诗的影响。里尔克的以《豹》为标志的咏物诗的特点是:总是在冷静的观察中透出“沉静、静止、雕像的美”。另外,雕塑这门艺术也给了穆旦以重要启示。1945年的《森林之魅》一诗中,穆旦以西方“诗剧体”的形式,展示了一组雕塑般的群像:人—森林—葬歌。诗歌通过抒写森林的恐惧和非“文明性”,把人放置在死亡的背景之上,展现出人所看到的亲临和恐惧、饥饿和绝望。并暗示死亡的恐惧和个体的命运最终是被遗忘。这种“雕塑的无声正因为它凝聚了最强烈的声音,人们只能用眼睛去听④”。这种通过“沉静、静止、雕像的美”的体悟转化为情感思辨的艺术创作,表现了穆旦诗歌“静中见动”的诗美风格。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隐现》)。诗中创造了一个上帝,这个祈祷、追问着的人身上,较多的呈现了诗人影子。诗中,追问这一动作反复出现。追问中没有交响乐的飘忽声,没有婴孩在黑暗中的啼哭声,没有枯叶的喧嚣,没有铜钟的颤音,没有海的喘息,没有莺歌燕语……只有来自现实世界的强烈“隐现”,这些“隐现”更多来自幻觉,是为了表达心灵中的呼唤而展现出来的真正“隐现”;是在寂静里,穆旦正是通过二者辩证的统一,营造了一个寂静而充满追问的世界,一个充满追问却井然有序、凝定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个体生命从一诞生便被“固定”;从一诞生,就渴望突破约束、不断扩充自己,但不断追求却不可得,生活“困难”却找不到“你的一扇门”,“历程”归为虚有,于是希望“祈神”予以拯救;这个世界里,诗人那不断地追问,伸进远方,伸进“主”的辖区;追问中,诗人的情感思辨统治着一片寂静,融解了色彩和线条间的对立,创造出舒展的诗美、浑融的诗美、流动的诗美。

里尔克说:“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的空间”。他还说:“所以你要躲开那些普通的题材,而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形,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⑤”。穆旦正是以纯净的心灵,满怀追问地观照万物,并以艺术家的敏感探索着其中的意蕴。他的追问,他的“用身体来思想”,自由地来往于知性与感性的空间。以不断追问的姿态让情感思辨的触须触摸宇宙间的精神联系;以“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和对“主”一样的虔诚,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真与幻、静与动相对的而又充满情感思辨的完美空间。

丰富多彩的意象天地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呈现”。一首诗要真正进入读者的心中,凭借的常常是“感性呈现”的艺术。穆旦诗歌艺术的核心,便是最大限度地张扬意象艺术。“诗歌既然属于形象思维的产物,首先就须从意境出发⑥”。“诗必须将感情凝结在深沉的意象里⑦。”诗的意象美是高层次的诗美,它是强烈的情感和经验于瞬间凝聚成一个激动人心的画面,在诗里熠熠生辉,即使平淡无奇的思想,也会因为一个鲜活的意象而生动起来。穆旦诗中精美的意象凸显出来,飘逸飞动而永恒晓畅的信息,仿佛是宝蓝天宇中的星群,以银河的姿势彼此呼应,构成厚重而深沉的诗意天空。

唐湜在评价诗人穆旦的诗作时,说他诗中意象凸显出来的往往是“以感官与肉体思想一切”,“是最清醒的意志与最虔诚的灵魂互为表里的凝和……⑧”可见穆旦的意象表达,往往既寄寓情绪,又寄寓思考,是知性烛照的载体。一方面,为寻求厚重的暗示力,他在意象里渗入强劲的主体意识,使其具有更多的理性内涵,如《赞美》等诗;另一方他并不因此而损伤感情的辐射力,如《诗八首》等。他把庞德·艾略特等先师创造的意象理论与节制内隐的中国古诗词理论融合起来,精心铸造,巧妙安排,将深沉复杂的情感体验化为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意象,以意象的叠换体现情绪的流动,而情绪的推进中又体现着睿智的风采。20世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他这期间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其诗歌技艺的精湛——熟练地反讽、象征、戏剧性场景,多声部独白以及拼贴、戏拟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成功地将动乱的历史现实体会和个人精神思考化合成令人惊叹的诗歌想象力,并从中引发出对整个历史、人生的形而上的追问。这些追问,展现了一个个神奇的幻想空间,并在流水般涌过的意象里清晰而真实地呈现出来。——理性挡不住心潮的翻滚,维其节制,情感才具有了更确切的撞击,繁复的意象也不能淹没智慧的礁石,正是在那里,穆旦的诗歌的审美流向找到了寓居的场所。“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各种根本不同的理念的联合”。庞德对“意象”的界定,在穆旦诗歌的审美流向里得到了深度的体现。

