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的创作原点初探
作为文学陕军小说方阵中的中坚力量,周瑄璞以当代底层女性的现实性关照及其灵魂出路为其创作背景的系列小说,不仅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呼应,而且是在以烛照的维度,对生民、人生、时代、命运和社会等等的幽密轨迹,进行精神审美式的开掘和追问。
尽管小说家,尤其是中国的小说家们,一直在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仅仅只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小说绝对不能等同于单纯或简单的故事。西方现代的小说家们拼命淡化小说的故事性,但是,他们做得足够糟糕。小说的故事性是被他们如愿削弱了,但是小说作为一种经典文体的普遍价值,亦同样被他们削足适履。
好的传统小说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故事,而是散落在故事叙述言语系统中的灵魂秘意与精神潜局。现代的小说家们不明白这些,所以以现代、后现代、先锋等为噱头的现代小说的式微,肯定是当下文坛的大概率事件。
这其实也与人的喜新厌旧的本性无关,而与现代小说家们对自身所处的时代及其人性催动的新力量,与现代小说家们对自身所处的现代生理境遇与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本因,及其对诸如此类现代人伦因子的无视、潜意识回避或集体陌生,有关。
周瑄璞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显然是对许多现代小说家心知肚明的深层主因主动回避的结果。《日近长安远》是一部具有创作雄心的小说,是一部欲图全景式的反映中国某个时代进程中的小人物的普遍命运的小说。它想给一个时代画像,一个既打着自己多维思考的鲜明的精神标签,也能被这个时代的诸种生成力量欣然接受的标准像。
小说中的这两个最核心的人物罗锦衣与甄宝珠,的确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或象征。她们的各自独立存在,的确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周瑄璞在这部长篇中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时代女性来展开她个人对人生、人性、道德、价值、终极意义等思域的艺术审视,但罗锦衣与甄宝珠这两个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在我个人的文本意义或时代价值判断中,更无限接近于中性。
她们实际上不是时代生民性别界定式的半数存在,而是社会底层生民意义抉择维度上的全部存在。她们人生轨迹或者命运图景的最终构成,其实与她们的性别无关,而是与她们各自博取生命价值或社会尊严的底线持守有关。
从表面上看,她们的命运地位与图存影像,在高考之后或者走出校门之后,因为诸种原因,就有了社会性分野;但实际上,她们都是同属于那个时代或者这个社会的底层。
她们身上所不同的,除了阶层的差异(一个沦为民,一个沦为吏),更多的是她们追求目标及其价值底线的差异。一个遵从大众式的善或者大众意义上的平顺,一个遵从大众式的成功或者大众意义上的荣光。一个敬畏大众底线,化用大众底线,持守大众底线;而另一个,无视大众底线,竭力利用大众秩序的漏洞,甚至公然践踏大众秩序,虽然偶尔也心存愧疚,但基本上信奉追从的只是社会的潜规则或秘密杀器。
甄宝珠的几次人生跳档或者命运变故,都是大众尊严式地追逐,遵从内心的大众秩序,是其底线原点。无论是做民办教师,还是街头摆摊,无论是和丈夫一起承包车位,还是最后成为了时代的空巢持守者之一,即便也受贪图小利或大众式的投机心理,甚至大众潜规则的左右,但基本上还是基于传统伦理之上的中规中矩的生活模式。我们与其说她是某个时代的庸常女性大众形象的典型——那个年代好多女性都是那样熬过自己的一生的,还不如说她是某个社会转型期中所有底层人生活的一个大众缩影。
罗锦衣的多次人生升迁或者平步青云,都可以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肉体或者说是骨气尊严的代价。她那种对权利或者大众荣耀的追求,已经畸形到了极点,以致于她的生理快感都与权利的得与失息息相关。我们与其说她是历史的某个横剖面某种成功女性公认形象的代表,还不如说她是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的畸形追索或异化形象的典型。
尽管周瑄璞在这部长篇的最后,以其最大的创作善意极力表达了某种价值和解或零和博弈的理念,虽然罗锦衣即使是在当下的时代大众的眼里,也依然还是一个成功的并值得引以为傲的典型,但她的的确确完完全全输掉了自己的全部人生,是应该被我们所远离或厌弃的。
《日近长安远》中甄宝珠和罗锦衣各自的命运困境或精神结局,其实都与性别无关,都与时代或制度无关,都与身边都是一些什么人无关。你是花朵,自然引来蜜蜂。她们的喜怒哀乐、盛衰荣辱,其实只与她们各自的精神持守、目标追求以及达成其目标的方法或手段有关。
对任何一位成熟的作家而言,长篇小说最难的,不是故事、人物、情节的架构或编织,而是人文理想与意义伦理的淘洗或去锈。写好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很容易,但让这个故事闪耀着人性与灵魂之光,却非常难。
周瑄璞的这部最初发表于2019年第2期《十月》杂志上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与她以前的许多长篇,比如《人丁》,比如《疑似爱情》,比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比如《多湾》相比,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同类型的长篇小说相比,的确有她带着自己鲜明创作特色的独到与精进之处,的确是中国小说界近些年以来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之一。
这个篇名“日近长安远”,极具意境,深蕴哲思,耐人寻味。“日”和“长安”,到底哪个远,哪个近;“长安”隐喻着什么,“日”又隐喻着什么,是这部长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触思点。
“日近长安远”这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比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多寓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之意。由此典故的本义可见,无论是小说中的罗锦衣,还是甄宝珠,似乎都只是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或者自己人生的失败者,也似乎都不是小说家周瑄璞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小说家周瑄璞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出,也无需知道。从这部《日近长安远》的结局来看,周瑄璞这部长篇的创作初心,并不是想给读者勾勒或树立一个什么理想形象,也并不是要继续苛意突出自己小说创作的女性要素或特质,而只是想通过两个殊途同归的人各自几乎是一生的光阴故事,与这两个故事所勾泛起的时代涟漪,让我们在回视一段历史以及它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同时,也能回视或预判一下我们各自现在的追求以及最终的结局。
任何时代都是一面镜子。任何时代都像《红楼梦》贾瑞手中的“风月宝鉴”一样,有其正面与反面。每一个时代都会孕育好,也孕育坏。绝对没有只孕育好不孕育坏的时代或制度。每一个时代都能孕育巨大的辉煌或成功,关键要看我们自己是什么人,并一味地在追求着什么。每一部小说,无论其短中长,也都一样。
就像这部长篇,无论是“日近长安远”,还是“日远长安近”,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很擅长或者很习惯做一个置身事外者。当晋元帝问晋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时,晋明帝起初说“日远”,那是地理常识,后来又说“长安远”,那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父亲元帝此问的真实用意及其内心深处的至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