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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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禹风中篇小说《克萨维尔、多喜和杰森》为例
弋舟在《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专栏《哪些词语会在物的背后发光》一文中曾这样说：“我无从临场调用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唯有以词语这样一个更深刻更本质的内在经验，重新解释与擦亮世界”。
禹风显然和弋舟的路子不一样，他的这部名为《克萨维尔、多喜和杰森》的中篇小说叙述的动力源恰恰与弋舟相反，他曾在上海做过十余年的城市记者，后又在巴黎留学三年，又在北京工作三年，是名副其实的一名以写作著称的行走者，与当下诗界以行走著称的刘年在某个向度上有诸多共通之处。那种游历感、行走感，在当下全球化视野的背景之下，使他的小说自然而然地带有多维文化和原生态人性的性质，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因为公众人物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体验与思索，虽然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有所减弱，但它的诱惑力还是不容忽视的，毕竟去世界各地随意走走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
《克萨维尔、多喜和杰森》小说叙事的景深，用谢有顺的话来说：“不是通过所谓的时代感、命运感来抓人，甚至不是特别强调讲逻辑严密、悬念迭出的故事，而是通过瞬间、情绪和现在的感受，带有漫游者和观察者即时性的东西”。这种即时性的小说叙事的景深，注定了他的小说在细腻中必然庞杂，在庞杂中自然原汁原味，在原汁原味中自然使人性的本来面目而不是道德和各种地域性的传统执著的规制成为文本闪烁的焦点。
小说以“我”为叙述源核心，以“我”为观察和冷静叙述延宕的原点，自然融入“MBA学院”、“薛萨斯小镇”、“阿搭客超市”等异域地理元素所展示的人性氛围，有序微铸“克萨维尔”（法国籍）、“多喜”（日本籍）、“杰森”（美国籍）、“夏子”（中日混血）、“尼诺”（中国籍三峡库区）、“酷酷”（北京女孩）、“中国香港女生”、“小陈”（中国籍清华）等不同国籍的同学所带来的人文碰撞，背景性地提示了“斯泰利”（特聘美国教授）、“阿瑟”（美国创业专家）、“安东尼奥”（蛮声欧美商学院）、“女院长”等智识领域引领者或管理者所代表的全球视域下的某种价值、追求和衡量基准，为我们较为全面和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各种高级知识分子在海外多维的生活图景。
让“海外多元文化圈”以文学的形制进入中国小说，禹风的这部中篇当然不是首创或先河。最起码在近代钱钟书的《围城》在这一文学创作的领域就带有某种经典的雏形或者气质。所不同的是，时代的背景变了，文学的背景变了，或者说当下的中国已经不是钱钟书笔下当年的中国了。这就意味着在与其他带有国际性的人事境遇碰撞时，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态度、中国思维的被认同度、关注度和期待度就不一样了，中国籍人物在文学场域中的形象肯定也会随之有很大的变化，中国籍人物在以文学的态度处理或者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自己的心态也是大不一样的。尽管自有文字记录开始，人类重要的共识在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从来不是以国家力量或民族力量的形式被广泛认可的。而禹风就在这部中篇中展示了这种文学性的微妙的变化，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之一，就是禹风在用小说展现这种“外在的历史退场”时所表现的那种冷静、自智与清醒。这种旁观且身处其中的全新的全球化人文视野下的文学视角，带给中国小说某种全新的冲击，带给中国读者某种全新的情感体验与智慧轰鸣，带给其他小说创作者某种全新的建构启示与创新冲动，带给民族文化某种全新的灵魂洗礼与精神扶正，带给世界文学某种人性的揭秘或生活美学审视的另一种切入焦点。
这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之二，就是禹风小说里的“人物伸向周围世界的触须”虽然都是庸常生活的一种直视或者切片，虽然这种直视或者切片似乎缺少一些文学的浪漫与美学的奇崛，但它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与国家、不同出身与智识、不同职业与期求、不同精神层次与生命境遇背景的人在自己人生追求或者精神加持过程中的灵魂样态，让我们能在更为广阔的人世景深里感受人性的律动与生民的脉冲。
这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之三，就是禹风小说里的“人物在公共历史与公共环境中与他人真实互动”的横截面，宛如一幅现代风俗水墨，疏密交织间绘制着各自国力增减或者文化影响力沉浮的晴雨表，亦宛如一座琳琅满目高下有序的万国博物馆，色彩缤纷中摇曳着各民族世事沧桑与人情冷暖的招魂幡。虽然现在以国家、民族或现代商业集团为单位彰显各自区位精神影响力或制度优越性的社会的表征从根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但从文学或者小说的角度来着力表现这一融合过程的姿态纷呈或者流变曲折，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有过系列性的文学浇筑或文学关注。
这个世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道也无需纠结。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变化，始终都在以它应有的节奏，逐渐向好的一面有条不紊地旋行。文学，当然包括小说，应该以怎样的新的人文视野和现代质感呈现在当下的人们面前，投射它本来的辽阔，舒展它初始的光芒，禹风可以说是坚持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也值得我们当下的读者驻足或赏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