穆旦诗中的意象群是一个完整而和谐的有机综合体。他自觉勾通外围的意象艺术与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境说,注重诗歌精神上的连贯性、整体性,意象联袂而至诗美流向的灵魂——向诗旨靠拢,构成引人深思的复合画面。如《我》一诗中,前面两节,通过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时间(“时流”)这个意象,和空间(“子宫”)这个意象,标明了“我”的被锁闭状态:“锁在荒野里”。“我”不断挣扎,仍不能容入历史和人群。后两节通过“部分”和“母亲”的意象,表达了“冲击樊篱的决心,向外诉求和发展的愿望,最终结果却是再一次被锁闭……”。“时流”、“子宫”、“部分”、“母亲”这些意象,在诗人心目中一一涌现,本来在逻辑上毫不相干,但在“更深的绝望”这一贯穿全诗命题的统摄下,却和谐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诗美流向,构成了共同的情思空间,从而推出诗人的体悟:“我”是“残缺”的;“我”被围困在一个锁闭的“荒野”里,“我”等待着拯救,“我”等待着突“围”而出。一首诗中的意象就象一系列放置在不同角度的镜子,当诗美流向推动诗旨呈现的时候,镜子就从各种角度反映出诗旨的各个不同侧面。运用意象强化已确定的诗旨,需要很强的组织生活体验的能力。穆旦诗中的意象,有时是相反气质的并列。如“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万物滋长天明媚/浪子远游思故乡/”和“勃朗宇/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给我绝望后的快乐”(《五月》);有时是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体,从而形成多声部的效果。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有时是“用身体来思想”,使诗美流向在感性与知性的具体结合中,上至化境。如《发现》、《诗》、《诗八首》、《春》等;有时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如《还原作用》、《鼠穴》等……不管哪种情况,穆旦之诗的诗美流向从整体上看都比较连贯,并且互有想象上的参照。“组织意象的原则是意象与诗旨的和谐:意象为诗旨照亮道路并帮助展示它……;而另一方面,诗旨又反过来制约意象的定式⑨”。部分服从整体的意象组织原则暗合了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古典诗美意境。穆旦诗中的意象在精神气质上相互感应,构成了一种浑融的诗歌意境……

意象是从潜意识深处浮上来的东西。“诗始于意象,恰似一江生活之水中的一小滴,结晶为意象⑩”。穆旦总是将他的智慧和情思凝聚成一个个鲜明而生动的意象,无论是由纯粹的灵感而发,抑或是反复推敲而成,全都是那么一股子灵气,以凝定的沉思的追问和风格联辍在一起,沿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残缺的我”等诗美流向集结,给人们的视野里铺开了一片美不胜收的风景。

穆旦的诗歌进入我们的欣赏空间,仿佛是冷静的风穿过多情的季节,保育着青翠的山野。徜徉于物我之间的当代诗人穆旦,才情为篱,为我们创造出了一片奇美的诗园,他的歌声清亮而持久……无论是抒写“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还是抒写“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或者是抒写“残缺的我”……他总是通过“心灵与感性的对话”,通过“赤诚的情感思辨”,和通过“丰富多彩的意象”来为生命塑像。虽然这些雕像充满了痛苦的表情,但它们却都是生命的本真状态。我们欣赏研究这些雕像,是因为它们包容着诗人穆旦最具创造性的生命发现。对于众生而言,单就对生命状态的揭示来看,穆旦的诗是充满悲剧意味的。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穆旦看来,体验生命和创造生命就是在承受苦难,生命本身是一种充满矛盾、冲突、痛苦的存在。当然,对于诗人,如果他只在这一层面上下功夫,他是难以对生命的创造和升华有所建树的,艺术的功用是在发现生命质地的同时,为不完善的生命提供得以完善的方式。在我们欣赏思考穆旦诗歌之余,我们至少还应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矛盾和冲突在现代诗中的内在张力所营造出来的特殊作用;二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生命美的祈祷和渴望。不过,这些都是另外的文章的任务,这里不作赘述。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之穆旦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平主编;2003年8月第一版。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之穆旦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平主编;2003年8月第一版。

3、《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之穆旦篇。主编钱理群,编选钱理群、王凤、贺桂梅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第一版。

☆注释

①出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敦、赵祖谟主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2月第1版,第167页。

②罗勃特·勃莱:《西班牙的跳跃》,见《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第38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托马斯·葛雷(1716——1771)英国诗人,一生只写了十几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墓园挽歌》。

④此语是现代诗人郑敏在80年代《两座雕像》中的创作体悟。

⑤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十封信》第4页,三联书店1994年3月第1版。

⑥出自《辛笛诗稿·自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⑦出自唐湜《飞扬的歌·后记》平原出版社1950年版。

⑧唐湜:《论意象》、《新意象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⑨(英)辛·刘易斯:《意象的定式》,见《意象批评》第96页。

⑩(英)辛·刘易斯:《意象的定式》,见《意象批评》第7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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