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说为人民群众立传

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令人感动，更使我无比欣喜。作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情怀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遵循小说典型化创作规律，向读者奉献了富有人民性的高质量作品——长篇小说《西京故事》。

小说《西京故事》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为：“为普通人立传”的创作主旨、为失语状态的底层群体代言的写作姿态，“温柔敦厚+诗意栖居”的人民性审美诗学，家国情怀和普世关怀兼具的人民梦想。

首先，小说《西京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家以人民性为先的创作初衷，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创作理念。由于戏剧《西京故事》创作过程中作家生活储备的丰厚和创作灵感的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彦进而将《西京故事》“侍弄”为长篇小说。于是，由塔云山来到文庙村的罗天福的西京故事，有了小说文本。这个文本聚焦当下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一嘟噜一嘟噜的家庭与社会难题”。尽管这些难题——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二元结构、现代与传统冲突、物质与精神拒斥——都外化为具有先贤思想的罗天福等不为城市接纳、“优等生”罗甲成难以适应城市及大学文化氛围以及两代人剑拔弩张的“父子战争”，但很明显，无论是小说世界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都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人与城的双重救赎。而在解决这些难题时，作者的倾向性如此鲜明：以人民性终裁一切。

作家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种关系不仅成就了小说《西京故事》，而且使小说成为作家人民性的最好注脚。西京故事根植于生活，在类似于塔云山、文艺路、木塔寨、文庙村等中的劳动人民，自觉从这些人的生活、生命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及其他艺术营养，将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思想情趣、文化心理形神兼备地写进小说，以他们创造历史的精神观照小说世界，用他们的典型——罗天福进城打饼供养两个读重点大学的孩子完成学业的感人故事，服务于当下的“个人梦、西京梦、中国梦”。罗天福、童教授、东方雨等艺术形象，也成为小说对现实发言的代表。

《西京故事》以人民性为先还表现为，寄“怜悯和同情”于底层人民，不惜为其“一掬同情之泪”。陈彦作品以人民性为第一考虑、为人民“代言”、为草根鼓与呼，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寻租、社会诚信缺失的焦虑及对社会弱者如赵玉茹、“山寨虎妞”等的深切同情，这种“人民性”的“在场”实在难能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西京故事》的人民性，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实现的。故事中罗甲成是离开山村土地但却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农二代”，他既继承《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冲破传统、争取翻身的改革一代农民子女的锐意进取精神，又浸染当今“农二代”的软弱、彷徨和无奈，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作家对此的刻画细致传神、入木三分。

其次，小说《西京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家陈彦作品文本世界中“温柔敦厚+诗意栖居”的人民诗学理想。《西京故事》整部小说始于塔云山终于塔云山，呈回环式封闭结构。叙事上，第三人称零度叙事，不愠不火，自成一格。人物设置上，以进城打饼过活的罗家为中心，向外自然辐射到罗家房东西门锁一家及文庙村各色人等，延伸到罗家子女读书的大学。小说专注于对底层人民的精细铺陈，不但没有减弱小说的艺术力量，反而更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文字上，沉稳绵密的叙事语言和关中地域色彩浓郁的人物语言交相辉映，形成不显山不露水的老道文笔，但又时有胜景，堆叠成整部作品令人难以逾越和叹为观止的文本景观。表现手法上，劝百讽一，不仅“优等生”罗甲成反叛出走后获得精神重生、好女人赵玉茹让西门锁追悔莫及，而且租房婆郑阳娇、“问题少年”金锁、“富二代”“官二代”们也各个获得人们原谅；凡此，国人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处处可见。

同一切优秀的小说一样，《西京故事》带给我们的不是故事的单一，而是生活本身的丰富、鲜活和纠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