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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博学多才，少有大志，曾自信满满，高歌“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然而一生坎坷，不是被贬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七月二日六十多岁的他又被贬到昌化军，即今天的海南儋州。当时的海南还是蛮荒之地，多“蛮树”“瘴气”，所见无不“山引泪，酒添愁”。而此时的苏轼更加潦倒，以致到了“典衣剩买河源米”的程度。要说迷茫，惆怅，抑郁，扼腕，此时的苏轼应该是最悲情最应如此的一个。然而人生最暗的时刻，也是他最能觉悟，走向大光明的时刻，那光明会穿越千年的暗夜，照亮后现代时代人们的前行之路。
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
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孙。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
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
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新巢语燕还窥砚，旧雨来人不到门。
春水芦根看鹤立，夕阳枫叶见鸦翻。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
自己花甲之年，仍然独栖隔海村，只有在梦中才能与在大陆的儿子相会。在天涯海角度过了多少个日子，已经记忆不清了，海南米贵，只能典卖衣物来买惠州何源海运来的稻米，屈指计算一下，新滤好的酒大概可以用到上元灯节吧！今天恰逢新年人日，又听说朝廷采用了疏导黄河北流的消息，当年的主张虽已应验，也可以看出我如贾让一样智慧，和虞翻一样的忠心吧。但恐怕也会像虞翻一样赦免无望。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的上策就是疏导法引黄河北流，熙宁年间由于黄河泛滥，我就提出坚持这样的主张。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
但是苏轼却不愁，不但不愁，反而旷达自适。他说海南虽是蛮荒之地，却有独特风景。北方的竹子都在竹根竹鞭上生出新的竹子，这里却是从节中生枝，而每枝都如竹竿大，当地人叫做竹孙。新年人日，在北方燕子要到春分前后才到，而这里燕子已经开始筑巢。这些新的发现，多么令人惊奇，发什么愁？旧有不来而燕子常访，怎不令人欣喜。
人生在世，变化无常，漂泊流浪也许是一些人的劫数宿命，但如果如此，就此期期艾艾，岂不会欲断肝肠？但如果换个角度不把家山作本元，则就可以处处为家，“出处同归”，随遇而安，旷达自适。进而如果把它当作家乡去爱还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于是一切释然安然，超迈而悠然。
然而，这种“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的背后，却隐含着他丰富的思想和圆融的能力，折射出他“纷吾有其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完美人生追求。
儒家思想影响。积极入世，不忘初心，一心为民。诗前小序中说“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原来熙宁年间，黄河决堤，当时治河之论，略分两派，一派主张“塞”，让黄河东流；一派主张“疏”，让黄河北流，苏轼坚持后一主张。时隔多年，自己北边蛮荒，年已花甲，北归无望，却还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百姓疾苦，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提笔作诗以记之。可见，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生一以贯之的。
道家思想影响。小序中特别说明，这一天是“人日”，也是具有特别含义的。人日，又称人节。每年农历正月初七是古老的中国传统节日。传说女娲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因此这一天就叫做人日，也就是人类的生日。深受道家影响的苏轼，当然更重视这个从汉代就有到了唐代特别兴盛的节日。因为，苏轼的视野不仅仅是自己一人的生活际遇，而是站在了人类的视角，来思考人与宇宙大自然的关系。宇宙者，天地人，人类应以怎样姿态立于天地之间，使人成为其人与其他六种动物相区别。因此，他要说“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人类会像槟榔竹子一样顺应自然生生不息，“新巢语燕还窥砚”，“春水芦根看鹤立，夕阳枫叶见鸦翻。”人类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与自然相亲，能主动向自然万物学习，与自然万物相融，共建美好家园。
释家思想的影响。“春水芦根看鹤立，夕阳枫叶见鸦翻”不仅指的是早上和晚上的动作行为，但结合尾联的“此生念念随泡影”，以及“芦根”和“枫叶”意象提示，不难看出，作者运用互文的手法，也是指一年的时间，从芦根发芽之初春到枫叶红遍之深秋。这是为什么呢？
诗佛王维晚年有一首著名的诗《过香积寺》，其中有句为“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潭曲和毒龙出自佛教一个典故：在西方一个水潭中，曾有一条毒龙，其性暴急，经常出来伤害人畜。佛门的高僧以无边的佛法制服了毒龙，使它离开了水潭，永不伤人。诗人用此典故，实指毒龙和潭曲实际上都是出于自心之中，自心所感。薄暮空潭曲，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会知道一天的全貌，从春到冬才会知道一年的全貌，因此人之将老才能读懂人生的全貌——此生念念随泡影。佛教中所说的“毒龙”，就是“贪嗔痴”三毒。三毒是人们产生负面情绪的根源，让人们陷入痛苦、烦恼、迷惑。它的危害性很大，小到破坏人际关系，大到产生世界大战。其实，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都是人为制造的。远离了这三毒，我们就能远离烦恼，得到人生的究竟智慧。王维晚年参透了这一佛理，因此用安禅制服了毒龙，到到了恬淡宁静的境界。晚年的苏轼不仅喜欢王维的诗，也同样参悟透了佛理，因此他唱出了震烁古今的名句——莫认家山作本元。这是对传统乡土中国安土重迁思乡情结的颠覆，这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预言，对当下中国大规模城镇化扩张，带来大多数人口背井离乡来说，实在具有后现代性，让我们从迷茫中看到霞光，从焦虑中找到安宁。
苏轼不仅受儒道释的影响，关键是他能把它们融为一炉，融会贯通，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这就是苏轼成为其乐观旷达，超迈豪放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虚怀如谷，善于向底层民众学习。
早在元丰八年六月起知登州，十月，以礼部侍郎召还，十二月到京，与王巩会宴，即席创作了《定风波》。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词前小序云：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莫认家山作本元”，“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脉相承。离家的人呀在天涯，难免会“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在坎坷困顿，焦虑不安中，读一读苏轼的《庚辰岁人日》诗，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心安，进而达到旷达超然。
